温总理慰问抗非英雄

2003年春，南粤大地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个本应洋溢着生命气息的春天，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魔笼罩了。在这场灾难中，广东省人民医院担负起了救治“非典”病人的繁重任务

4月30日下午17时40分，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门诊大厅里，一个全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这里——温家宝总理来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看望奋战在抗非第一线的白衣战士们。

温总理刚在曼谷出席完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肺炎问题特别会议后于当日下午13：30分抵达广州的，他不顾舟车劳顿，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的陪同下考察了学校、社区、建筑工地，随后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看望在岗的医务人员并了解非典防治的情况。

在医院门诊大厅，总理详细了解医院收治非典病人的情况，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受感染。黄华华向总理介绍，这是广东最大的医院，医疗力量是最强的。医院院长林曙光说：“我们医院收治了160多例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例，目前无一例死亡，也无一医护人员被感染。”走上门诊二楼，总理与医生和护士一一握手。他问一位医生：“你救治过非典病人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说：“谢谢你们！”

温总理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看出一个人的毅力，看出一个人的思想。我们的医护人员经过这场特殊的战斗，不仅医术提高了，思想境界也提高了。”

张德江告诉总理：“这段时间仅广州地区就有200多名抗击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申请入党，其中30人被批准火线入党。我刚刚知道，今天下午这个医院就有7人宣誓入党。”

听完张德江书记的话，温家宝总理动情地说：“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我们的医护人员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无私奉献，救死扶伤，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人道主义精神。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就在总理踏上自动扶梯那一刻，人群中有人喊道：“总理保重！”总理向大家抱拳致意：“请大家多保重！”走出医院大门时，总理对依依不舍的医护人员说：“来，咱们合影留念。”

开创南中国最大的心血管病调查基地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广东，由于气候潮湿，经济落后，因此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一直较高，其发病规律及流行病学特点一直不为人所知。时任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的禤湘耀教授高瞻远瞩的看到，心血管病不仅要重治疗，更要重预防。于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他带领团队率先在广东番禺对该地区65万人口开展了大规模的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建立了当时南中国最大的心血管病防治点。而以心血管病流行病及人群防治取得的成就为主要基础，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被世界卫生组织指定为我国首批仅有的3个心血管病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之一，并连续多次再任命至今。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基地不仅区域得以扩大，人口增多，从中所总结出的各种心血管病的流行特点，如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与冠心病等均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各种心血管病著作、科学决策的重要指南，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流行病研究室，则一直承担着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重大科研课题，向国内、国际提供了我国南方人群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的宝贵科研资料，获得了国家、国际同行的认同。

周总理观看外科手术 支持省医发展心血管病事业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1969年9月卫生部军管会在天津召开全国医药卫生战备会议，把针灸麻醉作为全国卫生战线的重要战备任务提出来——如果国家一有战事，针灸麻醉可以在缺乏麻醉药的情况下，减轻伤员一些手术的痛苦。因此，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针灸麻醉的开展工作非常重视。1971年11月26日，时任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同志，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视察工作，两位总理观看的，就是针灸麻醉手术。

当天省医共做了4台针麻手术，两位总理在第3看台，看的是肾盂切开去石术。麻醉师取穴足三里、太冲，电针：频率2Hz，强度，病人可耐受。切口加l％利多卡因5毫升。手术进行25分钟。顺利取出结石，分层缝合切口。在看台上，周总理问身边陪同的省医领导：“病人疼吗？”当时省医的赵副院长回答道：“总理，您看看病人的表情就知道了。”看着病人在针麻下取出结石，面部丝毫看不出痛苦表情，周总理频频点头，连声说“好”！

手术结束，范文同总理问起针麻方法，麻醉科的陈主任如实作了汇报——因为针麻还有镇痛不全的局限，所以还要用少量药物。两位总理对麻醉师实事求是的回答满意的笑了。

其实在那时，周总理还对省医在心血管病领域的治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3年，阿根廷派出由一支由心血管病专家、麻醉师、护士等一行7人组成队伍，在其卫生部部长利欧达的带领下来我国访问。在与周总理谈及我国心血管病事业发展的情况时，利欧达对周总理说，要发展中国的心血管病事业，需要一个“team work”，需要一队人去国外学习交流。于是，周总理推荐阿根廷专家到广州、北京、上海选定交流医院和交流人员。阿根廷到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参观后回到北京，决定邀请广东省人民医院到阿根廷学习心血管病技术，周总理爽快批准。于是，广东省人民医院以罗征祥教授为代表的5名心血管病医生，先后到阿根廷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回国后全面促进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事业的发展。时至今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三大心血管病研究机构之一，在其辉煌的成就背后，周总理的殷切希望和嘱托依然时刻激励着省医的员工奋发向前。

邓颖超 董必武 叶剑英等均与省医结下一段“奇缘”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高干保健对象的名册上，有着一连串响亮的名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董必武等，还有越南主席胡志明、越南总理范文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50多年的岁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妙手济世有目共睹，但与这些国家领导与国际友人在保健工作的过程中结下的“奇缘”就鲜为人知了。

今年年近90岁的李培雄主任是广东省人民医院资深主任，1953年他开始从事高干保健工作，半个世纪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这份事业。在李培雄主任位于东川路的家里，李主任给笔者翻开了他珍藏的精美相册，相册上的黑白相片已经微微发黄，但是一个个省医在为国家领导提供保健过程中的鲜活故事却随着李主任的讲解跃然纸上……

省医的干部保健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在南座三楼的心血管科，四个病房八张床被开辟出来做了干部病房，当时来住的主要是民主人士；1963年，广东省人民医院专门用于高干保健的东病区成立，三层楼100张床位，那时，病人有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泰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有朝鲜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有省市领导、民主党派的领导，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病房”。

在李主任的相册中，有多张与董必武的合影。从1956年到1975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广东省人民医院一直担任着董老的保健任务。1975年，董老发现患有肝癌，李培雄主任与医疗组一起陪伴董老北上治病。在北京医院，李主任就住在董老隔壁的房间，在长达近3个月的保健工作中，李主任与同行们一起竭尽所能救治董老，直到董老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老一辈保健医生的印象中，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都十分的谦虚随和：叶剑英元帅每次做完心电图，都能自己看检查报告，其看心电图的专业程度一点也不比专科医师逊色；邓颖超大姐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30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保健对象。那时，保健医生是不能随便给国家领导拍照的，但是邓大姐却给身边酷爱摄影的保健医生开了次“绿灯”，那一次，李培雄主任用自己的相机拍了很多与邓大姐的合影，这次珍贵的相片一直保存至今；而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11月来到广州，不仅在白云山上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保健医生欣然合影，晚上还邀请当时担任他保健医生的省医专家一起在其住所看电影……

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院名寄厚望

解放初期，我国开国元勋叶剑英元帅曾在广州工作和生活过，南粤大地留下了叶帅的身影和深情，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叶帅也与广东省人民医院结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情缘——他亲自为广东省人民医院题写了院名，表达了他对这家医院殷切的期望和厚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叶帅亲笔题写的院名依然挂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大门口，“广东省人民医院”这个金字招牌也已经深深扎根在南粤人民的心中。

那是1949年10月21日，叶参座（当时大家都尊称叶帅为“参座”）从赣州到达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州市，接着，叶参座先后担任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全面领导华南建设。当时的广州，在国民党多年的统治下，百业萧条，满目疮痍，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

当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的是李得奇同志，他在延安工作时是一名口腔科医生，解放后来到广东，担负起了广东省医疗卫生建设的重任。1951年的某一天，李得奇同志在来广州市政府向叶参座汇报研究工作时提出，希望叶参座为解放军接管后的广州中央医院题写新院名——广东省人民医院。当时，广州已经顺利实现城市接管，正是百废俱兴之时，叶参座与身边的同事们正全力投入新广州的建设之中。医疗卫生关系国计民生，当然更是工作的重点，建设一家人民医院为人民健康服务更是叶帅的心愿，于是面对李得奇同志的请求，叶参座欣然同意。

于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一张两尺见方的宣纸上，叶参座用毛笔写下了“广东省人民医院”七个苍劲的大字。叶参座把写好的新院名交给当时朱光同志得秘书李祯荪同志，由他转交给了李得奇。

不久之后，叶帅题写的新院名就挂在了惠福西路省医的大门上，后来又挂到了东川路省医的大门口，在百废俱兴的解放初期，这个院名带着叶帅的殷殷厚望，激励着省医的职工奋发图强……

2006年12月18日，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六十华诞的大喜日子里，广东省人民医院将叶帅题写的院名装饰一新，这个带有叶帅落款的院名在羊城冬日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带着叶帅的殷切厚望和嘱托，这个金字招牌又将在新的征途中，伴随着广东省人民医院再创辉煌！

解放时偷偷在医院骑楼上空挂上了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叶剑英元帅率部队迅速南下，10月14日，部队攻占了广州。10月15日凌晨，坐落在惠福西路的广州中央医院门诊部二楼骑楼的上空，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起来——这是广州城最早出现的旗帜之一，因此吸引了众多新奇的目光，她就如同一团火，凝聚了众多人的斗志、热血、爱和梦想！

当时省医全院上下，没有人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位省医人挂上去的，十几天过去了，仍然不见人将她降下来，至于挂国旗的人，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就是这面红旗，一直挂在医院门诊部的上空，激励着省医人一直向前！

钟南山父亲拒绝潜逃命令 留任院长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档案室的档案里，我们发现一份已经发黄的档案——《1950年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这是1950年7月15日，当时的广州中央医院院长钟世藩向军管会移交财产的清册。知道这移交背后的历史的人，在这本册子面前都会肃然起敬，那是因为这本发黄的册子明证了钟世藩院长的拳拳爱国爱院情怀！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卫生部长来到广州，命令当时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的钟世藩携带医院的巨额资金，连夜全家撤往台湾。钟院长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充满热爱，毅然拒绝了卫生部的命令，全家留在广州。在1950年，将医院物资一一清点，移交给继任院长陈汝棠。

在这本长达410页的移交清册里，记载了钟世藩院长当时移交的全部内容：既包括文书、信件、图书，也包括房屋、药品、医疗与生活器材、建筑材料等等。

钟世藩是当今我国赫赫有名的呼吸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的父亲，1948年9月，他成为当时广州中央医院第二任院长。在钟南山院士所著的《钟南山传》里，也清晰地记录了这个历史故事。父亲当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风格如今依然影响着钟南山院士，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省医人。

省医：解放前名医汇集

翻开省医的院志，在开篇语中有这么一句话——“广东省人民医院创建于1946年，其前身是广州中央医院。”虽是短短一句话，背后却蕴含着几多动人故事……

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在抗战的后方建设了三家中央医院——重庆中央医院、贵阳中央医院和兰州中央医院，直属国民政府的中央卫生部。日本投降后，重庆中央医院搬回了南京，改名为南京中央医院，解放后更名为南京军区总医院；兰州中央医院迁去了天津，当时叫天津中央医院，后来更名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中央医院1946年则迁到了广州，贵州中央医院的一些医疗器械和物资，加上当时广州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一栋两层三进的铁皮房，就构成了当时广州中央医院的雏形，这也就是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

当时的广州中央医院，可谓是名家聚集，著名公共卫生学专家李廷安担任院长、副院长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儿科专家钟世藩和美国西北大学医学博士、骨科专家游维义，内科主任是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胡启勋教授、第二任外科主任是卢冠全教授，岭南大学著名内科教授陈国桢、中山医学院内科教授吴道钧等也是中央医院的兼职教授……在此期间北京协和医院毕业的医学博士有近十人之多在医院任职或者带教，当时的医院还是岭南大学的教学医院。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省医的李培雄、陈之白两位老主任记忆犹新，在他们的记忆中，当时医院的病历几乎都是采用英语书写，在查房的时候，专家们都用英语问问题，而年轻的住院医师们，能用英语回答的，则一定要用英语回答。

在当时，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都是24小时住院负责制，管理异常严格。每年对医生都进行考核，合格的才发给聘书，不合格或不称职的就解聘。这些严格的制度为以后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接管了广州中央医院，1951年广州中央医院更名为广东省人民医院，1953年省医就成立了胸外科，1954年又成立骨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以及麻醉科，1954年就能开展心脏血管手术、肿瘤切除术、输尿管移植术、角膜移植术、内耳开窗术、外耳成形术等高难度手术，这些医疗成就在当时的华南地区都是可圈可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