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井泉：应当研究改革完善新药的价格形成机制

应当研究改革完善新药的价格形成机制，允许医院自主采购批准上市的新药，不受医院用药目录的限制。  

分析：虽然医保部门也较早提出了新药价格形成机制，但在实际运行时，传统上一般由若干医院与药企最先形成交易。积极意义是：在具体场景发挥时不我待。某种意义上，医院与药企最先形成交易，是为医保部门认知并介入新药价格形成，先打了一个前站。  

在很多国家，新药批准上市的第二天，医生就可以开出新药的处方供患者购买和使用。允许企业与医疗机构协商确定新药价格。新药定价是一个极其重要且敏感的问题，对这类风险极大、需要不断探索试错的决策，应当由企业自主决定。  

分析：医保部门在新药价格形成机制上，有很多时候不打第一枪。第一枪听了有多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药企谈价格的子弹会拐弯，兜兜转转，好巧不巧会直扑奔医保部门这里。进或者不进？双方都有一定底线与策略精算，有耐心。  

允许各地医保部门根据医保资金承受能力自主制定新药支付标准，不受固定报销比例的限制。医保资金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毫无限制地支付新药的高价。  

分析：应该要受固定报销比例的限制。待遇碎片化很难办，涉及到伦理公平和管理效率。但是，不排除分设有限个报销比例的区分，比如按疾病大类、按人群年龄、按等级医院等。不建议各统筹区进一步发展有差异的待遇政策，可能诱发更不平衡不充分。“不受固定报销比例的限制”真实想法可能是对新药高价采取较低报销比例，从笔者观点，这是可以批判的一个设计。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最极端地，医保为新药高价设计10%、20%的报销比例，能解决患者用药筹资问题么？医保是医保还是变成了商保？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商保，是不是这样？  

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现在推行的“惠民保”、大病保险、健康险等商业医疗保险，对保障患者治疗疾病需要，促进公众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析：惠民保、大病保险、健康险等，这些工具毛毛碎碎，力量分散。常常没有形成战略购买，高效率高质量何来？乐观地看，要素价格的数据和信息是公开的，共享的效率高门槛低。医药医疗网络是面向市场，而非面向垄断。医保具有最大市场，医改综合质量和效率提高是最大希望。  

要继续完善仿制药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确保中标产品销售有利润，经营可持续。要抑制恶性竞争，保证中标药品质量和供应。  

分析：确保中标产品销售有利润，辩证看，放在不同长短的财务周期、经营周期来看待，折算打平的售价就有不同。关键要有一套自圆其说的商业信心和逻辑来自证，甚至有时不需要他证。完善仿制药集采确实还有可为空间。比如：集采政策一定要为行业、企业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期销量模型，集采预测能有多少销量，不能沦为画饼，最后又饿坏了企业。医疗机构、药店报量，要逐步有些配套责任，严肃严格。如果具体到单品上，实际变化浮动不可避免，则要为集采产品的总量统筹使用探索机制。集采资金专户如果当期不能完成，可能结存到下期，甚至变更到其他集采产品或符合挂网价格联动的其他产品。抑制恶性竞争，且不伤害企业正当采取价格竞争的权利。适时出现合理的较低价格，也利于阻断重复竞争。  

感谢毕井泉老师对本文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