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医药分开”②：新“三医联动”医药怎么去“动”？

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家顶层设计开始加快促进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标志着由互联网医疗而触发的新“三医联动”（即医生、医院、医药联动）机制低调形成，相对高调的“医保、医疗、医药”联动而言，新“三医联动”似乎更侧重于探索与实效。

2017年底，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攻坚克难，勇趟改革“深水区”。全国所有公立医院已全部开展综合改革，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紧接着，2018年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实行多部门联动，从生产、流通、原料进口等各方面综合施策，切实把药品价格降下来。也许，像印度那样在药物方面是开放“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让各药店有大量的价廉物美的仿制药随处可见也许又是另外一种可能政策举措。

“要先紧盯住患者最为急需的有效的几种抗癌药品，把价格降下来，让患者及家属对急需的进口抗癌药价格降低有切实感受！”这几句看似普通，又充满急切和感情的话语，似乎透漏出来最高决策层对于新一轮药品改革的一种态度和抉择：不求高大上，不求大而全，以患者最为急需的药品为切入点，先把价格降下来，然后再“病去如抽丝”，一件事一件事去做成功！

决策层面对药品改革务实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个关系到医改成功与否领域的复杂程度，也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在没有成熟和成功的案例时候，更依赖于解决“最为急需”的问题，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点难点问题上来，集中力量打攻坚战，激发制度活力，激活基层经验，激励干部作为，扎扎实实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

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和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的在总结推广杭州互联网法院试点经验基础上，在北京、广州增设互联网法院，似乎又透漏出一个重大的改革信号——“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

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指出，“要激发制度活力，敢于突破，主动作为，在优化资源配置上下功夫，用制度来盘活资源、提高效能。要激活基层经验，对率先突破、取得经验的，及时拿到面上来研究论证，条件成熟的要及时推广。”似乎宣示着一种方法论，对于任何改革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医联动”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由互联网医疗而触发的新“三医联动”同样离不开“医药分开”的大课题，如果“医保、医疗、医药”联动侧重于体制上的变革，随着国家新一轮机构改革，特别是新组建的医疗保障局的成立，标志着改革由外部治理到内部要素的“量变到质变”过程。而“医药”改革从集中招标、零差率销售、“两票制”的“三板斧”走到了“线上线下（O2O）”、“企业对患者（B2C）”、“医生对患者（D2D）”的平台化时代。

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运用、快速迭代，也正在快速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变革，而多种模式的互联网医疗兴起又在逐渐推动传统医疗的破局、立新。平台化变革已经成为新“三医联动”的大趋势，互联网医院、医生集团、医药物联网将成为新“三医联动”的标志性改革产物，因为患者的医养健康需求链条决定了覆盖最初的疾病预防到中期的诊断、医生提供治疗，一直到诊后的用药依从性乃至康复护理的全周期全过程服务。

在互联网和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供给侧改革是侧重于B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B端其组织性和利益性形成“流量洼地”，资本往往流向最直接的“洼地效应”，但是从实践来看，高度的信息化和互联网+医疗的“风投”不仅仅没有产生流量，让各路资本和医疗从业者进退两难。原因很简单，B端的流量是虚拟存在的，B端自身不能直接产生流量，它更多是一个平台，真正的流量都是来源于C端，即：患者。

 “医药分开”之路，何去何从？任重而道远？还是杀出一条“血路”？也许像阿里巴巴、淘宝、京东的成功案例一样，平台化变革会重构医药供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