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眼睛与孩子的选择 | 树兰医学奖获奖人群像

文/王方怡

“感谢树兰基金把医学奖发给一个做纯基础研究的。”

2018年1月26日晚，杨茂君在朋友圈写下这句话。当天，他凭借在呼吸链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第四届树兰医学青年奖。

作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茂君在领奖当天穿了一身休闲装。对比身着正装的其他获奖者，他还自我调侃“拿到奖金要去买套西装”。

实际上，杨茂君一年四季都是这身打扮。“一款裤子我一次买十几条，一双鞋我一年365天的穿。”他边说边从办公室的沙发上和衣柜里扒出2条一模一样未拆封的水洗蓝牛仔裤。

看这架势，他大概不会给自己买西装，甚至大有可能穿着牛仔裤去领诺贝尔奖。

十年内问鼎诺贝尔奖，是杨茂君的下一个阶段性目标。

树兰医学青年奖获奖人合影 

左起第四位为杨茂君

目标：人类的发展

“让人活得更长、更好、更健康”，是杨茂君的追求。他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基础研究，能够增加他人福祉，促进人类进步。“人活过一世，总得为这个世界留点什么。”

本届树兰医学奖共有11名获奖人，其中2名获树兰医学奖，9名获树兰医学青年奖。他们大都同杨茂君一样，试图从各个方面改善人类健康。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卜军关注冠心病急性事件链的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免疫学研究所副所长、生命科学联合中心PI祁海选择研究体液免疫应答的调节机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深入探究人类衰老机理并着眼于衰老主动预防，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教授田梅聚焦分子影像与脑科学交叉领域的共性关键问题，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教授、药剂学系主任孙逊致力于寻找更优的疫苗载体，陆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系全军复合伤研究所副所长王军平围绕放射损伤骨髓造血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与防治开展研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研究员杨仕贵专注于传染病防控研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免疫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万里则以B淋巴细胞活化和功能的研究为己任。 

在这之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有勇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下称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周琪一样，因为看到了干细胞在人类医疗健康领域的巨大前景，便毅然更改研究方向，放弃原本在细胞核移植领域的多年积淀，投身到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和应用领域。

“在科研的道路上，抛弃旧世界和开创新世界一样重要。”周琪说，他随时做好心理准备，告别那些虽已倾注多年心血、却终将落后于时代的研究工作。“要始终让自己的工作瞄准国家最需要的方向。”

在这之中，也有科学家如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下称瑞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所长宁光一样，出身临床，不忘科研。

宁光坚定地认为，临床医生进行科研创新，能显著提高临床服务水平，但需要与专业的研究人员协同作战。为此，他逐渐将瑞金医院内分泌科和研究所融合为有机整体，在内分泌科建立起临床和研究相互结合的转化医学体系。

彼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曾以“乒乓球”原则比喻该体系，即临床医师将临床的难点提交给基础研究者，基础研究者将找出的答案反馈到临床以解决实际问题。整个团队以高超的技艺打了无数回合的“乒乓球”，不但提高了临床医学水平，而且使基础研究也更贴近临床，逐渐形成瑞金医院内分泌科的自身特色。 

方向：科学家的眼睛

“科学家应着眼未来”，是杨茂君一直重复的一句话。

杨茂君对健康界表示，用通俗的话来说，呼吸链研究就是解决“人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呼吸”的问题。他认为，人类早晚要进行星球移民，如果能够通过研究让人类不吃饭不呼吸、或少吃饭少呼吸，就能够为人类的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性。

为了打通人类的未来路径，科学家势必须要看得远、走得快。

在田梅看来，100年之后，分子影像将成为医疗事业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分子影像可以帮助我们及早地预测、预防和治疗，特别是在精准医疗和脑科学中，分子影像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在该领域积极从事科研工作近20年，促进了我国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的跨越和进步。

除了在国际热门领域彰显中国队的风采外，身为“未来使者”，科学家还需勇闯“无人区”。

周琪认为，如果科研规划本身就是跟踪性、模仿性的，科技成果就不可能产生重大创新。在选择了干细胞这一全新领域后，周琪一干就是十多年。他表示，“在干细胞和再生领域，我们前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复制，要在一个完全没有路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路，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去引领世界的科学方向与技术潮流。”

祁海的观点与周琪异曲同工。他认为，好的科学家一定是“标新立异”的，“好奇心驱使你从和别人不一样的角度去问一个问题，进而可能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而后或许你能在前无古人的地方开辟新的道路，引导更多的人走上那条道路去问他们自己的问题”。

与科学家的科研逻辑不同，临床医生的科研需求从临床出发。

宁光在1994年博士毕业后，留在瑞金医院内分泌科工作。出身医学世家的他，原本只求做一名谦和、实在、值得信赖的医师。但在临床实践中，他遇到了许多问题，不仅有难以确诊的罕见疾病，也有不尽人意的难治之症。若想解决这些临床问题，就必须探究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法，这便是宁光最初从事临床基础研究的动力。

卜军团队的全部成员，都是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心血管医生。他们从临床视角出发，在急性心梗事件链领域取得了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实际上，临床医生的角色为其提供了更多科研素材。例如，围绕冠脉易损斑块活体诊难点，卜军团队检测了2294个心脏猝死尸检冠脉标本，发现了致心梗猝死的易损斑块病理学与影像学的新特征，提出一种新型冠脉影像学的斑块性质分类标准。

而进行任何创新，都是为了落地到实际应用。宁光团队发明的便携式GnRH脉冲泵，已获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并在全国五十余家医院推广应用，造福那些由特发性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引起的不孕不育患者。

勤奋：冷板凳的考验

“科研需要严谨，成功没有捷径”，是王军平的导师——陆军军医大学全军复合伤研究所名誉所长粟永平经常说的话。

不论寒冬腊月，还是酷暑高温，也不分工作日或节假日，只要在家，王军平就坚持晚上8点在书房阅读文献、分析实验结果、思考实验方案、修改学生论文，一直到深夜。

“科研是需要花时间来做、来思考的，只要你付出，就肯定有收获。”王军平经常这样跟学生讲。

勤奋是成功者们的共同特点，而科研工作者尤甚。杨茂君对健康界说，科研工作与其他工种不同，需要连续性投入。

“科研人员还要坐得住冷板凳”，杨茂君表示，国家和社会不会亏待任何有贡献的人，在获得研究成果之前不要考虑工资和待遇。

在本届11位获奖人中，周琪可能是坐“冷板凳”最多的一位。实际上，他曾很多次以极为严谨的态度主动放弃一些论文的发表，即便是在最需要科研成果支撑实验室生存的时候。因为“发表一篇论文很容易，要抹掉它就不可能了。不管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误，都会是科研生涯中不可磨灭的污点”。

除了热情求索，科学研究亦需要冷静隐忍的等待。不是每一项工作都一定得到回报，也不是每一次成果都必定能顺利发表。

在一篇对周琪的专访文章中，作者牟枭勇曾这样形容周琪——“走过寂寞的低谷，只为抵达更需要科学突破的方向。”

与专职科研人员不同，从事繁忙临床工作的医生们，沉下心做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宁光表示，自己白天的时间大部分会分配给医院和患者，晚上的时间才能分配给实验室和文献。“科研的时间是挤出来的，挤出时间从事临床研究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在个人时间分配之外，宁光还在考虑团队成员的精力分配。在瑞金医院内分泌科，团队成员多被区分培养，有成为以临床为主兼顾临床研究的研究型医师，有以研究为主兼顾临床工作的临床型科学家，也有全身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科学家。宁光还精心为团队配备兼职的统计学家和技术人员，继而以亚学科为单位，形成以研究型医师为领导的临床型科学家、基础研究科学家、统计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临床研究小组。 

教学：精神的传承

正如树兰医学奖的设立旨在“扶植新秀、奖掖群贤”，每一名获奖人亦在教学育人之路奉献力量。

在从医、科研这条道路上，向来都是师带徒、徒再当师，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才造就了中国的医学科学发展史。

上世纪90年代，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的内分泌专业经历了人才的青黄不接和新技术的匮乏。陈家伦、许曼音等教授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们，将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生代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台前。

受益于此的宁光迅速成长起来，他于2002年成为瑞金内分泌学科的掌门人，并像他的老师们一样，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和团队成员们。

分子影像仍是一门较为新颖和前沿的学科。为助力该领域积累人才队伍，田梅在浙江大学医学部承担着五年制、七年制、八年制、留学生、硕士班、博士班的教学任务。其博士生吴爽这样评价田梅，“田老师上课既有专业基本知识原理的讲解，又有临床应用的实例介绍，更有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专业是多么的重要和有意义”。在田梅的引领和感召下，核医学分子影像正成为浙江大学医学部报考和就业的一个热门专业。

孙逊曾表示，非常感谢博士生导师张志荣教授，“在我遇到困难时，总是不断给我鼓励，让我继续前行”。如今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孙逊也总是给予学生更多的帮助、鼓励和引导。

不过培养学生并非易事。

2003年到2007年，是周琪入职中科院动物所的第一个5年。在这期间，他的实验室几乎没有任何成果产出，学生和工作人员不愿意尝试新东西，缺乏合作精神。“如何在一个相对浮躁的大环境下保持平和心态、践行创新精神”，是周琪当时遇到的最大挑战。

于是，他规定所有的学生在进入实验室的前半年不许参与任何课题，只能做两件事：研读经典书籍和文献，练好实验技术。因为他坚信，“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扎实的技能，就不能开始做项目，即使做出来了结果也不可信”。

做出这样的决定，让周琪承受巨大压力。彼时，国内科研评价体系非常看重论文产出，每一个影响因子都能转化为丰厚的绩效奖励。不过，事实证明，周琪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对学生进行的启发式教育，使学生尽管看上去成果较少，却拥有丰富的想法和可实践的能力。

这种人才培养观与其科研观显然一脉相承，“中国的科研创新需要的是忘记小我、实现大我、创新为民、敢为人先、有情怀的科学家。没有家国情怀、没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家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到需要长期坚忍，可能会失败、可能没有功名和回报的创新过程；一个没有情怀、没有精神、没有信仰的群体，根本无法胜任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精神传承中，历史的车轮徐徐转动。

机制：科学家的创造力 

一名科研人员的第一桶金来自哪里？对于宁光而言，这个答案是“杰青基金”。

彼时，带着临床的疑点和难点，宁光从临床博士论文中获得灵感，提出「糖基化终末产物在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中的作用」的科学问题，并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回忆当年，宁光说，“我亲身体会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助力青年人在科学研究上更快更好地起步。”

但在祁海看来，目前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基础研究就是这样，你没办法准确判断一项研究未来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产生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所以，支持科研的‘网’要铺得更广一些”。

诚然，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每一项研究都能成功，国家和社会是否能承担起研究失败的风险，既是广大科研人员的底气，亦影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只要支持科研的‘网’里最终有几项能真正改善人类生活，那么支持那些当下看起来不‘成功’研究的代价可能就微不足道了。”祁海说。

另外，杨茂君建议改革考核制度。在他看来，当一名研究人员拿到一笔科研基金后，如果三天两头就需要接受考核，则无法真正地思考问题。

这一点正如周琪所言，“按照论文指数、考核指标、经费预算的设计可以完成科研流程，但不能保证科研创新”，需要给予科学家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支撑。

周琪曾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文章《建设生命健康科技强国的路径思考》。文章提出， “科技管理应该以能够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能够鼓励每个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创造力，完成使命为宗旨，对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重点考核不应僵化地以论文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考核他们解决实际需求，解决瓶颈问题，解决关键技术障碍的完成情况；对成果的考核也不应该以奖励的级别、专利的数量为主体，而应该以成果的转化效率和最终收益为主要的评价指标和依据；对技术支撑人员应该以服务的质量和任务完成的数量作为考核的指标。”

周琪一方面强调，科学研究应该考虑国计民生，应该符合人民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应该促进和推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支撑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也强调创新是人的心智投入的创造过程，不是按图索骥、照方抓药，在科学创新的路径设计中，应充分激发不同类型人员，尤其是领军科学家的创造力。

“能够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伟业中大展宏图、在科技无人区里面冲锋陷阵的主体，必定是那些怀着赤诚报国热情，怀着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把个人的发展和祖国的发展伟业融为一体的科学家。”周琪认为，应减少对科学家创造力的束缚，支持他们投身于创新的发展实践。

科研工作者的呼吁正是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所在。2017年6月22日，周琪同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潘云鹤、潘建伟一道，来到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相关领导讲解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总体态势。汇报完毕后，李克强表示，只要体制机制创新力量得到充分发挥，比国家投入几亿或几十亿效果大得多。“不能老是觉得买设备、买试剂时才要花钱，其实人的智力才是最大价值所在，必须要给科研人员相应的报酬！这就必须下大决心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制度创新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环境：孩子的选择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是，时代变了，环境也变了。

在杨茂君小的时候，同学们的理想都是当科学家、飞行员或工程师……而现在的孩子更多是想要当明星、网红、挣钱……整个社会的风气和价值导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变化从何而来？”杨茂君自问自答，“一个明星、网红的出场费高达几十万，但是请一位科学领域的牛人做一场报告，市场价位是多少？大家又能给出多少？”

周琪亦有同样的看法，他曾写道，“创新的最核心要素是人，要逐步在社会中形成一个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和环境。”

而说到如何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杨茂君坦言，答案还是归于提高科研人员待遇，让科研人员衣食无忧，并能做到以科研为乐。

他说，回望民国时期，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是20银元/月，而教授的工资则可达到300银元/月。高额的薪水既能让教授安心治学，而且有利于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

但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很难全身心地把心思放到科研上，更不用说去考虑一些真正对人类发展有意义的事情。

不仅如此，杨茂君还认为，当前国内的科研创新环境过于复杂，年轻人除了缺钱，还缺人脉，这些都是已经成功或接近成功的前行者需要为后辈们考虑的。

或许正因如此，杨茂君在朋友圈还写下这样一段话：

望中国的大科学家们能够像郑树森、李兰娟院士学习，树蕙滋兰竞芳菲，仁心仁术筑健康，继续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才俊，为祖国健康事业而奋斗。

关于树兰医学奖：

2012年5月25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树森·兰娟院士人才基金（下称树兰基金）成立，并于2013年开始举办树兰医学奖评审活动。

该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共评选产生侯云德院士、曹雪涛院士、饶子和院士、王红阳院士、贺福初院士、高福院士等6位树兰医学奖获奖者，30位树兰医学青年奖获奖者，54位树兰医学奖提名人奖获奖者。获奖者皆为国家医学领域的院士大家、医学翘楚和青年俊秀。

第四届树兰医学奖于2018年1月26日在北京举行颁奖大会，其提名工作得到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药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等12个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关心和参与；75位两院院士、60名学会（协会）主任委员（会长）积极提名；经过形式审查和有关工作程序，共计产生85位树兰医学奖被提名人，其中有18位树兰医学奖被提名人、67位树兰医学青年奖被提名人。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专科医学事业的发展，树兰基金还于2015年顺利通过章程，增设“树兰卓越医学人才培养工程”，致力于临床医学领域专科人才的培养与奖励，支持进修、培训、国际交流及各类相关学术活动。

历时一年多的筹备，2017年树兰卓越工程将重点资助肝移植青年人才海外研修支持计划，支持优秀青年临床医师在国际知名移植中心研修深造。这标志着树兰基金关心临床一线青年医生，注重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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