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逸曜吕良忠：我们在为中国的药品福利管理积极做准备

作为医改核心痛点之一，用药合理性的评估至今仍然处于非常尴尬的阶段。谈到合理用药，似乎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医生手中的那支笔上。甚至还有人说：管住了医生的处方权，就管住了用药问题。

事实是这样吗？显然，吕良忠不这么认为。

吕良忠是杭州逸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知识官，公司开发的医院合理用药系统iPharmacare已经覆盖3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并在近期获得上亿元的投资；他也曾经是浙江省某三甲医院主任药师、博士、药学部主任，在那里工作了26年。

2016年，吕良忠带着对用药合理性评价的思考，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医疗系统。在他看来，现在的临床用药管理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也是吕良忠和逸曜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走出体制 寻找实现药师价值的方式

医生和药师，在大部分医院里似乎都没有什么交集，医生开处方，药师的工作就是发药。这在吕良忠看来非常得不合理，“如果药师不能发声，谁来对用药进行评价？医生和药师在医疗中的作用和定位不同，医生关注于诊断和选择对患者恰当的治疗方案并对此负责，药师对处方用药的合理性承担义务和责任。”

吕良忠虽然一直都考虑药师如何发挥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要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就是评价标准。直到遇到逸曜的iPharmacare系统，以药师为主体的用药合理性评价体系才得以建立。

“药师对用药的评价标准主要就是说明书。评估的结果也不和医生交流，医院管理者根据评价结果对医生进行奖惩。这样一来效果并不好，医生不理解药师，觉得药师不懂医疗。”

药师对医生的用药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要和医生去交流，相互理解发现问题，再促进管理——这样的流程在吕良忠的努力下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想要实现这一流程，一个最基本的工具就是合理的用药评价系统。

吕良忠觉得，如果只是按照药品说明书去做评价，肯定是不够的，这时候就需要更多的评价依据。评价依据多了以后要面对一个问题，该如何确定标准？不同的标准之间有冲突又该怎么解决？“要解决冲突，就需要有一个工具可以对不同医院的标准进行比较研究，完善知识体系，慢慢逼近合理性评价的真实标准。”

这个工具，就是iPharmacare。

iPharmacare实现了吕良忠希望让药师成为用药评估主力军的愿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医院想要制定自己的规则，现有市场其它的软件都做不了这件事。厂家去修改的话涉及到成本问题和效率问题。iPharmacare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师编程”。药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和每家医院不同的情况，很方便地制定自己的用药规则，并且管理规则。

当然，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iPharmacare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吸纳每家医院临床对标准规则的修订、通过分析整理，然后分享给其它医院使用。

吕良忠表示，公司里有资深的临床药师团队，他们可以通过上述的过程，完成用药评价知识结构的建立。一方面是医院里的药师可以“编程”制定自己的用药规则；另一方面是公司的药师团队可以对各家医院的修订规则再进行评价。这两个方面结合，药师真正实现了在药品合理性评价中的价值。

粗放指标VS精细化标准

吕良忠和逸曜团队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一个接近真实的用药合理性评价标准。这件事对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

从时下最热门的医药分开和药占比的问题来说，现在一家医院的药占比几乎成了评价院长管理能力的标准。但作为一个资深的临床药师，同样也作为中国医疗体制的一名思考者，吕良忠对于药占比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规定药占比不能超过多少，制定这个标准的基础在哪里？现在规定的药占比只是一个指标性的标准，统计的基础也不明确。只是参考美国的标准，觉得之前的药占比太高，就确定了现在的药占比，所以制定这个标准的方法学有问题。”

另外还有医保支付的标准，吕良忠认为目前医保部门控制医疗成本的方式还处于一个简单粗暴的阶段。例如“医保费用零增长”这样的目标，制定目标的用意是为了控制医疗成本，但是零增长的依据在哪里？这个病人如果确实需要花比之前多的钱来治疗，那怎么办？

所以，无论是出于制定政策的需求，还是出于控制医疗成本的需求，都需要对医疗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判断。这种合理性放在药物上，就是合理用药评价标准。

中国是否能实现药品福利管理？

杭州逸曜和吕良忠现在正在做的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在美国被广泛推广的药品福利管理(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

不过吕良忠认为，是否能实现药品福利管理，主要还是看支付市场。目前支付市场对于这一服务的需求还不是很强。如果是商业保险的话，肯定会考虑钱怎么花出去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目前商保的覆盖面很小，而且保险公司涉足健康险也很谨慎。

吕良忠表示，健康保险支付的主体目前还是社保体系，对于医疗费用的合理性管理还没有精细化要求。未来如果医保资金向商保转移，对用药合理性评价的需求会更加迫切。这时候，就要面对一个问题：是自己建立一个评价队伍呢，还是通过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评价？这个第三方的评价机构，其实就是美国现在的药品福利管理组织。

假如今后中国医保的支付方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方之间真的需要一个第三方的评价机构，吕良忠认为现在的逸曜和他们的团队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位置。因为第三方评价机构需要具有分析能力。对于一个病人治疗过程中的项目和用药进行判断，不合理的要剔除出去，合理的才去支付。如果没有能力建设，只是单纯地成立一个第三方机构是没有意义的。

而逸曜现在做的事，就是进行能力的建设。吕良忠表示，目前我们具有一套逐步积累起来的合理用药的知识体系，还有一个资深的药师团队。机器分析出来的内容只是作为参考，最后的确认和分析还是需要依靠这个药师的团队。“所以如果要建立第三方评价体系，核心的部门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

除了在评价机制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外，吕良忠还把视线转向了医疗市场的C端。他认为用药合理性评价的知识体系，做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回到C端。除了告诉专业人员要怎么用药，还要把用药的经验分享给病人，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病人的用药安全。

“没有个体用药安全，哪来的总体的用药安全？”

后记：当马云放言要做“处方抢单”的时候，吕良忠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做到处方抢单，除了电子病历的流转之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仿制药药效一致性评价要落实，第二就是处方的合理性一定要有保证。”

这样的判断让笔者有理由相信，中国医疗行业的发展还是需要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人来推动。无论是现在作为合理用药服务的运营商，还是将来有可能成为第三方评价机构，吕良忠和逸曜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