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应让医生做对患者有价值的事,也得到合理回报!
医保管理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医疗费用不断增加,是不是医生做太多?药开太多?检查太多?于是增加审核、限制、核减与行政管理。但医生并不是医保的对手。真正成熟的医保治理,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怎样管住医生”,而是设计一套正确的支付与行为诱因,让医生为患者做正确的事情时,也能够得到合理回报。
李伯璋
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讲座教授
成功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科 教授
前台湾全民健康保险署署长
pochang0429@gmail.com
系列七
一个临床医生走进医保之后的制度反思:医保的角色不是管理医生,而是成就医疗!
好的制度,应让医生做对患者有价值的事,也得到合理回报!
引言:我当健保署长以前,两个当医生的儿子都不赞成
2016年,当我准备进入台湾健保署工作时,我两个同样是医生的儿子其实都不太赞成。他们给我的理由很直接:“医生都在骂健保,你为什么要去?”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自己也是临床医生,我的职业生涯从外科开始,长期面对重大手术、器官移植和急重症患者。我知道医生最在意什么,也知道临床最辛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后来进入健保体系以后,我坐到了支付者这一边。这时候我才更清楚看到:医生认为医保不给钱;医保认为医疗量一直增加;医院认为支付不足;患者又认为自己已经交了保费,当然应该得到完整医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真正的问题因此不是:“到底谁对谁错?”而是: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制度,让大家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时候,最后仍然朝着对患者最好的方向前进?这也是我后来越来越相信的一句话:医保的角色,不是管理医生,而是成就医疗。
一、如果医保把医生当成“成本制造者”,关系从一开始就错了
从财务管理角度来看,医生确实很特殊,医生开一张检查单,医疗支出就增加。开一张处方,药费就增加,安排住院、手术、医疗器材,也都会产生费用。所以支付机构很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只要把医生管好,费用就能控制。”于是开始审核、限制、核减、事前审批、事后抽查。这些工具当然都有必要,任何公共保险都不可能没有管理,但如果整个制度长期把医生视为“需要被控制的人”,问题就出现了。因为真正决定医疗质量的人,恰恰也是医生,医生既不是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也不是政府的行政执行员,医生首先是替患者作专业判断的人。如果制度让这个专业角色长期处于被怀疑、被限制、被低估的状态,最后受影响的一定不只是医生,而是患者。
二、医生为什么会“多做”?不能只用医德解释
我们已经讨论过,医疗行为会受到支付制度影响,如果做一个项目就有一份收入,那么增加项目当然可能带来增加服务量的诱因。但这不代表医生“贪心”,临床上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患者希望检查、医生怕漏诊、医疗纠纷压力、医院经营目标、支付标准、绩效制度、同行竞争等这些力量同时存在。因此,当社会发现某项医疗使用量过高时,最简单的说法是:“医生不要乱开。”,但这是治理上最没有力量的一句话,因为它只是把制度问题变成道德要求。如果制度仍然支付这个行为,如果患者仍然期待这个行为,如果医院经营仍然依赖这个行为,那么光要求医生改变,很难持久。所以我认为,面对不必要医疗时,第一步不是责备医生,而应该问:为什么制度让这个行为不断发生?
三、医生做对的事情,却可能得到比较少的钱
医疗支付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真正困难、重要、高风险的医疗,未必得到相应报酬,例如急诊、重症照护、复杂手术、外科、儿科等需要长时间解释与沟通的医疗。这些服务往往高度依赖专业人员,也具有较高风险,但是如果支付标准长期不能真实反映人力、时间、责任与风险,医院经营就会产生结构性压力。相反地,某些容易标准化、容易增加数量的门诊、检查或处置,可能更容易扩大业务。这时制度实际上告诉医疗体系:“做复杂困难的事情,不一定值得;做容易增加数量的事情,反而比较容易生存”,久而久之,医疗资源会发生移动,这不是某一家医院的问题,而是支付价格给出的讯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年轻医生愿意进入困难科别,就不能只喊“医学要有使命感。”还必须让制度告诉他们“社会珍惜你的专业”,而支付,就是最具体的语言。
四、合理支付不是“讨好医生”,而是保护患者
社会讨论医疗报酬时,有时候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提高医生、护士或医院支付,是不是医界只想多拿钱?我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医疗人力是一种有限资源。培养一位专业医生需要多年,训练一位熟练护理人员也需要时间。如果高压力、高风险、高责任的工作长期得不到合理回报,人就会离开,这是正常的人性。结果可能是急诊找不到人、重症照护人力不足、医院有病床却没有护理人员、复杂手术越来越难排,最后真正承担代价的是患者。所以合理支付不是医生的“福利”,它其实是医疗质量的基础建设。我过去曾强调,不管谁负责医疗政策,都应该让医护人员获得能够反映专业、时间与风险的合理报酬,一个制度如果长期靠医护人员的使命感补贴不足的价格,终究不会永续。
五、医保不能只奖励“量”,应该越来越奖励“价值”
传统支付体系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容易按照动作付款,看一个病人,产生一笔支付,做一次检查,产生一笔支付,完成一次手术,产生一笔支付。结果很容易变成做得越多,收入越多,但医疗真正想追求的不是动作,而是结果。一个糖尿病患者真正需要的,不是每年增加多少门诊次数,而是血糖有没有控制好?有没有避免肾衰竭?有没有减少心血管并发症?一个开刀患者也不是“完成手术”就结束,还要看并发症多少?恢复得好不好?有没有不必要再住院?真正价值导向的支付,应该慢慢把焦点从“你做了什么?”移向“患者最后得到什么?”这才可能改变医院和医生真正努力的方向。
六、审核是必要的,但审核不能成为医保治理的全部
医保当然需要审查,不合理申报要处理,违法诈领更应该严肃查办,这是保障所有缴费者与守规矩医疗机构的必要责任。但是如果一个医保机构把大量治理能力都放在“这一笔该不该删?”那么它永远只是在医疗发生以后处理问题。真正更高级的治理应该问为什么这类医疗会不断发生?如果某一个检查长期过量,是不是支付设计有问题?如果某一种低价值治疗一直增加,是不是患者没有成本讯号?如果地区医院不断萎缩,是不是支付结构不合理?如果医护人员不断离开急重症科别,是不是专业价格被低估?这就从事后核减走向事前制度设计,我认为这是医保治理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七、好的医保不是让医生每天怕审核,而是让正确医疗容易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两种制度,第一种制度里,医生每天最在意的是这项检查会不会被删?这个药能不能申报?这个病人住院会不会被质疑?久而久之,医生花很多时间学习的是怎么符合支付规则?第二种制度则尽量做到真正必要、高价值的医疗得到合理支付,不必要医疗没有额外诱因。,复杂病例有合理补偿,转诊合作得到奖励,慢性病照顾好也有价值,医生于是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怎么把患者照顾好。两个制度都叫医保,但最后形成的医疗文化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真正优秀的医保机构,不是让医生越来越会“应付医保”,而是让医保制度越来越符合临床专业。
八、“面对人性”比“要求奉献”更重要
我长期谈医疗改革,越来越重视「人性」两个字,患者有患者的人性,希望便利,希望多一点保障,希望少付一点;医生也有人性,希望专业被尊重,希望工作有成就感,希望收入合理;医院需要经营,企业也需要利润;政府希望控制支出。这些本身都没有错,政策最没有效率的做法,就是假装人性不存在。然后不断要求患者要珍惜资源,医生要有医德,医院不要赚钱,企业要共体时艰。这些口号听起来都很好,但长期制度不能建立在每个人都牺牲自己的合理利益上。好的治理反而应该承认人会按照诱因行动,然后把制度设计成个人追求合理利益时,也能够同时创造公共价值,这才是真正务实的改革。
九、患者也是制度的一部分,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放在医生身上
医疗行为是医生和患者共同形成的,如果患者坚持要求“帮我再验一次”,“再照一个CT比较安心”,“多开一点药给我备用”,医生当然可以解释。但如果几乎没有任何使用成本,患者的选择也不会受到明显影响,所以我一直强调合理的使用者付费与部分负担。不是为了处罚患者,而是让医病共同决策真正有一个资源概念。如果什么都“免费”,却只要求医生一个人负责控制医疗量,实际上非常不公平。医保治理必须同时面对医生端的支付诱因,患者端的使用诱因,两边都调整,行为才可能改变。
十、医保和医院不应该是零和关系
支付者与医院很容易形成对立,医保觉得医院一直想申报更多;医院觉得医保一直想少付一点,如果长期停留在这种关系,双方都会把大量精力花在“争钱”。但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怎样共同把有限的钱用得更有价值?如果医院减少重复检查,省下来的资源能不能回到真正需要的服务?如果医院愿意承担更多急重症,是否得到合理支付?如果基层把慢性病照顾好,能不能分享节省下来的成本?如果医学中心愿意下转稳定患者,制度是否提供支持?这些都可以让支付者与提供者从彼此防范转向目标一致。一个成熟的医保制度,不应该只会“买医疗”,它还应该成为整个医疗体系的价值协调者。
十一、政府最大的责任,是创造一个“快乐医疗”的环境
“快乐医疗”听起来好像比较感性,但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务实的治理目标。医生每天进医院,如果只感受到过劳、低报酬、行政负担、审核压力、医疗纠纷、缺乏人力,怎么可能长期维持高质量医疗?护士如果每天面对过高工作负荷,要求她只靠使命感留下来,也不现实。所以我一直相信医疗人员能够快乐、安心、有尊严地工作,最终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患者。政府不是医院院长,医保机构也不是医生的老板,它真正应该做的是把制度环境建立好:价格合理、规则透明、专业被尊重、资源有重点、不必要医疗减少、患者承担合理责任、真正困难的医疗获得支持,这样的体系里,医生自然比较愿意做好医疗。
十二、医保真正应该管理的,是规则,而不是医生
这应该是全文最重要的一句话!医生需要管理吗?当然需要专业规范,医院也需要质量监管,违法行为更必须查处。但在正常医疗决策中,医保真正应该管理的对象不是某一个医生。而是制度规则。应该为哪些医疗支付?价格是否合理?哪些行为需要奖励?哪些低价值利用需要减少?患者承担什么责任?不同层级医院如何分工?医疗结果如何衡量?这些才是医保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规则正确,数万名医生每天做出的百万次决策,自然会越来越接近制度希望的方向,如果规则错误,再多审核人员也很难把体系修好。
结语:最好的医保,是让医生愿意做好医疗
我做了几十年医生,也曾经负责管理全民健保,这两个角色让我看到医疗体系的两端。坐在临床端,会觉得“为什么医保这么多限制?”坐在支付端,又会看到“为什么医疗需求永远增加?”后来我越来越认为,真正的答案不应该在两边选一边,医保和医生不是敌人,医保存在的目的,是让全民能够获得医疗。而真正把医疗提供给患者的人,是医生、护士以及整个医疗团队,所以没有医保,很多患者可能承担不起医疗。但是没有好的医生,再完整的医保也只是一个支付制度。因此,一个成熟的医保体系最终应该追求的,不只是财务平衡。还应该问医生愿不愿意留下来?护士愿不愿意继续工作?困难的科别有没有人做?必要的医疗有没有合理价格?患者有没有得到真正改善健康的服务?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即使医保账面平衡,也不能算真正成功。所以,我始终相信医保的角色不是管理医生,而是成就医疗。真正好的制度,应该做到让医生为患者做正确的事情时,也得到合理的回报;让医院提供高价值医疗时,可以持续经营;让患者真正需要医疗时,不因经济能力而被排除;也让有限的公共资源,不再被低价值医疗持续消耗。当医生能够专心做好医生,护士能够安心照顾患者,医院能够合理经营,患者得到真正需要的医疗,医保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任务。这不是对医生宽松,恰恰相反,这是对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人点赞
人收藏
打赏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打赏金额
认可我就打赏我~
1元 5元 10元 20元 50元 其它
打赏作者
认可我就打赏我~
扫描二维码
立即打赏给Ta吧!
温馨提示:仅支持微信支付!
已收到您的咨询诉求 我们会尽快联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