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发症不等于免责,30年病史患者死亡家属索赔139万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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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方在一审中已经认可鉴定意见,该行为在法律上构成对鉴定意见的接受。

作者:医法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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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患者王女士(55岁),因“声音嘶哑40余年”至市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食管狭窄等多种疾病。入院第9日行“食管扩张术、球囊扩张术”,术中使用了20mm×40mm球囊,术后次日出院。8天后,以“食道狭窄球囊扩张术后8天”再次至市医院处住院,诊断为食管纵隔瘘,次日行“食管支架置入术+球囊扩张成形术”。术后11天出院。6天后患者第三次至市医院处住院治疗,经检查考虑食管瘘、脓肿形成,给予穿刺抽液、抗炎等治疗,住院20天后出院。半月后,患者由家人赴京就医,先后辗转5家医院进行诊治,病情持续恶化,出现上消化道出血、纵隔感染、胸壁窦道等。一个半月后,患者突发创面大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主要为纵隔炎、失血性休克、食管瘘、左颈总动脉假性动脉瘤等。

患者家属认为,市医院存在医疗过错,造成患者死亡,起诉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39万余元。

法院审理

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认为,医方诊断明确,有手术介入指征;存在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术前综合风险评估不足的过错。术中操作不当,首次食管球囊扩张直径直接使用20mm×40mm,违反了应从小直径开始逐步扩张的原则,导致食管破裂、食管瘘形成,存在明显过错。术后病情观察欠仔细,饮食管理不当,在患者出现感染症状后未及时召回、感染控制不力即安排出院,存在诊疗措施不规范,建议过错参与度为60%~70%。

患方不服提出异议,鉴定机构答复患者自身严重基础疾病(如胸腺瘤切除致免疫缺陷、颈部放疗致组织纤维化、糖尿病等)是损害后果从并发症至病情恶化的重要因素,60%~70%的参与度已充分评价了医方过错的严重性,并合理考量了患者自身因素。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考虑医方过错的严重程度与患者自身基础疾病对损害发生发展所起的参与作用,酌定市医院承担65%的赔偿责任,判决赔偿患方各项损失共计61万余元。

市医院不服,提起上诉。其认为患者入院前已有30余年多系统恶性肿瘤病史及相应治疗史,包括胸腺瘤、乳腺癌、甲状腺癌三次重大手术及放化疗,导致食管壁血管损伤、纤维化及局部解剖结构紊乱,形成放射性食管炎及复杂狭窄,该自身基础疾病是损害后果发生发展的主导因素,贡献度不应低于50%。家属拒绝全身PET/CT检查,致使无法明确食管狭窄性质及有无转移灶,相关风险应由患方承担,贡献度不低于10%。食管瘘系迟发性并发症,术中未见造影剂外溢,其发生与患者糖尿病、放疗后纤维化及多次手术史等基础病直接相关,非操作直接导致,一审采信该鉴定意见不当,请求按50%比例重新核定赔偿。

患方辩称,医方一审已认可鉴定意见且未申请重新鉴定或要求鉴定人员出庭,二审再行质疑于法无据。“家属拒绝PET/CT”系二审新增主张,与本案扩张直径选择不当的过错无因果关系。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基于专业鉴定意见对过错参与度的裁量符合事实与法律,医方主张均缺乏充分依据,其医疗过错参与度不应调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简析

并发症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医方最常见的一种抗辩。很多医疗机构认为只要贴上这个标签,损害就自动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想法在法律上显然是不成立的。并发症是一个描述性的临床概念,它说明的是某项诊疗措施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能伴随的不良后果。而法律所关注的是这个具体的、发生在该患者身上的不良后果,是否属于已经发生且可以合理预见的风险,医务人员是否进行了充分评估和规范防范,发生后是否及时识别并合理处置。如果医疗风险本来可以通过谨慎选择较小初始球囊、分次扩张和规范观察而显著降低,法院就可能认定并发症的发生与医疗过错有关。即便并发症不是医生希望发生的结果,也不能排除过失责任。

术前评估是术前对患者进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及风险评估的医学流程。其核心目的是全面掌握患者生理状态,识别并优化可能增加手术风险的合并症,从而制定个体化麻醉与手术方案。术前评估不是术前小结中格式化的记录,也不是手术同意书上医疗风险的列举。其是一个由检查、会诊、讨论、记录共同构成的证据集合。术前评估是否充分,在诉讼中是靠病历来证明的。本案中,医方的评估应包括:

第一,详细询问病史,明确狭窄形成原因、病程、既往手术、放疗、化疗、糖尿病、免疫状态、抗凝抗血小板药物使用和感染表现;第二,通过胃镜、食管造影、必要时胸部增强CT等检查判断狭窄部位、长度、直径、偏心程度、周围解剖关系和有无瘘、穿孔或脓肿;第三,进行血常规、凝血功能、感染指标、血糖控制情况、心肺功能和麻醉风险评估;第四,判断狭窄属于良性、恶性还是性质不明,避免把肿瘤浸润或外压性病变简单按良性瘢痕扩张;第五,结合患者年龄、营养状态、全身耐受能力和替代治疗方案,确定是否适合即时扩张、延期扩张、支架置入、手术处理或营养支持后再干预。规范开展术前评估有助于降低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保障手术安全,并为医患沟通及知情决策提供依据,是现代围手术期管理的关键环节。

实践中,很多医疗机构会把术前谈话、手术操作视为医疗质量管理的重点,却容易忽视术后观察、饮食管理和出院决策。本案中,鉴定意见指出医方术后病情观察欠仔细、饮食管理不当,在患者出现感染症状后未及时召回、感染控制不力即安排出院。这些过错不是简单的护理瑕疵,而是可能直接决定穿孔和感染能否在早期得到控制。若患者在术后早期出现感染征象,医方应当及时复查、留院观察或者召回处理,而不是仅凭患者暂时没有明显异常即让其出院。从医疗质量管理角度看,出院不是责任终点。对于高风险介入患者,医疗机构应建立术后随访制度、异常症状快速处置通道和再入院评估机制。出院记录中应当写明:手术方式、扩张最大直径、术后所见、是否复查造影、进食安排、复诊时间、警示症状、联系人及紧急处理建议。若病历中只写注意饮食,不适随诊等格式化的用语,而没有任何针对性风险提示,发生纠纷时很难证明医方已经充分履行了观察、告知和连续性照护义务。

此外,过错参与度并不等同于赔偿责任比例。其是一个原因力评估,是鉴定人基于医学原理对原因力大小的专业判断,属于事实认定层面,参与度的评定本质是一种将医学事实转化为法律评价的桥梁性判断。责任比例则是法院在法律层面综合过错严重程度、规范违反性质、患者自身因素、诊疗紧急程度等进行裁量的结果,二者相关但不等同。本案医方在二审中主张自身疾病“贡献度不应低于50%”,实质上是要求法院将患者因素提升到与医方过错大致相当甚至更高的水平,从而将参与度压至50%附近。

但是,医方在一审中已经认可鉴定意见,该行为在法律上构成对鉴定意见的接受。自认的法律效果是作出自认的一方,在后续程序中原则上不得作出与该自认相反的主张,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自认是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或者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医方在一审认可鉴定意见,就等于放弃了在事实层面对过错与因果关系的抗辩,其在二审中再提出鉴定意见采信不当,就必须对一审认可、二审不认可作出合理解释,而这个解释在缺乏新证据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成立。故此,二审法院没有支持医方的主张。

(本文系医法汇原创,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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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患者,医方,过错,手术,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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