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病5小时紧急转诊,主动脉夹层患者死亡,医院需担责吗丨医法汇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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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意见在性质上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但它并不具有预定的证明力。

作者:医法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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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患者郑女士(72岁)凌晨1时到市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病区住院治疗,入院记录记载:患者因突发腹部疼痛5+小时入院,入院时5小时前患者突然出现腹部剧烈疼痛,遂到当地医院就诊,行急诊CT考虑主动脉夹层(具体报告未见),建议转入上级医院治疗,患方遂于00:36急诊来院就诊,00:40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缓。00:59肌钙蛋白示:0.017ng/ml; 00:59急诊行胸腹部CTA示:主动脉夹层B型,夹层累及主动脉弓、降主动脉、腹主动脉,左肾动脉缺血,腹腔干及肠系膜上动脉起源于真假腔,升主动脉瘤样扩张等(自行阅片)。入院诊断:1.主动脉夹层B3C型,2.高血压,3.升主动脉瘤,4.主动脉瓣关闭不全,5.左肾缺血,6.慢性支气管炎。

入院后给予补液、止痛、控制血压等处置,拟行手术治疗。患者于20:36分左右突发胸背部疼痛加重,随之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立即床旁插管辅助呼吸等抢救措施,床旁彩超提示左侧胸腔积血,考虑夹层破裂,告知家属病情,30分钟后宣布临床死亡。患方认为市医院延误治疗,造成患者死亡,起诉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6万余元。

法院审理

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认为,患者的死亡原因是自身主动脉夹层形成并发生破裂大出血死亡,自身疾病系死亡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由于诊疗方案决策(从决定手术到病情突发变化的时间不能确定,时间越长医方责任越大,反之则越小)、医疗资源(具备该资质医生都存在不能开展手术的客观因素,则医疗资源存在不可抗力,患者病情危重转院也存在较大风险)事实层面难以明确,故无法准确划分原因力,结合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医疗过错在患者死亡的参与程度总体不宜超过轻微到次要原因力。

一审法院认为,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对鉴定意见予以采信。综合考量原因力大小、医疗损害后果及医患过错等因素,并结合鉴定意见分析说明,认为医方承担15%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宜,判决赔偿患方各项损失共计7万余元。

医患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患方认为,当天09:32分患者家属签署医患沟通记录选择手术治疗,但直至当天20:36分患者出现病情恶化,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医方历时5时06分(从手术同意书签署完成后计算)未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从13:46分开立手术医嘱,到20:36分出现病情恶化,在该段时间内未就手术延迟的原因与患者家属进行书面沟通,医方在鉴定听证会才提出是由于人员调配困难、手术占用的原因;救治现场告知患者家属是由于手术器材调配等原因,医方仅承担15%的赔偿责任过低。

医方认为,患方存在虚假陈述,病危通知书沟通记录里有明确记录,多次告知患者病情随时有可能突发夹层破裂猝死的风险,但是患者均以家属未到齐为由未做决定。医方始终处于等待患方决定的状态,患方先后三次错失手术的窗口期。患方未作出决定期间,医方按计划安排其他手术,符合医疗资源公平分配的原则。

患者就诊时已达72岁高龄,属于主动脉夹层死亡独立高危人群,确诊为急性复杂型StanfordB3C夹层,合并升主动脉瘤、左肾动脉缺血、多瓣膜重度反流、肝肾功能损伤多项致命并发症。患者夹层病变在入院前5小时已形成并持续撕裂,血管破裂的病理基础完全产生于入院诊疗之前,即便即时手术也无法规避死亡风险,医方只同意按照5%承担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根据鉴定意见,酌定医方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医方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却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质疑、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未提供充分的事实及医学依据证明鉴定意见存在重新鉴定的情形,其意见仅为单方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简析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急症中最为凶险的疾病之一,是主动脉内膜撕裂后血液进入中膜形成真假双腔的一种灾难性疾病,病理基础是主动脉壁的完整性破坏,一旦外膜承受不住压力,结局就是破裂大出血,死亡率很高。也正因如此,它的临床过程具有强烈的时间依赖性。临床实践中各医疗机构普遍以绿色通道+多学科协作压缩入院至确诊、确诊至手术的时间,把早一分钟确诊、早一分钟手术作为救治核心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确立医疗损害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同时要求医务人员应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诊疗注意义务。而对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过错的认定,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并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个体差异、当地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故此,对于主动脉夹层这类急危重症,医方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主要来自以下规定:一是法律与行政法规关于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等规定。其次是法律与行政法规关于告知同意、病历填写与保管的规定。第三是《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所确立的十八项核心制度,包括首诊负责、三级查房、会诊、值班和交接班、急危重患者抢救、术前讨论、手术安全核查、手术分级管理、危急值报告、病历管理等,上述规定在诉讼中的功能是过错认定的标尺。

本案中,患方提出的医方从签署手术同意书之后5小时06分没有开展手术,医方则提出患方三次错失手术窗口期,始终不作出手术决定的抗辩,并强调病危通知书与沟通记录中已反复告知随时可能破裂猝死的风险,以此主张医方不承担责任。但该抗辩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医方确实履行了充分、及时、可证明的告知义务。对于病情随时可能发生逆转的夹层患者,已签一次同意书并不意味着告知义务终结。当患者手术时机发生变化、等待时间明显延长、风险显著上升时,医方负有再次告知并重新确认医疗方案的义务,且应当把告知的时间、告知内容、患方答复等记入病历。若病历中只有签署一次的记录,而对长达数小时的等待期间缺乏沟通记录,医方关于患方三次错失窗口期的主张就无证据支撑,法院更可能认定医方处于消极等待状态。

二是患方的不配合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夹层破裂的直接原因是疾病本身的病理进展,患方决策延迟与破裂之间通常无法直接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链条,这就决定了患方不配合很难成为完全免责事由,只能在原因力评价中作为减轻医方责任的因素。但是,作为医方需要注意的是当患者近亲属在场却以“未到齐、再商量”为由长期不作决定,而患者生命垂危时,医方并非只是被动等待。《民法典》明确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故此,患方拖延决策不能自动转化为医方的免责事由,只能通过完整记录转化为减轻责任的因素。

同时,医疗资源紧张、其他手术占用、公平分配医疗资源等抗辩,在法律上一般也难以成为医方免责的事由。不可抗力须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本院手术台次、人员排班、器械库存等属于医疗机构内部可管理、可预见、可通过制度优化的事项,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构成。而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则更多属于卫生行政伦理与宏观配置层面的考量,不能对抗医疗机构对具体患者所负的个体化注意义务,尤其在急危重症场景中,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明确要求建立抢救资源配置与紧急调配机制、建立绿色通道确保急危重患者优先救治。

此外,鉴定意见在性质上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但它并不具有预定的证明力。鉴定意见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要求鉴定机构出具书面复函、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等方式进行实质性质疑。申请重新鉴定则需要满足更为严格的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仅仅在诉讼中表达不认可鉴定意见,而不启动任何一项法定的质证机制,那么这种不认可在证据法上并不产生阻却鉴定意见被采信的效果。本案的医方即是如此,所以二审法院认定“其意见仅为单方意见”,未予采信。

(本文系医法汇原创,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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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患者,医疗,医方,手术,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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