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学说】照护概念与理论演化以及现代照护制度体系探源

【摘要】“照护（Care/Caring）”作为现代老龄化社会的核心公共政策语言与生命科学范式，其发展历程展现了从传统的经验性救济向科学化、法制化全人照护体系的深刻演变。本文立足于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了照护语汇从古英语“忧愁（caru）”到日语“世话”、“介抱”，以及从军事医疗造语“介護”向现代片假名“ケア”的两次关键蜕变。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溯源了梅耶罗夫、莱宁格、华生与高特四位大师的关怀理论，阐明其如何共同筑起以“自立、自助、自尊”为核心的现代照护哲学底座。同时，结合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长期照护（LTC）国际共识，剖析了日本长期照护体制在解决“社会性住院”危机中孕育而出的“高配低就、降维合规”管理学复利，并对比反思了中国在卫健与民政“双头管理”体制下由养老向照护升级的逆向跨越阵痛。最终，本文旨在为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重构与自立支援技术落地提供完整的理论脉络与政策图景。

【关键词】照护；自立支援；介护医疗院；社会性住院；长期照护共识；关怀理论

一、 照护（Care）的概念演化与历史语境

1.1 从忧愁（caru）到照护（care）的词源迁徙

     从词源学的视角来看，“care”这一现代社会福祉和医学人文的核心词汇，具有深沉且带有悲悯色彩的底层编码。据考证，该词源于8世纪左右的古英语“caru”，在当时具有“忧愁”、“悲伤（grief）”以及“担心/顾虑（wrong）”的含义[7]。这种词源学特征表明，照护行为在人类社会最初的发生学机制，是源自对同类痛苦的感同身受以及因担忧而产生的自发守护。进入20世纪后，随着现代临床医学（Cure）的高速发展，技术主义在延长生命的同时，逐渐暴露了去人性化的技术冰冷。1967年，西西里·桑德斯（Cicely Saunders）创办英国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标志着照护（Care）作为一种独立的、关注生命末期质量与完整人格的现代生命科学正式走上历史舞台[7]。这宣示了照护的终极追求：在疾病无法治愈的情况下，支撑剩下的生命以最高质量度过。

    关于“care”作为专业术语的滥觞，学界存在多维视角的考证。一种说法认为，1926年弗朗西斯·W·皮博迪（F. W. Peabody）在发表的经典论文题名中首次使用了“患者的照护（care of the patient）”一词，将其定格为医护行为的源头；另一种观点则指出，1930年代英国出台《公共保护》法律，在条文中明确写入“需要保护的状况下的孩子的照护性保护”，从而开启了照护走向公共政策语言的历程。而在护理与照护实务领域，“care”的体系化使用则要归功于19世纪中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奠基性著作。南丁格尔曾指出：“患者的照护（Care of the patient），是没有其他任何工作像它这样，需要把自己投入、需要投入同情的能力的工作[1]。”南丁格尔的论述赋予了care双重内涵：它既是全面保障对象生命续存的动词性行为（照顾、照料），也是照护者全情投入、同情共鸣的名词性精神内核（关怀、注意）。

1.2 日语语汇的“世话”与“介抱”及其适配性

    在外来语“Care”大规模进入亚洲之前，日语语境中广泛存在的“世话”和“介抱”两个汉字词，为照护概念的本土化形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语义土壤[2]。福泽谕吉在明治8年（1875年）出版的《劝学篇》中，对照晚清与西学语境，对“世话”的含义进行了极具现代性的深度阐发。他指出，“世话”具有两层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意涵：一是“保护”，即照看人、防护或给予物资救助；二是“命令（Order，在现代医疗语境下演变为医嘱）”，即带有些许强制性的嘱咐[3]。福泽谕吉强调，“世话”是指为他人深思熟虑，使其身上不致不便，竭尽心力地去进行忠告，其精髓在于“为了他人，不惜劳苦，真心为其谋利益”[3]。这种兼具行为支撑（保护）与规范引导（嘱咐）的特性，使得《广辞苑》将“世话”定义为“忙碌”与“为某人尽心尽力”。在立法层面，1948年制定的日本《保健师助产师护理师法》直接继承了这一词汇，明文规定护理师是以对伤病者或产妇进行“疗养上的世话”或“诊疗辅助”为业的人[5]，从而确立了其极高的法律适配性。

    与侧重宏观生活保障的“世话”相比，日本近代文学家、俳句大师正冈子规在结核疗养期间所写的病中日记《病床六尺》中，则从极度细腻的微观个体视角，对“介抱”一词进行了本质解构[4]。正冈子规基于久病成医的切身体验，将“介抱”清晰地划分为两种维度：第一是“精神上的介抱”，指实施者对病人抱以深切的同情，设身处地地关切对方的痛苦；第二是“形式上的介抱”，指在具体实施中，极其巧妙、专业地处理病人的取药、服药、换绷带、翻身、换衣服、整理被褥等，对病人身体的舒适予以技术性关照[4]。他特别强调，即使在饮食援助中，也必须“用心让病人感到愉快”[4]。正冈子规对“介抱”的二分法，完美对应了现代Care的理论框架：精神上的同情代表了照护的心理挂念与价值观，形式上的技术代表了援助的技术方法，两者的有机平衡与交互平衡，构成了良好照护的充要条件。

1.3 广义与狭义社会生活中照护的互动共生本质

    在社会学的透视下，照护（Care）具有广义与狭义的层次光谱。广义的照护广泛存在于日常交往中，如英语国家的告别语“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f”（简写为take care），或汉语中的“请多保重”、“注意身体”，此时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情感符号，表达对对方的体贴与关心。同时，它也被泛化应用于“皮肤护理（Skin Care）”或“头发护理（Hair Care）”等局部事物的打理。狭义的照护则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照顾、照看与帮助”，例如家庭内部对高龄者的生活照料、邻里互助以及志愿者上门家访（即中等范围意义上的照护）[6]。然而，在传统观念中，狭义的照护往往带有单向施加的误区，即“照护者”向“被照护者”单方面输出体力劳动与服务。

    现代照护社会学彻底推翻了这种单向流动的因果链，强调照护本质上是发生在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具体的、连续的“动态相互作用（Interaction）”[6]。正如无数高龄照护者的亲身体验所表明的那样，子女在长期为卧床不起的父亲提供饮食协助、洗澡、排泄等身体照护和生活行为协助的过程中，虽然付出了高强度的体力（产生疲惫），但通过父亲在舒适和满足后反馈的眼神、言语或机能改善，子女也深刻体会到了生命连接的实感与欣慰，并加深了对家庭、婚姻和人生的深层次思考。因此，照护体系是一个双向成长、共同成长的螺旋上升过程（如图-2所示）。围绕被照护老人的不只是机械的治疗与看管，而是由医生、家属、邻里友人、照护专业人员共同交织构成的互动反应网络，各方在促进对方自立的同时，均在质的层面上获得了自我的精神成长与自我实现。

图-1　照护关系

1.4 介护：从军事医疗造语到硬性法制化概念的蜕变

     在日本照护公共政策语言中，“介護（Kaigo）”这个词的诞生显著早于现代外来语片假名“ケア（Care）”。在明治时代（19世纪末），【介護】作为旧陆军伤兵院、废兵院相关法令文件的专属词汇首次登场。当时的它是“介助（身体动作协助）+ 看护（医疗照顾）”的刚性组合造语，特指对伤残军人进行硬性的肉体照顾，是一项带有强烈救贫与国家抚恤色彩的狭义术语，并不具备普惠性的社会福祉含义。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正式迈入高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比例超7%），传统的专职家庭主妇非正式照护系统在“核家族化”浪潮下全面崩溃，国家被迫将照顾老人上升为公共政策，推动了该词汇的现代福祉转型。

   在这一历史转折期，“介護”与“ケア”在20世纪70-80年代迎来了并驾齐驱的蜕变与分化。1970年代末，“介護”一词从旧《老人福祉法》中带有嫌贫色彩的“养护”语境中剥离，被赋予了“社会化自立支援”的现代含义。1987年，日本通过《社会福祉士及介護福祉士法》，首次在国家法律上给“介護”下了硬性定义（即针对身心障碍者提供入浴、排泄、进食等具体身体动作协助）[5]。几乎在同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Care Management（关怀管理）”和“Community Care（社区关怀）”哲学作为先进经验被引入日本，被翻译为片假名“ケア”。日本政策制定者敏锐地发现，“介護”一词太像“做体力活”，无法涵盖全人关怀中的心理、社会连接与跨界协调。因此，为了打破“介護”带来的机械感与家务劳动力色彩，日本专门引入并普及了“ケア（Care）”这一更高级、更温情的哲学方法论。

    两者的终极交汇发生在2000年日本《介护保险法》的推行。日本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展现了极高的政策语言双轨制智慧：国家将这项硬性的法律、税收及可量化的劳务给付制度命名为“介護保険”，确保了公共管理的刚性与规范；而执行这一制度的核心统筹岗位，却被命名为外来语“ケアマネジャー（Care Manager ）”。这一双轨命名实现了管理科学与人文温度的完美缝合：它既确保了国家社会保障财政的安全与标准化给付，又确保了一线专业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能够跳出冷冰冰的“流水线任务”，以全人关怀（ケア）的统筹智慧，把医疗、生活、心理缝合在一起，柔软地回应失能老人复杂的生命希望。

二、 照护（Care）理论溯源：Cure、Nursing与Care的边界厘定

2.1 Nursing（护理）与Care（照护）的核心理念差异

    在医疗、护理与福祉高度融合的现代健康服务体系中，Nursing（护理）与Care（照护/介护）常常由于功能交织而被误用，但二者在现代健康科学中虽然相辅相成，但在核心理念与行为边界上存在本质区别。Nursing（护理）植根于博大精深的医学与临床科学体系，其核心理念是“应对疾病与生命维持”[11]。它紧密围绕临床诊疗（Cure），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血压、心率、血氧）、症状缓解、服药管理及急性期抢救，其最高目标是促使疾病治愈、将身体生理机能维持在安全底线之内。

    相比之下，Care（照护）则彻底超越了疾病本身，其核心理念是“维护生命尊严与全人成长”。它在哲学上承袭了关怀学说，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整体生命质量（QOL）。照护的最高目标不是去根治无法逆转的衰老、慢性病残疾或失智，而是通过“自立支援”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激发老人的生活希望，协助其发挥残存能力，实现生活上的自力、自助与精神上的自尊。简而言之，Nursing是医疗健康的专业坚盾，侧重于“病和生命”的生理安危；而Care则是回归生活的温情拐杖，侧重于“人和尊严”的生活品质（如图-1所示）。

2.2 从Cure（治愈）到Care（照护）的范式转移

   从词源上看，“cure”原本表示“注意、照顾、担心”，后演变为通过医学手段使疾病痊愈的“治愈”；“care”则从“悲伤、担心”演变为广泛的照顾、照料与整体关怀[12]。在现代老龄化社会中，两者的辩证关系从对立走走向了融合。对于临终期或高龄重度衰竭患者而言，从医学（Cure）的角度看，当前已没有逆转病灶的治疗方法，但即使无法“cure”，也可以“care”[12]。即通过照护来缓解其身心的极度痛苦，使其能够安详、尊严地迎接生命的终点。也就是说，即使治愈终结，照护依然无限可能。

     进一步看，“cure”和“care”的概念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处于一个根据个体健康状况动态滑动的光谱之中。高龄者的状态是处于急性期、康复期还是维持期、生活期，决定了其所接受的“cure”与“care”的比例结构（如图-2所示）。高龄者处于急性期或重症期时，医疗（Cure）占据压倒性主导，主要由医师针对疾病恢复进行强力介入；而随着状态趋于慢性化、维持期和最终的生活期，Cure的比重降至冰点，Care的比重则无限放大，具体表现为接受专业照护人员援助的比例急剧增多。这一范式转移揭示了老龄化照护的本质：医疗主要是面向对象病灶的技术作用，而照护则是把对象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进行的整体整体关怀行为[13]。

图-2 照护（care）与治愈（cure）

三、 四大关怀（Caring）理论对现代照护概念形成的哲学塑造

3.1 梅耶罗夫（Milton Mayeroff）的《On Caring》关怀本质

   梅耶罗夫（Milton Mayeroff）在其著《On Caring》中， 在阐述关怀的本质时，用的都是"caring"一词，而且也是以"关怀的想法"为中心展开的。该书的中文通常译为《关怀：活出生命的意义》或《论关怀》）是现代医疗、护理、心理学和福祉领域中奠定“关怀哲学（Caring）”基础的传世名著

    该书中，梅耶洛夫将“关怀”从单纯的“照顾”或“技术”升华到哲学高度，将其定义为“帮助另一个人成长和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他指出，通过深切地关怀他人，关怀者自身也能获得成长，并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真正的“归属感”。这是一种双向成长的互动关系。梅耶洛夫在著作中提出了，要践行真正的关怀的关怀本质（利他主义/非强加式的支持）与找到生命的立足点）和八个核心要素（①认知；②调整节奏；③耐心；④ 诚实；⑤ 信任；⑥谦逊；⑦希望；⑧勇气）。其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支持”这一普遍的人类情感与社会关系的真谛。

3.2 玛德琳·M·莱宁格：跨文化关怀与自尊内涵的注入

   玛德琳·M·莱宁格（Madeleine M. Leininger）作为跨文化护理学与关怀哲学的奠基人，其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跨文化关怀论”，并为现代照护中的“自尊”概念注入了文化异质性的灵魂[9]。莱宁格断言：“没有关怀，就没有护理；没有关怀，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9]。”她认为关怀具有普遍性（Commonalities）与特殊性（Diversities）的双重特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健康、衰老、痛苦及关怀的表达和期望截然不同[10]。因此，现代照护如果只追求冷冰冰的、统一的技术指标，就会对老人的生命尊严造成二次伤害。莱宁格强调，关怀的最高境界是提供“文化一致性照护（Culture-Congruent Care）”[10]，通过“文化关怀保存、调适或重构”三大技术，深度尊重并契合老人的个体生活习惯、本土信仰与选择权，这为现代照护确立了基于文化差异性的“主体自尊”标准。

3.3 简·华生：人性关怀科学与自立精神的道德救赎

    简·华生（Jean Watson）提出的“人性关怀科学（Philosophy and Science of Caring）”理论，则是现代照护抵抗纯医疗技术主义和去人性化倾向的道德旗帜[12]。华生坚决反对将生病或衰老的老人视为一具“生病的身体”或“床号”，她创造性地提出了十项“关怀因素（Caritas Processes）”，将抽象的关怀升华为一套可实践的人性化指南。华生强调“跨人格的关怀时刻（Transpersonal Caring Moment）”，认为当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在特定时空中通过眼神、真诚语言或技术触觉进行深刻的心灵连接时，会释放出强大的自我疗愈潜能。在华生的理论透视下，现代照护所追求的“自立”彻底摆脱了机械化机能训练的冰冷外壳，被赋予了道德与灵性边界，使自立成为一种让老人在残缺状态下依然能够感受生命尊严的“生命希望”。

3.4 多洛雷斯·高特：理性行动论与照护合规的科学支柱

   多洛雷斯·高特（Dolores A. Gaut）则以严谨的现象学与分析哲学方法论，为现代照护提供了坚不可摧的“行动科学”与行政合规支柱[13]。高特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行动就没有关怀”，坚决反对将关怀停留于感性的同情。她通过规范的哲学语义分析，确立了关怀实践的“五大核心条件”：即必须拥有对需求的精准认知、基于认知制订改变计划、具备实施该计划的专业技术能力、行动必须以促进对方福祉为唯一目的、以及对行动进行动态有效性评估。高特的“理性行动论”直接促成了现代照护从经验主义走向循证照护（Evidence-Based Caring），它成功将四位理论家关于“自立、自助、自尊”的哲学汇流，转化为了一套可在法律和行政层面量化、执行、考核的科学介护技术体系，为日本介护保险制度中“自立支援”的法律落地提供了完美的理论逻辑支撑。

四、 现代长期照护（LTC）共识与现代照护制度体系重构

4.1 WHO长期照护共识与自立支援的法理基础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国际共识》中，对照护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定义：长期照护（LTC）是由非正式照护提供者与专业人员开展的活动系统，其核心目的在于确保缺乏完全自理能力的人，能根据个人的优先选择保持最高可能的生活质量（QOL），并享有最大可能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充实和人的尊严。这与《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中强调的“即使入住机构，也应保障隐私，并尊重自己做决定的权利”高度同频。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的《长期照护全球标准》及ICOPE（老年人综合照护）框架中进一步强调，现代照护必须从疾病治疗（Cure）转向优化老人的“内在能力（Intrinsic Capacity）”与“功能发挥（Functional Ability）”。这一长期照护共识在法理上全盘吸收了梅耶罗夫在《On Caring》中关于“关怀是帮助对方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的哲学本质[7]，明文将照护的指挥棒交给了老人内心的“生活希望”，彻底摒弃了包办式照顾。

4.2 日本“介护医疗院”对医疗体系的“高配低就”与“降维合规”

   在制度体系的建设上，日本近年依据修订的《介护保险法》，重磅推行了将旧“介护疗养型医疗设施”全面废绝并转型为“介护医疗院（Kaigo Iryouin）”**的结构性改革。这一举措堪称现代照护体系成熟的国际示范。介护医疗院在法律上隶属于《介护保险法》下的Care机构，但其物理实体和技术血统却完好地从医院（Cure）母体中剥离转型而来。这种**“高配低就”（High-spec adaptation）**的发展路径，在管理学上为照护系统带来了无可比拟的**“降维合规”复利**：机构在消防安全（建筑耐火等级、防火分区、双向逃生动线）、感染控制（医用级通风新风系统、无障碍污水污物分离流线）、以及日常医学管理技术（吸痰、鼻饲、无菌褥疮护理）上，直接继承并顺向兼容了临床医疗的最高安全天花板。这种由上至下（Cure 到 Care）的孕育脱胎路径，使得日本的照护体系在诞生之初就具备了严密的科学性和绝对的安全信任度。

4.3 由养老向照护升级的“双头管理”与“逆向跨越”阵痛

   对比日本平滑的降维合规路径，中国当前的长期照护体系建设则走得异常艰难。由于历史和行政体制体制的原因，中国长期照护面临着卫健委（主管医疗与技术、Cure）与民政部（主管养老床位与生活、Care）的“双头管理”和“九龙治水”格局。这种部门壁垒导致了严重的“合规悖论”：民政局管辖的养老院为了承接失能老人，想要在内部设立微型医务室，就必须去卫健委申请医疗许可证；而卫健委则会用针对普通大医院的、高刚性的硬核医疗合规标准去考核养老院，导致绝大多数养老机构在天文数字的改造资本和严苛的消防、感控红线前流产，形成了“养老院看不了病，医院养不了老”的僵局。中国走的是一条由下至上（从传统民政养老到医养结合照护）的“低配逆袭”路径，许多由旧厂房、民房改建的养老机构在承接重度照护需求时，面临着消防通道不足、感控基因缺失等先天硬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逆向补课代价。加上全国“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仍处于试点扩面阶段，与基本医保存在财政鸿沟，导致大量失能老人为了走医保报销而长期抢占三甲医院病床，引发了严重的中国特色“社会性住院”危机，极大地消耗了有限的临床医疗资源。

五、 结论与未来展望：科学自立支援的终极蓝图

    综上所述，照护（Care）的本质，是在探求照护者作为人而生存的意义、照护本身的意义的同时，去提高对方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以自立为目标思考如何予以援助与支持。这一本质完美解答了日本《介护保险法》第一条将目的定义为“自立支援”的哲学来源：自立支援的精髓绝非冷冰冰的肌肉训练，而是“提取并叶美老人的生活希望，并用科学技术协助其实现”。在现代照护制度的终极蓝图中，日本通过科学的“四大支柱（水分、食物、排泄、运动）自立支援照护理论，通过每日精准饮水1500ml、主动摆脱尿布训练，用循证科学有力地逆转了高龄老人的“废用性综合征”。中国在未来的老龄化顶层设计中，必须下大决心打破卫健与民政的部门壁垒，统合医养资质，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兼具生活温情与医疗安全网络保障的特殊“合规绿色通道”。通过加速长期护理保险的全国统一立法，全面缝合正式专业照护劳务与家庭非正式照护者（Carer）的喘息服务保护支持系统，从而真正重构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以维护国民生命尊严为终极宗旨的现代全人照护制度体系大厦。

  杨金宇  初稿(健康界): 2026.11.10

参考文献

[1] フローレンス·ナイチンゲール:湯慎ます監:ナイチンゲール著作集1.現代社

[2] 日野原重明:ケアの新しい考え方と展開.春秋社，1999.

[3] 福沢諭吉:学問のすすめ、岩波書店1992.

[4] 正岡子规:病状六尺. 岩波書店， 1987.

[5] 井上幸子，他編:看護法令要覧.日本看護協会出版会，1984より法改正に伴い訂正.

[6] 木下康二:老人ケアの社会学.医学書院，1989.1993.

[7] メイヤロフ，ミルトン（1987）『ケアの本質――生きることの意味』田村眞・向野宣之訳，ゆみる出版。

[8] メイヤロフ，ミルトン（1987）『ケアの本質――生きることの意味』田村眞・向野宣之訳，ゆみる出版

[9] マデリン·M・レイニンガー:稲岡文昭，他訳:レイニンガー看護论-文化ケアの多様性と普遍性，医学书院，

[10] 氏家幸子監:成人看護学原論.廣川書店 1999.

[11] ジュリア・B・ジョージ:南 裕子，他訳:看護理論集、日本看護協会出版会，1991.

[12] ルビー・L・ウェズレイ:小田正枝監:看護理論とモデル、HBJ出版局、1993.

[13] 世界卫生组织（WHO）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国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