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19日至20日，重庆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15名临床医学与护理学硕博学子，在肖明朝教授、李娟教授带领下，走进遵义——开展“患者安全基层行暨红色研学赋能协同育人实践活动”。

      两天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在遵义医科大学数字化背景下的护理教育与伦理学术会议上，肖明朝教授作了题为《数智时代患者安全的医学伦理思考》的报告；在红花岗区人民医院，师生们面向基层医护人员开展患者安全专题培训与意外伤害急救科普；在遵义会议会址和娄山关，大家沿红色足迹一路研学；在遵义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两校围绕思政教育展开座谈……行程最重要的一站，师生们在遵义会议会址前停住脚步。透过一件件革命文物、一页页珍贵史料，那句写在展陈中的十六个字格外醒目：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

      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医学教育者来说，这十六个字还有另一层意义——它恰好构成了一面镜子，映照着患者安全这项事业一路走来的方向与方法。

      患者安全，何以与一场九十年前的会议产生共鸣？不妨从四个维度，逐一学习体会。

一、坚定信念：患者安全首先是价值观问题 

      遵义会议召开时，党和红军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长征途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缺衣少粮、伤病缠身，靠什么支撑红军将士走下去？

      靠的是信念——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对“革命一定会胜利”深信不疑。

      这份信念，投射到今天的医疗场景，就是患者安全最底层的价值根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有人问，患者安全究竟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个价值观问题？

      答案是：技术是手段，价值观是前提。试想，如果一家医院把“快出院”“高周转”“低成本”置于患者安全之上，制度再完善，流程再精密，也挡不住一次次“差不多就行”的侥幸。反过来，只有把“生命至上”刻进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职业信仰，把“安全第一”变成从医生到护士、从管理者到后勤的共同信条，安全才能真正落地。

      这也是为什么，患者安全领域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誓言——“首先，不能伤害患者”（First, do no harm）。它来自希波克拉底，却与九十年前那份“革命必胜”的信念同频共振：都是把某种高于个体的价值，内化为行动的自觉。

       国际经验同样印证了这一判断。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每10名患者中约有1人在卫生保健中受到伤害，全球每年有300多万患者因不安全医疗死亡；因不良事件导致的患者伤害，可能是全球死亡和残疾的十大原因之一。面对如此庞大而隐秘的伤害，仅仅依靠技术手段远远不够——更需要整个行业建立起对“生命至上”的共同信仰。

       正因伤害隐匿而普遍，制度补丁之外，更需要价值锚点。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印发的《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明确提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德培养贯穿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这背后正是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逻辑：缺少人文信仰托底的医学技术，容易偏离温度；缺乏安全共识的医疗体系，往往经不起风险考验。

      医学教育要做的，正是帮助学生完成这一次“价值内化”：在开学的第一课、实习的第一天、走上临床的第一个夜班里，反复确认——你守护的首先是人，而不是病；你追求的不只是治愈，还有不伤害。

二、坚持真理：从错误中学习，敢于修正，走正确的路 

      遵义会议最鲜明的品格，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会议不回避失败，不文过饰非，而是直面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调整路线，最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这份“直面错误、敢于纠偏”的勇气，恰恰是患者安全文化的灵魂。

      现代患者安全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绝大多数医疗不良事件，不是某个人的品行问题，而是系统缺陷的结果。流程设计不合理、沟通链条断裂、环境提示缺失、团队协作不畅——这些“系统因素”才是伤害的真正来源。

      医疗系统长期存在一种“问责文化”：出了问题，首先追究“谁错了”，然后惩罚“犯错的人”。这种文化看似公平，但它也会让一线人员隐瞒错误、讳疾忌医，导致同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成熟的医疗机构选择走另一条路：建立非惩罚性的不良事件报告机制，鼓励医务人员主动上报，深入分析根本原因，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改进系统、堵住漏洞。

      这与遵义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拒绝反思。

     《患者安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亦将畅通不良事件报告与分析机制作为重要着力点，鼓励主动报告、加强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分析。

      国际上，这一理念早已成为共识。航空业通过“黑匣子”和自愿报告系统，把每一次差错变成全行业的教材；患者安全运动正是借鉴了这一思路——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写进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

      对医学生而言，“坚持真理”意味着两件事：一是学会用循证的方法做临床决策，不迷信经验、不盲从权威；二是学会在出错之后不逃避、不辩解，而是“查因—纠错—改进”，把每一次失误都变成一次系统优化的契机。

       从错误中学习，不断反省，才能走正确的路。这既是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也是患者安全工作的日常功课。

三、独立自主：立足中国实际，形成患者安全的中国体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自身问题的会议。从那以后，“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不从书本出发，不从别国经验出发，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患者安全领域，同样需要这份“独立自主”。

      我国患者安全工作起步较晚，长期以借鉴国际经验为主。但这些年，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患者安全之路正在逐渐清晰：

       从2007年起，中国医院协会连续发布《中国医院患者安全目标》，覆盖正确识别患者身份、确保用药与用血安全、强化围手术期安全管理、加强有效沟通、落实临床“危急值”管理制度、预防和减少医院相关性感染等关键环节。

       从2021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每年组织制定《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指导行业以目标为导向科学精准开展医疗质量安全改进工作。各地各医疗机构积极贯彻落实，取得明显成效，充分发挥了引导工作方向、激发行业内生动力、改进医疗质量安全的积极作用。

      从国家层面部署《患者安全专项行动方案》筑牢制度底座，到出台《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夯实价值根基；从借鉴WHO框架，到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中国经验走向世界……

      这条路，不是照搬任何一张“国际处方”，而是立足中国医疗体系的实际：我们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有分级诊疗、医联体、县域医疗的独特语境，也有“以患者为中心”的制度设计——中国的患者安全，必须在中国自己的临床现场里找到答案。

      重庆医科大学的实践是一个缩影。团队二十余年来深耕患者安全教育与研究，是全国较早系统开设患者安全课程的高校之一，深度参与《中国医院协会患者安全目标》的研究与解读，牵头中国—WHO“2026—2027双年度合作项目：患者安全与隐私保护”，把中国患者安全的实践经验推向国际舞台。

      今年的遵义之行，正是这一路径的生动注脚：把患者安全培训送到县级医院、送到基层一线，让最需要安全守护的地方，先听到安全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题中之义——中国的患者安全，不能止步于三甲医院的学术探讨，更要扎根基层病房的日复一日。

      这正是“独立自主”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展开：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既善于学习，更敢于创造。

四、团结统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凝聚最广泛的安全合力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也是一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凝聚团结的胜利。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经充分讨论、集体决断，贯彻民主集中制，在重大军事和组织问题上形成共识，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统一。

      患者安全，同样是“团结统一”的事业。

      患者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科室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医疗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同向发力。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管理者、政策制定者、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每一个角色都是患者安全的利益相关方，任何一环的疏漏，都可能成为伤害的入口。

      所以，患者安全领域反复强调两句话：

      一句是“患者安全人人有责”——从医生到护士，从药师到技师，从保洁到安保，每一个岗位都在守护安全；

      另一句是“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把患者和家属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多问一句、多核对一次、多确认一遍，患者自己就是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中国医院协会患者安全目标（2025版）》第八条，正是“鼓励患者及家属参与患者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遵义之行的团队构成如此特别：15名硕博学子来自临床医学、护理学等不同专业，既有泌尿外科的临床研究生，也有护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跨专业的组合，本身就是一次“团结统一”的实践——让不同岗位的未来医务工作者，在同一个现场里理解同一件事：安全，需要所有人一起守护。

      从更大的视野看，患者安全已经超越医院围墙。《“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确立为战略主题，而患者安全正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石之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健康中国建设——这既是遵义会议精神在今天的回响，也是患者安全工作必须坚持的方法论。

五、数智时代，患者安全的新长征 

       如果说前四重启示来自历史，那么第五重挑战正来自当下。如果说遵义会议是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那么当下医学正处在另一场“转折”之中——数智化转型。

      人工智能、大数据、远程医疗、手术机器人……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临床，让诊疗更精准、效率更高。但与此同时，新的风险也在悄然生长：算法偏见可能导致诊断偏差，数据泄露可能侵害患者隐私，系统故障可能在最关键时刻失灵，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削弱临床判断……

      正因如此，肖明朝教授在本次遵义之行中，专门作了题为《数智时代患者安全的医学伦理思考》的报告。他的提醒值得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记取：技术在放大人类能力的同时，也在放大人类疏忽的后果；患者安全必须与技术发展同步进化，甚至跑在技术前面。

      数智时代的患者安全，至少有三道新考题：

      一是数据与隐私。医疗数据是最敏感的个人信息。患者安全既包括身体不受伤害，也包括信息不被滥用。这要求医疗机构在拥抱数据的同时，守住隐私保护的底线。

       二是人机协同的边界。AI可以辅助诊断，但最终决策必须有人把关；机器人可以精准操作，但术中风险仍需团队共担。技术越强大，“人”的责任越不能缺位。

       三是算法透明与责任归属。当系统出错，如何溯源？当算法产生偏见，如何纠正？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国际答案，恰恰需要中国医学界在自己的临床场景中探索求解。

      这何尝不是一种“独立自主”？面对全球共同的数智化课题，中国患者安全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径——既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又不盲从任何现成模式，在真实的中国医疗现场里，找到技术、伦理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点。

      这三道考题的答案，最终仍要回到开头那十六个字里寻找。

六、把遵义会议精神写进患者的就医之路 

      90年过去，长征路上的枪声早已远去，但遵义会议的精神依然鲜活。

      它提醒我们：做患者安全，要有坚定信念——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内化为职业信仰；要有坚持真理——从错误中学习，敢于反省，走正确的路；要有独立自主——立足中国实际，形成中国患者安全的体系；要有团结统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凝聚守护生命的最大合力。

      今年，重庆医科大学迎来建校 70 周年。1955 年，为响应党和国家建设大西南的战略号召，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400 余名专家、教师与医务骨干分批溯江而上、西迁来渝，于1956年组建重庆医学院，铸就了感人至深的“西迁精神”。长征精神与西迁精神在重医人身上交相辉映——它们共同回答着一个问题：为谁守护、靠什么守护。

      70年来，重医人把“西迁精神”写进了巴渝大地的每一间病房；今天，新一代医学学子又在遵义把“遵义会议精神”装进行囊。两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指向同一个终点：让医学更有温度，让生命更有尊严。

       遵义之行结束时，一位同学在研学笔记里写道：“以前觉得患者安全是规章制度，现在觉得它更是一种信仰。”

      这句话，或许就是这趟红色研学最珍贵的收获。

      走好新时代患者安全的长征路，让每一位患者的就医之路更安全、更温暖——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给患者安全工作的启示，也是这一代医学教育工作者共同的使命。

（注：本文由重庆医科大学患者安全团队整理，结合2026年8月遵义红色研学暨患者安全基层行实践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