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高端」标签，敢做「最后一站」：一家外资医院的十年逆行

在中国错综复杂的医疗版图上，非公医疗长期处于一种微妙的语境中。

过去10年，它既是一条资本追捧的赛道，又是一个充满隐忧的现场。

对行业而言，非公医疗被寄予了成为“鲶鱼”的期待，希望通过市场化机制激活医疗服务创新；但对患者而言，非公医疗始终面临一道难以跨越的信任门槛。长期以来，“民营”“私立”与“高收费”等标签绑定在一起，不少患者担心非公医疗的“高端”意味着更高的就医成本。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民营医院数量首次超过公立医院，但诊疗人次不足公立医院的1/7，到2025年，民营医院数量增至公立医院的2.3倍，诊疗人次上仍约是公立医院诊疗人次的1/5。

这意味着，七成的医院在抢夺不到两成的病人。

因此，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非公医疗往往选择专注于某个专科。例如医美、齿科、眼科等“浅水区”，成为了许多民营医院的主要发展方向。而心脏外科、神经外科等领域，因为较高的死亡风险、动辄数百万的重资产投入和极高的技术门槛，是当时非公医疗界鲜有资本涉足的“深水区”。

2016年，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下称“德达医院”“德达”）在青浦区挂牌成立。作为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心血管专科医院，它从筹建之初就决意要蹚入深水区。过去两年，超过4000家中国民营医院注销或停业。然而，德达医院生存了下来，并在今年9月迎来了它建院的十周年。

我们采访了德达医院的投资方、投后管理者，德达医院的医疗院长和数位医生、患者，也包括了解行业背景的相关人士，试图以此为案例来回答：如果想要建一家长久生存的民营医院，资本要付出多少耐心？医生要拥有多少空间？制度要怎么改善，才能让商业化与医疗本质平衡？

要理解非公医疗的十年，绕不开对医生职业处境的观察。

在传统的医疗评价体系中，医生除了繁重的临床救治，还面临着科研论文指标、带教任务等全方位的考核。其中科研指标直接与职称、职务和收入挂钩。当年一名32岁的北大医学博士，就职于北京知名三甲医院，每天和3个医生一起在20多平方米的喧闹诊室里连轴转，他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形容，“脑袋里像开了一天公交车”。最终，因为难以兼顾科研压力与接诊工作，他在2022年选择投身民营皮肤科医院。

这不是个例。早在2013年，就有媒体报道，某急诊科医师离开了工作12年的北京某三甲医院自己创业，同年，某血管外科主任也离开了上海某三甲医院开办全科诊所。新一代青年医生结构性困境中，许多医生都希望能纯粹地只扮演一个角色——医生。

德达正是从重塑医生身份开始的。

最早加入德达的医生是如今的医疗院长孙立忠。他是孙氏手术发明人，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等全国知名三甲医院担任心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德达在建院时的愿景是汇聚中国国内心血管领域的一批领军专家。因此，孙立忠是当时被邀约的对象。

“我到非公立医疗，初心就是想纯粹地做一个医生，不用去关心那些与医疗不相关的事。”孙立忠回忆说。

投资方痛快地答应了他，给出了一个当时看来难以置信的承诺：不计较医院的短期回报，也不计较医生的经济性绩效。

这种近似“理想国”的条件先后吸引了孙立忠教授、葛均波院士、黄连军教授、刘建实教授等心血管领域的领军专家先后加入德达。随之而来的，则是一批出类拔萃的青年医生。不少医生讲起自己来德达的理由就是为了“跟随这支心血管梦之队”。

“在德达，医生能够比较纯粹地做医生该做的事。能够专注于救治患者，不用去担心、协调行政这些‘后台’的问题。”太古医疗投后管理负责人、上海德达医院首席运营官张啸东说。

这种高效的内部协作，也让医生能够专注于救治患者，无需分心和其他部门协调，从而造就了一条具有德达特色的“绿色通道”。在德达，一位急性主动脉患者如果走“绿色通道”，那么在他到院前，外科、麻醉、ICU等所有团队成员已同步信息并做好准备，确保其一到院就能立即开展救治。

“我们的患者最长到医院不超过 90 分钟，一个半小时之内就能上手术台做手术。最快的一个患者到医院不到 10 分钟就上了手术台，做了手术，并且取得了成功。”孙立忠自豪地说。

这种一切为医疗全力以赴的理念也深入医院的考核制度。德达没有针对医生的个人的经营指标，也没有针对科室床位周转率、药占比的硬性考核。一名心外科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没有了药占比的指标，所以没有额外买药，因为没有床位周转率的考核，所以需长期住院的危重复杂患者可以安心住院和康复训练。

一位患有室壁瘤患者曾辗转于多家医院，最终转往德达ICU，带着ECMO（体外膜肺氧合）维持生命十几天。在心内科和心外科的四周观察后，最终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手术窗口期”——患者坏死的心肌充分纤维化、变得结实，室壁瘤被成功切除。而这种等待正是因为医生挣脱了考核枷锁，才得以让每一次医疗决策，都能纯粹地回归到“只为医疗”的原点上。

在医疗行业中，CMI（病例组合指数）是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及评价医院技术水平高度的重要指标，其反映的是收治病人的病情复杂程度和医疗资源消耗。目前，上海三甲医院CMI的平均值在1.5左右，德达的CMI值则有6.0。

6.0数值背后，是一幅“危重、疑难、复杂”的德达疾病图谱。

孙立忠曾接诊过一位从上海某头部三甲医院转来的高龄患者。这位患者在此前做过主动脉机械瓣置换和二尖瓣、三尖瓣成形术，随后主动脉根部动脉瘤增大到了十几公分。由于这是二次手术，开胸劈胸骨时动脉瘤极易破裂导致大出血，风险非常高，难度非常大。

面对这个让人力不从心的巨大动脉瘤患者，德达没有畏难。手术时，孙立忠带领团队事先在股动静脉插管转起体外循环，将体温降至二十多度并让心脏停跳，当劈开胸骨动脉瘤破裂时，体外循环团队暂停了体外循环机从而避免了大量出血，在暂停的3到5分钟里外科医生则负责迅速缝合破口，尽量避免后续出血。当体外循环机恢复运转，动脉瘤替换术再有序进行。

“其实我经常做这类被视为危重症的二次或多次手术患者，在我个人的手术中占到了一半以上。”手术后，孙立忠说。

10年间，上海德达心血管的三四级手术近1.2万例，占总手术量的62%——这意味着，超过六成的手术都是高难度的复杂手术，覆盖胸腹主动脉疾病、主动脉夹层、支架植入感染，复杂瓣膜病、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多类疑难病症。在这里，最小的手术患者是刚出生21天的婴儿，最年长的是需要安起搏器的94岁老人。过去一年，院内疑难复杂心血管手术占比超90%。

“我们的病人，要么高龄，要么有合并有其他的复杂的病变，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脑部、心脏的并发症，（还有）二次、多次手术的、感染的，凡是这个主动脉的复杂的疑难杂症，基本上我们这都是作为很多病人的‘最后一站’。”孙立忠说。

为了匹配复杂心血管手术的治疗，早在德达建院时就设置了足够多的ICU床位——在核定的202张病床里，有38张是ICU。一位医疗投资人士说：“ICU在财务上不是一个性感的业务，但是是严肃医疗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是一个医院医疗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立忠认为，没有好的重症监护，就无法开展高精尖的手术，无法提高一家医院的医疗水平。

在不断挑战高难度术的另一面，德达也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呈现高水平，于是提出践行“个性化医疗”的理念。

2026年年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心脏及大血管病中心学科带头人金泽宁加入德达，担任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医疗副院长、心内科与导管室主任。他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提到自己来到这家医院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患者的个性化医疗需求。

现代医学早已进入精细化和复杂的阶段，疾病总是叠加着疾病一起发生，单个科室的诊断和治疗有时无法解决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病灶，因此对“会诊”的需求越来越多。但在中国，多数医院由于门诊量巨大、医生超负荷运转，科室间常常没有打通，会诊容易流于形式。德达作为非公医疗机构，则从建院开始就全面启用Heart Team（“心脏团队”）模式。

Heart Team指的心脏领域多学科共同讨论、共同承担责任的工作模式。这是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结合心脏领域多学科协作的诊疗模式，并被写入欧美心血管治疗指南建议中。

在德达，每周一、三、五的早晨，医院的整个Heart Team会在一起开交班会。交班会要求Heart Team的成员——心内、心外、影像介入、麻醉、体外循环以及ICU的医生和负责人几乎全员参与。在交班中，所有危重、疑难、复杂病患都会逐个过一遍，无论是内科收治，还是外科收治的患者都会被逐一分析，并当场联合讨论，给出综合意见。

例如，一位复杂冠心病患者，入院时重要血管前降支完全闭塞，大面积心肌坏死导致左心室几乎丧失收缩功能，人处于昏迷状态，需要依靠ECMO（体外膜肺氧合）维持生命体征。德达心内、心外团队接手后制定了精密策略：心内科率先将前降支开通，让处于顿抑状态的心肌恢复血供，得以存活。随着心脏功能逐渐恢复并撤下ECMO，外科团队耐心等待了数周，直到坏死心肌充分纤维化形成坚固的疤痕，才切除室壁瘤并清理内部血栓，尽可能避免组织水肿导致的缝合撕裂风险，最终患者康复，回归了正常生活。

这样的病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德达，患者的故事不再是单纯的“救命”，还有“更好的生活”：一名经历了9次不同部位手术的马凡患者成功存活；一位被救护车运送来的七旬心衰患者，安装完LVAD（左心室辅助）又开始散步、做饭回归日常；一位因职业需要不得不熬夜、一直降不下血压的患者也通过RDN（经支架肾交感神经消融技术）将血压稳定控制在合理范围。至今，已有近50万人次在这家医院就诊，患者覆盖了1183个病种。

这场长达10年的深水区实验能够成立，长线资本的属性起到关键作用。

2026年，随着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全面覆盖二级及以上民营医院，靠“多做项目”增加收入的粗放模式随之终结。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原副司长段政明在行业峰会上直言不讳：“如果说五年前，你的医院通过规模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今天如果还在做规模发展的梦，我告诉你这个梦该醒了。”

在盈利模式重构的当下，一些民营机构选择将医保占比从开业时的八成大幅降至个位数，全面转向商保和自费的消费医疗型路径。

但德达背后的投资方——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太古集团，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普惠之路。太古医疗板块董事总经理王煜表示，太古投资追求长期运营和资产的“不可替代性”。在这种长线资本的庇护下，德达得以从容地撕掉外资医院等于“昂贵专属”的刻板标签。

王煜说：“我们说的高端，指的是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而不是高价格的医疗服务。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把这个‘贵’字的标签打掉。”

与刻板印象中的“高额费用”不同，一台接受手术的患者告诉我们，“平时可以挂到50-100元的专家特惠号，床位费200多元/天，看到账单时我都惊呆了”。另一位马凡患者告诉我们，因为身患罕见病马凡综合征，德达还针对性地推出医保平价费用政策，并提供全周期救治服务，以解决患者的就医难题。

另一个“不贵”的直接例证是，2018年，上海试点“自主定价+医保支付”的叠加式医保模式，允许高端私立医疗机构在医保标准范围之外，提供可选择的自主定价，那一年，德达主动纳入国家医保体系，采用“医保+商保”相结合模式。

如今，德达医院的医保患者占比高达90%，这不仅保障了充足的病源，也让医院得以在收入和医疗水平追求之间找到平衡——“高端”与“医保”的隔阂被打破，医院在保持高端服务的同时，又因为接入了庞大的医保体系，“我们有足够多的患者群、病例，才能训练我们的团队，提升我们的标准，优化我们的管理，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王煜说。

德达也并非孤例。越来越多的非公医疗通过纳入“医保”的模式，来拓宽生存边界。

这种普惠的温度，同样体现在德达持续多年的慈善救助中。自2018年起，德达便通过慈善机构启动了先心病患者救助计划。截至2026年6月底，医院累计救治心血管疾病及肺部疾病患者共计2,360人。

在德达的慈善救助中，来自新疆喀什的维吾尔族少年麦麦提（化名）是其中一个重获新生的缩影。麦麦提在6个月大时被发现患有极其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畸形：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并且只有一个心室。单心室意味着他的心脏无法建立正常的双循环，全身永远处于混合血的严重缺氧状态，稍微走动两分钟，他就会嘴唇发蓝、指甲青紫。

因为家境贫寒，父亲靠打零工日赚不到150元，家庭无力承担这笔天价费用，而麦麦提的哥哥更是因未能及时错失复杂先心病手术而早夭。

2022年，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上海德达医院先心病患儿公益项目的资助下，麦麦提迎来了转机。德达医疗团队为他成功实施了被公认为心外科领域“天花板”难度的单心室Bentall系列手术。

术后的麦麦提在病房里用手机外放着维吾尔族乐曲翩翩起舞，不仅拉着护士姐姐跳，还拉着孙立忠院长一起跳，他的肤色也第一次泛起了健康的血色。

如今，康复后的麦麦提每周可以踢三四次足球，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者。2026年3月德达公益团队赴疆复查时，超声报告显示他的心脏瓣膜情况良好、主瓣流速稳定。

仁心几乎是这家医院最重要的底色。一名加入德达10年的医生回忆起自己刚到医院时，开了一次大会，院长孙立忠只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all for patients”。这名医生将此当成自己的行医箴言，患者提起他，总是夸赞他的用心和负责。而他也因为这句话，在德达留任至今。

10年前，那场建院后的大会上，孙立忠对着德达的员工解释“all for patients”，“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一切患者。”

德达的十年，只是一面折射中国社会办医浪潮的多棱镜。它所映照出的，是整个非公立医疗行业在“体量增长”与“价值飞跃”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的时代缩影：一家私立医院要进入良性循环，它需要长线资本的投入和等待，需要医生的水平与汇聚，更需要所有决策层、执行层都拥有仁慈的底色。

狂热褪去后，市场的选择变得清晰起来。从业者们开始意识到，“单纯的低价引流”或“单纯的规模扩张”难以为继，医疗终究是一门关于信任的学科。而一些变革正在悄然发生：非公医疗正从体量上的盲目追逐，转向对医疗技术、服务水平的提高；客户群体也从高净值人群，转向更普惠的服务对象。

在未来的中国医疗体系中，非公医疗的坐标开始明朗：它不再是公立医院的简单复制或边缘补充，而是致力于在“公立保基本”的网络外，提供高水平、个性化、可及的医疗。

当然，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过渡，当投机的泡沫被彻底挤出，只有懂得医疗本质的机构，才能拿到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