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经验”可以复制吗?
2019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药剂科临床药师团队在日常ADR监测中留意到一件事:使用奥沙利铂的肿瘤患者出现了肝窦阻塞综合征,一种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
彼时,奥沙利铂制剂的说明书中并未收录这一风险警示。团队随即查阅文献、调取数据、组织多学科专家论证,确认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相关性后将证据提交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最终,这一发现推动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修订奥沙利铂的药品说明书。
让系统“主动找人”技术破局的三级跳
一家医院的日常监测,最终撬动了全国性的药品安全决策。这个故事之所以值得讲述,恰恰因为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药物警戒不只是“填表交差”,而是一套能从海量临床数据中识别风险、影响决策的主动警戒系统。在健康界的直播中,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药剂科副研究员李春磊拆解了这套“从风险感知到精准决策”的药物警戒数智管理链的创新实践。
2025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接近300万份,医疗机构占总报告量的91.5%。但报告数量的增长并不等于风险管控能力的同步提升。传统自发报告模式存在报告率低、信息不完整、报告延迟等固有局限。大量ADR(药品不良反应)数据沉睡在系统里,有数据没信号——这是全国多数医院药物警戒工作的真实写照。
那么,如何让沉默的数据真正“开口说话”?
齐鲁医院的解题思路,是一套从“风险感知”到“精准决策”的药物警戒数智管理链。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并不复杂——让药品安全风险被看见、被分析、被干预。但要将这个逻辑变成一套可运行的系统,需要跨越的远不止技术门槛。
从监测到决策:三个案例看懂“闭环”
数据的价值,最终要落脚在临床决策上。齐鲁医院的另一个突破,是将ADR风险分析系统性地融入临床用药决策知识体系,形成从数据到决策的工作闭环。
“齐鲁经验”可以复制吗?
这套体系的运行,带来了一组扎实的数据。近三年,齐鲁医院全院ADR年度报告量连续突破千例。值得关注的是,报告结构的优化——新的和严重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占比持续提高,报告质量评分稳步上升,报告及时率保持较高水平。“这说明一线医务人员不仅从‘要我报’变成了‘我要报’,还逐步学会了‘我会报’——知道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值得重点关注,知道如何高质量地完成一份报告。”李春磊说。
医院因此三次荣获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先进集体通报表扬。2人入选国家中心专家库,21人进入省中心专家库。团队参与编写了《山东省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与管理专家共识》等多部省级规范性文件。
但“齐鲁经验”能否被其他医院复制?成功要素拆解开来,技术只是其中之一。更关键的是绩效管理与人才激励。这恰恰说明,数字化转型的下半场,难点往往在“组织协同”而非“技术开发”。
未竟之路:三个短板与行业共性问题
李春磊也坦言,目前体系仍有三个短板亟待补齐:
其一是风险预警闭环的最后一环尚未完全合拢——预警模型能够生成信号并推动临床,但临床接收到预警后采取了什么行动、效果如何,这些行为数据缺乏回传机制;
其二是跨机构数据共享的合规途径尚未打通,患者出院后的用药与健康状况追踪存在断点;
其三是肿瘤患者、儿童、孕产妇、高龄老人等特殊人群的用药风险覆盖仍然不足。
这三个短板不仅是齐鲁的问题,也是行业的共性问题。当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探索药物警戒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打通“预警—行动—反馈”的闭环、如何在合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如何覆盖更广泛的患者群体——这些挑战需要整个行业共同回答。
结语
李春磊表示,从风险感知到精准决策,从数据采集到临床干预,每一个节点都有具体的责任部门。毫无疑问,这是一套运行多年的体系,也是一家头部医院对“药物警戒到底应该怎么做”的回答。
以数据要素、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公立医院发展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药物警戒的数字化转型,正是这条转型之路上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从“被动报告”到“主动警戒”,从“数据大”到“大数据”——齐鲁医院的探索,或许正是这一宏大叙事的微观注脚。
监制 | 章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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