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屏幕无处不在的时代,健康管理不能止于“禁止”,而需要在能力、机会、动机三个维度上重新设计行为环境。
2026年6月,拆解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精致医院》一书正式发售。该书核心追问:大家究竟要建设一家什么样的医院?而答案指向“精致医院”五个内涵中最具人本价值的一句:精致在于“体验感”——不仅关心质量安全,更关心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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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体验感”从管理理念落回儿科病房的现实,一组数据令人不安: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已达50.3%,而住院——这个本应集中治疗的身体修复期——正在成为屏幕暴露的“第二战场”。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基线调查显示,该院儿科系统75%的住院儿童在使用屏幕,日均暴露时长达3小时;国外研究则显示,80%的住院儿童在使用屏幕,每日屏幕暴露最长者达6小时。该院小儿心血管科及小儿内分泌科副护士长李晓庆日前在健康界直播中直言:“过度屏幕暴露不仅会导致睡眠减少、情绪紊乱,还会延缓疾病康复进程。”
手机等电子产品已然成为病房里最“好用”的安抚工具,照顾者的无奈放任与护士的知情无力构成一种沉默的共谋。面对这一困局,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用一套基于COM-B行为模型的“1+X”干预方案,试图在治疗与成长之间寻找一种有温度的平衡。
问题的起点,往往不是某个人的失职,而是整个系统的失灵。李晓庆团队在项目启动前进行了多维度调研。照顾者的心声是:“孩子不听话,没人帮我看,住院没意思,只能让孩子看手机……”护士的回应同样直白:“医院和科室没有规定让我们去管理,我们只能说一说而已。”科室层面的调查结果更为刺痛:0份关于屏幕管理的科室制度。
这组调研揭示了四个层面的结构性困境:照顾者的无奈放任——住院打乱生活节奏,“用屏幕换安静”成为最廉价的妥协;护士的知情无力——科室未提供玩具、游戏设备等替代方案,护士“没时间管,也不知道怎么管”;住院环境的物理限制——儿科病房缺乏安全宽敞的活动区域,屏幕成为填补无聊的唯一出口;科室制度的完全空白——缺乏针对住院场景的屏幕暴露管理制度,使管理行为毫无依据。
李晓庆在直播中坦言:“制度建立的突破口还是以JBI循证卫生保健模式作为框架指引,参考WHO和美国儿科学会的要求,以及我国的政策及医疗环境来制定。
面对双重困局,团队引入了JBI循证卫生保健模式与COM-B行为理论作为双核驱动。COM-B模型将行为解构为三个维度:能力、机会、动机。三者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维度的短板都会让干预失效。
团队组建了高质量的循证队伍,系统检索文献,纳入15篇高质量研究,整合出5个主题、20条最佳证据,并据此制定16条审查指标。随后对四个科室、92名护士、380例住院患儿进行基线调查。
结果触目惊心:婴幼儿屏幕暴露合格率为62%,学龄前儿童40%,学龄期儿童28%,青少年仅为22%。16项审查指标中,科室及医护层面的6项执行率均为0。
基于COM-B模型,团队系统分析了障碍因素:能力维度——护士知识与技能不足、照顾者认知不足;机会维度——环境易接触电子设备、缺乏替代资源和制度支持;动机维度——患儿对电子设备依赖性强、照顾者依从性低。
但团队同时识别出五项促进因素,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所查证据均在护理人员能力范围之内且获得医院护理部的大力支持,各项措施可以从护理单元内部发起。
团队构建了“1+X”干预方案。“1”代表支持性生态——“提高医务人员及照顾者意识、改造环境、整合资源”;“X”代表精准分层——根据年龄和病情匹配差异化措施。
支持性生态有五个支点。环境改造方面,团队重新布局病床拓展活动区,在走廊打造游戏角,用色彩营造温馨氛围。多学科课程设计明确了医务人员在屏幕管理中的四重角色,培训后护士知识平均分提高45%。从单向宣教到双向赋能,定期开展“健康家庭日工作坊”,将照顾者转化为健康共同管理者。引入美国儿科学会“家庭媒体使用计划”工具,为每个家庭定制个性化方案。招募家长和社工部志愿者组建“屏幕管理员”队伍,干预力量从“一元”拓展为“多元”。
精准分层方面,针对学龄前儿童设计了“勇士积分挑战赛”——通过参与运动游戏、与绿植打卡获得积分兑换礼品,零成本打造运动游戏场,同步实现减屏与增运动。
针对学龄期儿童开创“游戏化运动处方”,将每日减屏计划打包为每天不重样的60分钟游戏套餐,让“不许看屏幕”变成“快来做游戏”。
针对青少年采用动机性访谈和赋能,引导他们自主制定减少屏幕使用计划。出院后干预延伸至家庭,制定家庭屏幕媒体使用管理计划,通过常态化随访,规避屏幕使用反弹现象。
项目成效最终落在数据上。患儿结局实现“三升一降”:屏幕暴露合格率稳步提升,睡眠质量提高,治疗依从性改善,恐惧评分下降。护士干预措施执行率实现0(零)的突破,而工作负荷感知未显著增加。照顾者屏幕知识知晓率在出院后达到100%。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制度和流程,已作为范式在全院儿科推广,并辐射18省19市200余人。
在健康界直播互动中,李晓庆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
关于打破“制度空白”和“护士知情无力”的僵局,她认为“突破口还是以JBI循证卫生保健模式为框架指引,参考WHO和美国儿科学会要求来制定制度”。至于护士,除了制度保障,还需“提供替代资源”——联合社工部提供图书玩具,科室人员自发募捐。
关于模式向外复制最难迁移的提问,她指出一是硬件条件——部分医院没有社工部和志愿者;二是科室文化——“是否具有支持变革和改变的文化”。建议是“做低成本改善”——“只要把意识提高了,哪怕早查房时给患儿和家长一些指导,也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关于对其他医院的建议,她强调从障碍和促进因素分析入手:“依据现存问题,分析障碍和促进因素,通过多方法解决障碍因素。”
“我们所做的屏幕管理工作,力求在治疗与成长之间寻求有温度的平衡。我们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们;我们关注的不只是今天的疾病,更是孩子明天的健康发展。”
当政策将“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上升为国家行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这场始于儿科病房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关键启示:在屏幕无处不在的时代,健康管理不能止于“禁止”,而需要在能力、机会、动机三个维度上重新设计行为环境。把“不许看屏幕”变成“快来做游戏”——这个充满游戏精神的转向,恰好回答了那个共同的命题:如何让孩子在住院期间依然拥有一个健康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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