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做护士，做天使”护士节征文⑲｜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

守护 生命最后的尊严

-中医内科 黄佳玲-

窗外的木棉花又开了，火红的花瓣在五月的暖风里轻轻摇曳。每年这个季节，中医科的走廊总会飘散着淡淡的草药香，与疾病的气息交织在一起，构成生命最真实的画面。

在中医科做护士的第八年，我已见过太多生命的来临与离去，但陈伯和他的儿子，却在我心中刻下了最深的痕迹。

那是去年深秋，潮汕口音的陈伯被儿子用轮椅推了进来。肝癌晚期，全身蜡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的身后，跟着一位同样清瘦的中年男人——那是他唯一的儿子，阿雄。

病历上写着陈伯有四个儿女，但自入院起，陪在床边的，永远只有阿雄一人。

“姑娘，我阿爸怕痛，麻烦轻一点。”每次打针换药，阿雄总会小声提醒，眼神里满是恳切。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照顾父亲，这个四十岁的潮汕男人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卖掉了刚付完首付的小房子，回到了老家。

中医科的病房里，时间似乎流淌得格外缓慢。阿雄的照护，细致到令人动容。

清晨，他用温水为父亲洗脸、擦身，手法轻柔得像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喂饭时，他会先尝一口温度，一勺粥要分三次慢慢地喂。陈伯因为腹水腹胀吃不下，他就端着碗，一蹲就是半小时，轻声细语地哄着：“阿爸，再食一口，就一口。”

最艰难的是如厕。肝癌晚期的病人极其虚弱，每次扶陈伯起身，阿雄都会用整个身体作为支撑，让父亲靠在自己怀里，一步一步挪向卫生间。我见过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见过他手臂上被父亲无意抓出的红痕，但他从不言苦。

夜里，他就睡在病床边的折叠椅上，一只手总是轻轻搭在父亲的手边，陈伯稍有动静，他便会立刻醒来。其余三个子女偶尔也会来。他们衣着光鲜，站在病房门口，远远地望着，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简单问候几句，放下果篮或红包，便匆匆离开。有次我听见他们在走廊低声说话：“大哥真是傻，医生都说没治了……”“辞职照顾？以后他自己怎么办？”阿雄只是沉默。有次我值夜班，见他站在窗前发呆，便递给他一杯温水。“累吗？”我问。他摇摇头，望着病床上安睡的父亲，声音很轻：“我是老大，小时候家里穷，阿爸每天打三份工供我们读书。现在他需要我，就像我们小时候需要他一样。”病痛如潮水，一日日吞噬着陈伯的生命。

那个下午，科主任和主管医生将阿雄请到谈话间。出来后，阿雄的眼睛是红的。他签下了“不接受一切侵入性抢救措施”的知情同意书，包括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电除颤。签字时，他的手在抖，一笔一划却异常清晰。“阿爸说，他想走得体面些。”阿雄对我说，声音沙哑，“他辛苦了一辈子，最后这段时间，我不想让他再受苦了。”

最后一夜来得平静。监护仪上的数字缓慢下降，陈伯的呼吸渐渐微弱，但神情安详。阿雄打来温水，最后一次为父亲擦洗身体，换上他带来的那套崭新的唐装——那是陈伯六十大寿时儿女们送的，他一直舍不得穿。凌晨三点四十七分，陈伯的呼吸渐渐停止。阿雄紧紧握着他的手，贴在脸颊旁，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父亲逐渐冰凉的手背上。

病房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风声。我没有按响急救铃，没有推来抢救车，只是按照家属意愿和医疗规范，静静地陪伴在一旁。五分钟后，我拉了一张心电图。一条直线，平稳地延伸开来。我看了看时间，在记录单上写下：“凌晨三点五十二分，临床死亡。”阿雄轻轻俯身，在父亲额头上印下一个吻，用潮汕话低声说：“阿爸，好好睡，不再痛了。”

处理完后续事宜，天已微亮。我在护士站写下最后的护理记录，抬头看见阿雄站在护士站前，深深鞠了一躬：“多谢你们，让我阿爸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晨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疲惫却平静的脸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护理工作的另一层深意。有时，拯救生命是医学的胜利；而尊重死亡，是医学的慈悲。 我们不仅是与疾病抗争的战士，更应是生命尊严的守护者。

在中医科这个常常见证生命终章的地方，我学会了如何在一呼一吸之间，衡量生命的重量。

又是一年护士节。窗外的木棉树上，有些花朵正在绽放，有些则随风飘落，归于尘土。生与死，在这里不是对立，而是一个完整的循环。而护士，就是那个站在循环之间，握着患者的手，从始至终陪伴他们走过这段旅程的人。

做人，要有阿雄那样的担当与深情；做护士，要有尊重生命规律的智慧与勇气；做天使，我们不是要逆转生死，而是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尤其是最后的时刻——守护一个人最后的体温与尊严。

陈伯离开后，我在他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是阿雄工整的字迹：“阿爸，不怕，我陪你。”这六个字，或许就是对“做人做护士做天使”最好的诠释——在生命最脆弱、最艰难的时刻，给予不离不弃的陪伴，和至深至诚的温柔。这，就是护理工作赋予我的，最珍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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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医内科 黄佳玲

照片：刘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