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认知偏差，临床研究应成为医院发展的「第二曲线」！

本文作者为国家干细胞转化资源库副主任、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及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干细胞基地办公室主任汤红明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医院领导对「临床研究」的理解仍停留在「科研项目」的范畴，认为那是科研处的事，是少数「科研型医生」的事。这种认知偏差，恰恰是当前医院发展中最需要突破的瓶颈。

与此同时，「基础研究是真科研，临床研究是临床工作」的错误认知，在许多医院依然存在。这种认知反映在职称晋升、绩效评价中，便是临床研究权重偏低。一位医生投入大量精力开展临床研究，在评职称时却可能因为「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被边缘化。

长期以来，衡量一家医院科研实力的标尺，几乎等同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这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基础研究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但医学的最终落脚点是治病救人，是临床实践。当一项基础研究的成果无法转化为临床可用的技术、方案或产品时，它对于患者的价值便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

近年来，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医院管理者意识到：临床研究不是医院科研的「附属品」，而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第二曲线」。本文试图从医院战略发展的视角，探讨临床研究在研究型医院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为医院管理者提供一份重新认识临床研究的认知框架。

临床研究在医院发展中的多维价值

临床研究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探索疾病诊断、治疗、康复、预防规律的科学活动。它与基础研究有着本质区别：基础研究回答「为什么」，临床研究回答「怎么办」——前者是探索机制，后者是验证方法。

这种区别决定了临床研究在医院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多维价值：

从患者角度看，临床研究意味着获得最新治疗机会的可能。参与临床研究的患者，往往能优先接触到尚未普及的创新疗法，在常规治疗手段有限的情况下，这可能就是新的希望。正如有专家所言，当下的每一个标准治疗方案，都曾是一个临床试验。

对医生来说，临床研究是提升诊疗水平、拓展学术视野、形成专业特色的重要途径。一位深度参与临床研究的医生，不仅能掌握最新疗法，更能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形成独特的学术优势。

一个学科在行业内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出的临床研究证据能否改变临床实践、被纳入诊疗指南。

从医院发展的战略高度看，临床研究是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强区域辐射力的重要抓手。能够牵头开展高水平临床研究的医院，往往在患者选择、人才引进、资源获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正如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何振喜所指出，研究型医院是「医学创新的策源地、临床研究的主阵地、创新成果的验证地、转化产品的应用地」，在医学科技创新转化链条中居于枢纽地位。

放在国家层面，临床研究是推动医学进步、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基础支撑。从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到创新疗法验证，再到「中国方案」的形成，都离不开医院这一关键阵地。

从 「 基础研究主导 」 到 「 临床研究并重 」 的格局之变

长期以来，医院科研的评价体系存在「重基础、轻临床」的倾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SFC）作为衡量医院科研实力的核心指标，其地位难以撼动。然而，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临床研究的支持体系日益完善。

国家层面：临床研究专项持续发力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正成为临床研究的重要支持渠道。以「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例，该项目以解决重大疾病防诊治难题为重点，围绕形成慢病防治「中国方案」部署临床诊疗方面的研究和攻关。2026年度，该项目围绕重大慢病防治关键问题，启动53个重点研究方向，所有以人体为研究对象、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均须严格遵守临床研究相关管理规范。

「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同样为临床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2026年1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牵头的「渐冻症的基因编辑和纳米酶药物的创新研发」项目获批启动，该项目聚焦基因编辑与纳米酶两大前沿技术，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

地方层面：多元化资助渠道不断拓展

各省市卫健委纷纷设立临床研究专项，为医院开展临床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福建省卫生健康重大科研专项资助强度约300万元/项（其中省级财政资助200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配套100万元），研究期限最长4年，聚焦重大疾病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鼓励医产学研协同攻关。

市级层面同样在布局。福州市卫生健康系统科技计划项目明确设立卫生健康科研创新团队培育项目、中青年科学研究项目等类别，优先支持临床工作人员围绕疾病诊断、治疗、康复等实际问题开展应用基础与转化医学研究。云南省科技厅与卫健委联合发布的医疗卫生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则围绕慢病预防及诊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妇产疾病、儿童健康等方向设立专项，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申报。

科技部门也在发力。天津市科技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6年度生物医药领域科技计划项目需求，覆盖临床前研究、Ⅰ-Ⅲ期临床试验、上市后评价、真实世界疗效评价等研究。河南省教育厅则通过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支持临床研究，鼓励青年教师申报，优先支持应用研究计划。

从省级卫健委到市级卫健系统，从科技部门到教育系统，临床研究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经费支持和政策关注。这一变化，医院管理者不妨多留意。

医院层面：自筹经费布局临床研究

面对临床研究日益重要的趋势，一批领先医院开始主动布局。部分医院自筹经费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用于培育高水平临床研究项目、建设研究型病房、引进临床研究专业人才。这些投入，既是医院对临床研究价值的认可，也是对未来竞争格局的预判。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2025年成立了临床医学研究部，并组建由院士领衔的临床研究管理委员会，通过「院内主干支撑、院外智慧引领、平台高效驱动、机制坚实保障」的治理格局，推动临床研究高质量发展。这一举措，正是领先医院主动布局临床研究的典型缩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启动临床研究领航计划，每年高强度资助10-20项高水平临床研究项目，单个项目资助金额200万-300万元。2023年作为项目收官之年，共计拨款4070万元；2023年11月启动第二批高质量临床研究项目，聚焦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最终对排名前25的项目予以资助，2024年按40万元/项标准拨款，当年共计资助1000万元。

临床研究对研究型医院建设的三重推动

前文从医院发展的多维价值和国家、地方、医院三级支持体系两个层面，回答了临床研究「为什么重要」的问题。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临床研究在医院整体发展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它与研究型医院建设有何内在联系？

这些问题，需要从研究型医院的定位说起。研究型医院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科学研究为支撑，以成果转化为目标的医疗机构。其核心特征是临床与科研深度融合，医生既是临床专家也是研究者。在研究型医院，科学研究不是临床工作的「附加项」，而是贯穿于诊疗全过程的基础支撑。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何振喜指出，难病诊治、医学创新、成果转化是研究型医院的三大核心职能使命，必须坚持三者并重并举、融合协同发展。研究型医院建设应坚持「政府主导、医院牵头、多方协同」，积极整合国家级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资源，打通基础研究至临床医学创新转化闭环。

临床研究在研究型医院中的定位

研究型医院的评价标准，不应只看发了多少SCI论文，而应关注解决了多少临床难题。临床研究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研究型医院建设成效的关键指标。

国际顶尖医院如梅奥诊所、麻省总医院等，无一不是临床研究重镇。他们的实践证明，临床研究不是医院科研的「点缀」，而是立院之本。在这些医院，临床研究贯穿于日常诊疗，每一位患者都可能成为医学进步的参与者，每一次诊疗都可能是研究的一部分。

临床研究对 研究型 医院建设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医疗质量提升。循证医学的基础是高质量临床研究。没有充分的临床研究证据，所谓的「精准医疗」便无从谈起。只有通过规范的临床研究，才能确定什么样的治疗对什么样的患者最有效，什么样的方案最能平衡疗效与安全。

其次，临床研究是培养「医师科学家」的最佳途径，有助于人才梯队建设。一位优秀的临床研究者，不仅具备精湛的临床技能，更拥有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研究型医院人才队伍的核心素养。

第三，一个学科在行业内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出的临床研究证据能否改变临床实践——这正是学科品牌塑造的关键所在。当一家医院的临床研究结果被纳入诊疗指南，当它的诊疗方案成为行业标准，其学科品牌自然水到渠成。

当前临床研究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认知的跃迁是行动的起点，但医院管理者在推进临床研究时，往往会面临多重现实困境。这些困境既有历史惯性的制约，也有机制设计的缺陷，还有人才储备的不足。与此同时，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也为临床研究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准确把握这些挑战与机遇，是制定科学应对策略的前提。

认知层面：重基础、轻临床的历史惯性

「基础研究是真科研，临床研究是临床工作」的错误认知，在许多医院依然存在。这种认知反映在职称晋升、绩效评价中，便是临床研究权重偏低。一位医生投入大量精力开展临床研究，在评职称时却可能因为「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被边缘化。这种导向，显然与临床研究的重要性不相匹配。

机制层面：碎片化、分散化的资源布局

在许多医院，GCP机构办、IIT管理、干细胞研究、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等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研究者想开展一项临床研究，往往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沟通，流程冗长、效率低下。这种碎片化布局，严重制约了临床研究的开展。

有专家提出，医院应建立「三线分立」的治理架构：临床科室与研究者作为执行层，是创新的源头和风险的第一责任人；整合GCP机构办、临床研究中心、科研处等职能，设立独立且权责对等的临床研究管理中心作为管理层，承担路径甄别、立项支持、转化服务等核心职能；学术委员会与伦理委员会作为监督层，是机构规避法律风险的「防火墙」。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将临床医学研究部与GCP机构办统筹整合，构建「专业服务指导+系统平台支撑」的治理格局，为全院临床研究提供全链条支持。湖南省肿瘤医院则将早期临床研究中心（ECTC）隶属于GCP办，集中管理全院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这两种模式各有特色，但核心都是将分散的临床研究资源整合为统一平台。

能力层面：临床研究专业人才匮乏

临床医生有想法，但缺乏研究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等专业能力。据统计，多数医院缺乏专职的临床研究协调员（CRC）、监察员（CRA）、数据管理员等。一位研究者既要看病，又要设计方案、管理数据、分析结果，很难兼顾质量和效率。

未来，医院最稀缺的人才不仅仅是「名医」，而是懂医学、懂法规、懂管理、懂质控的「复合型」人才。临床研究协调员（CRC）专业协助研究者处理非医学判断的事务；法规事务专员（RA）专职负责与监管机构沟通、处理备案和审批材料；质量保证专员（QA）专职负责内部稽查和质量管理；技术经理人（TTM）能够辨识项目的技术水平和应用场景，帮助科学家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经费层面：稳定投入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目前，临床研究经费仍以企业资助为主，研究者发起的研究（IIT）经费保障不足。虽然国家和地方正在加大投入，但对于大多数医院而言，稳定的临床研究经费来源尚未完全建立。医院自筹经费布局临床研究的意识正在觉醒，但尚未形成普遍实践。

机遇层面：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2024年《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的施行，2026年《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的落地，以及国家卫健委、地方卫健委临床研究专项的设立，共同构成了临床研究发展的政策红利期。

国家卫生健康委、司法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条例》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注重防控风险、保障安全；支持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促进创新发展；压实机构主体责任，明确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的义务，强化责任落实。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将是医院布局临床研究的重要窗口期。如2022年6月，在广东省卫健委的指导下，珠江医院牵头成立广东省临床研究质量控制中心，4位院士担任顾问，全省50家高水平医院作为联盟单位，负责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的临床研究项目进行技术核查、监测评估、专业培训等，为临床研究质量保驾护航。

临床研究将成为医院竞争的「 新赛道 」

看清了临床研究的价值，理清了支持体系的脉络，也分析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是：医院管理者该如何行动？临床研究能力将成为医院差异化竞争的关键要素，谁能在这一领域率先布局，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先机。

随着临床研究价值的日益凸显，医院间的竞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医院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规模、设备、床位等硬件指标上；未来，临床研究能力将成为医院差异化竞争的核心要素。谁能在临床研究上率先布局，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先机。

从上海「十五五」卫生健康规划部署方向看，医院的功能定位正从「医疗中心」向「创新策源地」升维——医院不再只是提供医疗服务的终端，而是成为临床需求的洞察者、早期研究的发起者、转化效能的验证者。这种转变，要求医院管理者重新思考医院在产业创新生态中的新坐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赵宏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建立高质量IIT证据依法进入新增适应证审评体系，对于减少重复研发、加速成果转化、提升患者获益、降低研发周期和成本、降低药品价格、节省医保费用、切实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医院管理者的五点建议

其一，重新认识临床研究的战略价值。

将临床研究纳入医院发展规划，明确其在医院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这一认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体现在资源配置、绩效考核、人才引进等具体工作中。

第二，建立临床研究的稳定投入机制。

设立院级临床研究专项，培育高水平临床研究项目。投入不必追求「一掷千金」，但需要形成常态机制，让临床研究者有稳定的经费支持。同济医院领航计划的实践表明，每年2000万-4000万元的稳定投入，可以有效撬动高水平临床研究产出。

第三，整合临床研究资源，建立医院临床研究中心。

将GCP机构办、IIT管理、伦理委员会等相关职能整合，建立统一入口、统一流程、统一标准的管理平台，为研究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成立临床医学研究部，建立涵盖立项管理、科学性审查、项目备案等核心流程的支持体系，构建「院内主干支撑、院外智慧引领、平台高效驱动、机制坚实保障」的治理新格局。GCP机构办亦可整合进临床研究中心，或保持紧密协作关系，如湖南省肿瘤医院将早期临床研究中心隶属于GCP办，统一管理全院临床试验。

第四，将临床研究成果纳入职称评价体系。

改变「唯论文论」的单一评价标准，将临床研究项目、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等纳入评价体系，激励更多医生投身临床研究。浙江大学医学院设立「一招鲜」特别通道，对于临床水平特别突出、同行影响力大的优秀临床人才，量化指标可不作限制性要求，代表性成果包括诊疗疑难病种水平、临床重大关键技术突破、转化应用、卫生行业标准制定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将人才分为6类、12个层级，按照「干什么就评什么」原则进行评价，树立起「创新价值+能力+贡献」的鲜明导向。

最后，加强临床研究人才培养。

引进和培养专职CRC、CRA、数据管理员等专业人才，为临床研究提供专业支撑。同时，鼓励临床医生参与研究设计、统计分析等培训，提升临床研究的整体水平。

知道 「 为什么要干 」 只是起点，知道 「 怎么干 」 才是关键。如何让碎片化的临床研究资源拧成一股绳？如何让临床研究中心从 「 挂牌 」 走向 「 实体 」 ？这些 「 从认知到行动 」 的关键问题，将在后续文章中系统拆解。

从「医疗中心」到「创新策源地」

高水平医院的使命正在升维

临床研究不是医院科研的「附属品」，而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第二曲线」。当基础研究的成果需要转化为临床实践，当患者的需求呼唤更优的治疗方案，临床研究就是那座连接「实验室」与「病床边」的桥梁。

那些能够率先完成认知跃迁、系统布局临床研究能力的医院，将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先机。那些能够将临床研究融入日常诊疗、将每一个病例都视为研究机会的医生，将在医学进步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这不仅是医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路径。从「医疗中心」到「创新策源地」，高水平医院的使命正在升维。当临床研究成为医院发展的核心引擎，患者将获得更多的希望，医学将迎来更快的进步，医院将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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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汤红明
监制 | 郑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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