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科医学学术发展的思考

本文引用格式：杨辉. 全科医学学术发展的思考[J]. 中国全科医学, 2026, 29(05): C1-C8. 

1　全科医学研究的立题（rationale of research）

全科医学研究选题基于3个考虑：（1）对基本医疗与初级保健政策和战略重点的响应；（2）对社区居民普惠和公平健康以及应对疾病负担的响应；（3）对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的响应。全科医学研究者需要遵循更规范、合理的研究设计，"基本医疗（初级保健）研究报告内容的条目共识"（CRISP）可有助于提升全科医学科研文章的质量[1,2]。

在既往全科研究探索的基础上，还应该关注特定的全科患者和危险群体，提出特定的全科医学研究问题，这是关键的一步。各类全科相关的临床研究，基层卫生和医药服务研究，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研究，数智技术在基本医疗服务中的应用，社区人群健康和流行病学研究等，均是目前关注的主题。

2　全科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priorities of research）

目前国际全科研究的普遍重点包括但不限于：（1）增强循证全科医学，提高全科医学服务质量；（2）更好地管理慢性病和多重疾病，改进慢性疼痛管理方法，提高药物使用质量；（3）开发更有效的初级保健服务模式，改进服务提供的结构和过程，通过数智化提升全科服务效率和决策质量，通过区域资源配置提高服务公平性和可及性；（4）关注居民、患者、医护的心理健康，破除心理疾病污名化，研究心理健康的支持和治疗方法；（5）增强全科医生协调和协作服务能力，探讨减少可避免住院的策略，降低对专科医生及医院服务的过度依赖；（6）强化"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改善医患互信和谐关系，激活和赋权患者、居民参与健康管理决策，提升自我管理和行为改变的意识和能力；（7）促进全科医学数据的合理使用，促成多学科团队和全科科研文化，开发全科医学新研究方法；（8）提升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发展有胜任力的全科医生队伍。

比如英国按照JLA方法，发现了89个卫生服务研究主题，然后使用分类学将这些主题归为7个方面：治疗和管理、服务及系统、病因及预防、生活质量、筛查和诊断、社会影响、照顾者及家庭[3]。

3　研究重点的和而不同（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全科医学研究有多学科理论支持的特点，比如在社会医学理论指导下对社区居民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卫生管理理论指导下的全科医学各类结构资源的研究，在卫生服务理论和临床医学指导下的全科医学服务过程的质量和绩效研究，在价值理论、医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支持下的全科卫生经济学评价，在卫生政策和公共管理指引下的全科服务公平性研究，在教育学和成人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研究等。

我国全科医学的研究重点与全科政策方向及系统架构、居民疾病负担和服务需求特征、全科学科和学术发展现状有直接关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医疗是民生的物质层面之一，基本医疗服务是普惠/基础/兜底的民生建设，全科医学服务是实现健康中国和健康公平的基本途径。

全科医学研究应更加关注不同的人群或特定人群，侧重重点疾病或健康问题，探讨特有的干预策略和管理措施。全科医学研究与具体的实践场所和社区有直接关系，即在宏大视野下寻找具体研究问题。全科医学是临床医学，但不限于临床医学；全科医生首先是医生，但不限于临床医生[5]。在特定社区中，全科医学应确定重点解决的具体问题，与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在"健康中国"战略和全球健康的大背景下，研究全科医学怎样做才有助于实现这些更广泛的社会目标。

4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不确定性在全科医学中较为明显，疾病早期和非典型症状、无组织的主诉、"戴面具"的问题，是全科医生日常面临的挑战。全科医生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专家，其采取的策略可能与医院医生不同[6,7]。

全科医学策略是管理不确定性，而非消除不确定性[8]。莫塔教授提出的全科安全诊断模型（即莫塔5问）[9]、莫塔全科管理10步，罗杰内波尔提出的"5个看诊检查站"（沟通、归纳、交接、安全网、自我梳理），全科诊疗的时间观察策略，罗宾弗雷泽提出的RAPRIOP（消除担忧、解释、建议和咨询、处方、转诊、辅助检查、观察和随访、预防），均是很好的全科管理策略。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学会（RACGP）也提出了较为详细和全面的不确定性全科管理策略[8]。在不确定背景下如何保证患者安全，避免患者受到医源性伤害，同时保持全科医学服务的成本效益，特别是对长期和复杂的慢性健康问题，如何采用全科应对策略，是全科医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5　伦理和逻辑（ethics and logic）

全科医学研究和服务需要更缜密地考虑伦理学问题。伦理原则是道德行为的依据，医学伦理核心原则是：患者利益第一、尊重和自主、避免伤害、公正和公平[10]。医学科研伦理与医学伦理是一致的。比如在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看诊和检查中，实现这些伦理原则面临的挑战远大于成年人[11]。

在全科医学服务和研究中，与伦理原则相关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在患者告知时对知情权的考虑、全科与专科医学服务过程的差异、个人或单位利益与患者利益的冲突、对某些弱势或少数群体的忽视、对健康和心理问题的污名化、过分倡导对无症状者筛查导致的诱导需求、对不配合或不依从患者的忽视或放弃、对为患者保密约定的违反等。澳大利亚的全科医学标准中规定，"全科医学必须记录任何道德困境以及结果和解决方案"，然而，我国全科医学研究与服务中对伦理学的考量仍显不足，期待有研究者对这一薄弱领域进行思考和研究。

全科医学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逻辑学，基本逻辑原理是同一律（即确定性，在同一个研究中，概念或命题必须保持自身同一，避免随意变更内涵或外延，比如守门人概念、健康责任人、社区首诊等在全科研究中的使用）、矛盾律（即一致性，在同一个研究中，相互否定的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避免自相矛盾和悖论，比如整体的缺失与个体的存在）、排中律（即明确性，矛盾的命题必须有一个为真，避免两不可和模棱两可，比如通科化和专科化的关系）、因果律（即因果性，任何现象均有原因）[12]。这四大基本定律，在医学研究中通过规范思维、辅助诊断、诊断论证等发挥重要作用[13]。

6　多学科视角（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仅用医学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不能解释所有现象[14]。以多学科研究策略，突破全科医学研究瓶颈，需要各学科之间协作、解决壁垒问题，考虑专业或职业利益冲突等因素。

无论是实证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还是建构/解释的社会和人类学研究，或是真实世界研究，均是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洞察。全科医学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用实证主义之外的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理解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通过人们的感知、观点和体验，指引以人为本的全科医学服务。通过自我提升、多学科合作、邀请和接纳非医学学科，来弥补短板。

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管理学、经济学、信息学等，给予开放和合作的态度，丰富其全科相关的研究和探索，从而丰富医学对健康和疾病及其管理的内涵。

依从性研究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高血压和糖尿病管理是基本医疗非常关注的问题。WHO估计10亿人未控制高血压，不足3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药物控制或改变风险因素[15]。10例糖尿病患者中有5例未得到诊断，确诊糖尿病患者中仅40%接受治疗维持血糖正常水平[16]。对疾病监测和医嘱的依从性低，被认为是管理不佳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出健康教育和各种辅助措施的建议。探索控制或管理提升的策略，还需要医学或健康教育之外的学科研究。比如，患者有拒绝治疗和不依从医嘱的权利，这是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自主（autonomy）。患者要知情，且在知情前提下自己做决定。这是对普通患者而言，同时伦理学也承认某些条件下可以剥夺患者拒绝或不依从的权利，如酗酒者、精神病患者、临终者、未成年人等[17]。

7　全科医学中的预防活动（preventative activities in general practice）

可及、有效、公平的预防服务是实现全科医学维护健康目的的根本措施。在"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从关注疾病到关注健康的转变中，更强调在全科医学中落实预防活动。患者教育或健康教育仍是重要的预防措施，但大量的信息冲击反而会让人感到麻木，造成信息影响力下降和忽视风险。在海量信息时代，如何给人们清晰的、相关的、针对性的、可脱颖而出的信息，需要研究者关注。

预防活动需要循证和精准，这是因为以预防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并非均是胜于治疗的。预防活动也不能理解为只是群众运动形式。对筛查和发现的病例（诊断）区分和恰当使用，避免滥用和诱导需求。预防活动和治疗活动，并非两个差异性活动，而是整合在全科医学服务中的内在功能，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否要划分医学诊疗区和预防保健区，值得反思。如何考虑预防活动的经验性、机会性、系统性？预防服务如何融合在全科医生服务的日常专业活动中？如何重视全科机会性预防，强调专业性预见？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有关指南，如澳大利亚RACGP的《全科医学中的预防服务》指南[18]、美国USPSTF指南[19]、英国NICE指南[20]、WHO指南等，值得学习和借鉴，也期待学者思考和开发我国的红皮书。

8　全科医学教育（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与全科医学学科建设息息相关[21]。医学教育是医学服务质量的前置条件。提高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的水平和质量，保证该学科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全科医学发展的新兴国家，我国的全科医学教育已从最初以"增量"为主，发展到追求培训质量、以胜任力为基础、学以致用、以学员为中心的规范化教育和培训。我国全科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仍显著不足，地区和城乡差异明显，全科人力资源仍主要由医务群体转岗构成。住院医培训与全科职业化教育分化不明显。同时国际面临的初级保健医生短缺危机、人力资源老化和中途流失的情况，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我国也未能幸免，其威胁着医疗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健康公平性。

9　升级和创新（upgrade and innovation）

全科医学的教育和培训需在体系与方法上深化创新，这涉及本科阶段的全科医学教育，住院医师培训阶段的临床技能发展，全科职业培训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以及贯穿全科医生终身的持续职业发展。Monash大学的"早期暴露"做得更早，每年组织"健康领域学生体验日"活动，邀请高中学生来大学校园，试听讲座、参加研讨会、与老师和本科生互动，了解全科医学和其他健康领域的进展。

医学课程的改革和现代化、全科医学院的发展和建立、教育培训机构间合作、实施以全科医学学员为中心的培训政策创新，通过数智技术支持医学教育和培训，均是值得期待的全科教育研究话题。需制定综合战略，将全科医学内容和经验融入医学教育，促进利益相关者共同塑造医学教育新格局，以解决初级保健和全科医学日益严重的医生短缺和质量危机，这对于培养未来从事初级保健工作的医生至关重要。

10　本科教育的实质（natur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大学本科教育的本质是通识教育，医学本科的本质应该是全科教育，是把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社会化成医学人，并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全科教育并非只涉及基层临床技能，关键还在于对医学人的思想塑造和道德形成。Monash大学将本科定位为"让学生准备好为社会做贡献"的教育阶段，这个目标的设定，决定了对本科课程的设置、督导、评估策略，此过程不仅是给予知识，更是培养价值观和追求。

将医学本科教育定位于医学社会化和通科教育基础，需要医学教育的切实改革和全科同仁不懈努力。本科教育中的全科医学，不仅仅关乎医学本科学时的分配，还在于医学教育界的理解和支持，以及捕捉机会窗口。

11　医学本科中的全科医学教育安排（general practice course in medical school）

让医学生在本科阶段对全科医学"尽早暴露"，在于让学生尽早对全科医学和基本医疗有直接的感知和认识，从而在学生的医学社会化过程中，建立全科医学思想和基本认识。澳大利亚对全科首诊已经是普遍社会规范，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让医学生初建这个意识，而是强化这种医学服务规则。除高中生到大学观摩和体验外，Monash大学在医学院大一安排1个星期的农村全科医学的社会实践；在医学本科四年级关注4门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课程：全科医学、妇女健康、儿童健康、心理健康。每个必修课程时间为9周，约400个学时。即所有医学本科生深入地学习全科医学，课程安排包括社区常见的症状和问题，学习方式是少量的80人大班上课，大量10人小组讨论，高密度的1对1全科诊所见习。

我国很多医学院也开始将全科医学设置为专科必修课。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例，临床医学本科生的全科医学2.5学分，72个学时，其中18个学时理论，54个学时实习，安排在大五第一学期；预防医学本科的全科医学概论0.5学分，16个学时，其中12个学时理论，4个学时实习，安排在大四第一学期；其他本科生（基础、口腔、药学、护理、检验）尚未开设全科医学课[22]。尽管已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但本科阶段全科医学教育仍需要进一步评估和优化。

12　全科医学教育中的能力建设（building capacity for general practice）

探讨如何增强全科技能培训的通用性，提高全科医生处理初级保健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的能力，而非过早地专注于某个专业领域，避免"未全先专"。探讨如何培养医生信息素养和评判思维，让其能够评判性地评估各种信息和决策支持工具。探讨如何将"以人为本"作为全科教育的精髓，发展和实施"以患者为中心"的教育方法，使医患成为互信的平等伙伴。探讨如何让全科医生成为更好的学科领导和教育者，使其不满足于"追随"，而是成为引领者和带头人。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时代，应该探索全科医学教育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特别是如何通过数智化来辅助和促进更好的全科知识和技术集成，提高教育和培训的效率，将多学科学习模式和技术增强学习等技术融入全科教育计划。医防融合的医学教育，得以支持医防融合的医学实践。要想实现多学科合作的服务，首先要建立多学科学习的系统。需要将全科医学教育的关注从"以疾病为中心"，发展成为预防疾病维护健康的"以健康为中心"，通过培训让预防活动成为医生日常实践的核心要素。在教育和培训中，如何将循证医学和经验医学恰当地平衡，通过循证培训和师承教育，加强全科医生的学术和实践基础。

13　从医院医生向全科医生的转变（unbecoming hospital doctor）

住院医师阶段的教育任务是让医学生成为医生，全科专业培训的任务是让医院医生发展成为全科医生。如何在住院医师培训后，让学员进步成为在社区实践中有胜任力的全科医生，是医院培训和社区培训的共同任务。首先识别医院病人和社区病人，如果不在综合医院工作，身边没有充足的专科专家和高级设备，应该怎么识别和解决患者的问题？这些是在全科培训中每日要梳理的思路。全科医生怎样应对不确定性，管理早期迹象和症状，这是一个很好的培训"抓手"话题[6]。

14　全科医学的毕业后培训和学位教育（post graduate and higher degree training）

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医学本科是注册为临床医生的基本要求。有愿望做学术型全科医生，或希望从事全科医学教育，或医疗服务管理，或希望在医学特定领域或非医学领域有更深造诣的全科医生，考虑获得高级学位（硕士或博士）。

全科医学的毕业后培训和学位教育，两者在概念和应用上是有交叉和区分的。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具有"异化"和多目的的特点。我国全科医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与传统意义的高级学位教育有所不同，其结合了住院医师培训、全科职业培训、科学研究的内容。这种设计的合理性背景，是我国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的职称、编制、聘任的特定安排，决定了我国全科医学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的多目的性和内容的复杂性。在较短（3年）的时间内实现这3个方面的目标，无论对教育者还是学习者来说，均是挑战。

我国现阶段的毕业后规范化培训安排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合理性，适应我国教育系统和人才发展需求的设计。随着全科医学的发展，应该适时地考虑对住院医师培训部分进行延展和分化。在充分和同质化住院医师培训后，才能进入各专科领域的职业化培训，从而保证临床医生掌握扎实的临床知识和技能，在全科执业培训阶段，学习对社区的了解和对全科患者问题的识别和管理技能。同时，将高级学历定位于研究能力发展，而非临床能力的资质标准。

15　全科医学的服务（general practice services）

全科医学的服务研究是对初级保健需要、需求、供给、利用的研究，其与筹划、管理、评价全科医学保健的结构和过程有关，并且延伸至对全科医学价值和服务结果的考量。

全科医学的服务是以需要和需求为导向的，这需要全科医学研究者立足社区来研究全科专业和基本医疗问题。倡导全科医生要归属社区，成为社区的一员；同样，也倡导全科医学研究者走出学术"围墙"，走进真实世界，追求同样的社区归属，与社区居民做邻居，以此来获取发现和提出全科研究问题的灵感[23]。居民的健康问题不仅呈现在诊室和诊桌前，更存在于居民家中与社区生活。

16　关于守门的思考（perspectives of gatekeeping）

全科医学成为人们对医疗服务的第一接触点，这是全科医学的第一属性，也是明确的政策期望。目前我国居民仍实行自由择医，社区首诊行为缺乏有力的制度约束，虽然有地理距离或自付费用上的差异，然而患者和家属的感知与体验，决定了其是去医院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为什么选择全科医生，而不是装备精良、专家云集的大型医院？关键在于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期望与大医院不同，因此全科医生也要致力于"做不同"。

传统上，患者优先选择全科医学服务主要考虑的是充足的诊疗时间、在紧急情况下能得到快速服务、患者信息能得到保密、患者能得知所有想知道的疾病信息、能自由地谈论疾病问题、全科医生能提供预防服务[24]。可进一步了解我国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就诊原因和期望，以此探索如何提供有别于医院的医疗健康服务。

17　医学化与现代医学模式（Medicalization vs Engel's model）

医学化是将社会上非医学或亚医学问题归结成医学服务对象，或者将健康指标的改善归结为医学贡献的趋势。医学专科化、医学权威提升和专业知识的增长，推动了对许多人类健康状况的医学解释。医疗药物、器械、疗法的开发，在促进医疗条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居民健康态度的改变、社会意识的增强，以及公众对解决方案的需求也有助于医学化。然而，并非社会中的所有非医疗问题和日常生活事件均能医学化，医学化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25]。全科医生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健康体验和疾病预防，避免人们对医疗服务的不必要使用，而不是将人类体验"病态化"。因此，需要研究如何界定全科医学合理的诊断范围和类别，避免盲目扩大诊疗范围，防止将常见不适和情绪状态均贴上疾病的标签，防止将轻微的症状视为严重疾病，预防过度诊断和处方滥用等诱导需求问题。

从区域医疗卫生服务的角度看，全科医学是"预防患者住院"的医学服务。通过服务计划和家庭护理主动管理慢性病、社区早期干预、改善患者教育，关键策略包括药物管理、使用疾病管理项目、通过社会处方解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实施远程医疗，开展"居家医院"项目。全科医生在协调服务上的作用至关重要[26,27]。医生和管理者可能是利益相关者，这需要从区域医疗卫生服务管理的角度来探讨和解决。

18　质量、绩效和安全（quality，performance and safety）

全科医学的质量维度不完全等同于医院的质量框架，这与其目的和期望有关。全科服务质量首先取决于结构，在人、财、物、技术、信息、管理等结构中，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结构，需要持续和深入地研究[28]。应继续研究全科医学人力资源的可及性、数量和质量，并探讨全科医学劳动力的发展、动态和维持，特别是保留和激励策略。人力资源管理向更科学和精准的方向发展，如数量发展目标，应发展成全职当量的测算；在万人均指标的基础上考虑地理条件和人口密度，以及医疗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提高全科医生的保留率需要改善工作条件、提高认可度、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并考虑医生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发展提升的需要。在倡导融合的同时，也需特别关注分工合作，医院医生和全科医生并非"上下级"关系，只是医学服务体系中的分工不同。全科医生首先是"医生"，任何其他角色均是以"医生"角色作为前提的。

全科医学服务应该遵守不伤害原则，研究全科医学服务的安全要素，特别是全科医学服务中最主要的伤害因素识别和控制，实施员工和患者的安全措施，以及促进组织集中的安全文化。全科医学中的安全包括患者、员工、基础设施、设备、数据的安全[29]。

19　未满足的需要和静默患者（unmet needs and silent patients）

全科医学服务应同时注意到"看不见的患者"，其很有可能不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院大门。这类患者是静默的，或是采取非医疗方式的疗愈措施，或是因为各种障碍而忍受病痛折磨。未满足的需要（unmet needs）是社区卫生服务研究的主要课题，其与健康素养、基本医疗可及性、污名现象、社会经济弱势、信任关系等因素有关。缩小未满足需要，是体现全科医学价值导向的关键考量[30]。

未满足需要与供、需双方有关。供方是可得和可及（可提交）问题，获得服务的障碍，如费用、距离、等待时间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报告，因费用、距离和时间的未满足需要比例为2.3%[31]。未满足需要的服务类型也有不同。需方是居民或患者因素，静默患者的原因则主要是污名、信任、健康素养、社会经济状况等原因。

无论何种原因，未满足需要加重了健康不公平问题。未满足需要的患者自评健康较差，并存在明显心理健康问题，未满足住院需要的患者通常是经济负担差造成[32]。因此全科医生应该更加关注社区不曾或很少来看病的贫弱者或被边缘化的特殊人群。

20　激活患者（activation）

有效的慢性病管理，除了社区和医疗卫生系统的结构资源外，积极主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团队与有素养、知情和激活的居民和患者，是慢性病管理两个重要方面[33]。当慢性病管理遇到瓶颈时，比如高血压管理项目难推动、患者不积极地自我管理行为、高血压控制结果不佳等，应该注意到居民和患者是否处于"休眠"状态，或者因为长期患病的倦怠、人生价值取向导致其自我管理行为不足。

自我管理不良的患者，并非均是因为不懂。激活的假设是：患者的知识和动力是存在的，但不活跃。这种不活跃或不积极，很有可能是长期患病后的惰性，或长期形成的行为习惯[34]，或长期患病的自我管理倦怠造成的[35]，在现实中存在医生和多重复杂患者双重倦怠的情形[36]。因此激活是指激发其内心动力，肯定、提升其信心和自我效能，并通过对其内心的自我争辩来理解疾病管理的意义、负面思维、阻碍因素，从而积极主动地寻求和使用知识，释放出自我行动的能量[37]。

激活是激发和增能的过程，赋能/赋权是给予权利和信心的过程，参与则是在激活和赋能/赋权的基础上的行动[38]。激活要比赋能更具有根本性。激活建立在医患互信的基础上，即医生相信患者自己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21　操作和沟通（procedure and communication）

恰当运用沟通技能，以及建立和维护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是全科医生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能力。同时，全科医生不仅应该擅长"话聊"，更需要动手操作，以最适合当地实际和全科资源特征，并让居民认可和接受的适宜技术，解决居民的伤痛和病痛，这是需要补足的"短板"，莫塔教授的《全科操作技能》可以借鉴[39]。

全科沟通质量的三要素：积极倾听（说与听）、表达清晰易懂、富于同情和同理心，另外还包括文化敏感性和有效利用资源[40]。沟通不是单向的说教（或宣教），但多数医生仍习惯于"我说你听"。因此也应该研究怎样培养全科医生聆听的艺术素质，在特定的场景"闭嘴张耳"，以不言给患者鼓励[41]。

22　融合与分工（integr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ur）

应致力于各种融合、综合和结合（特别是医防融合），以综合一体的相关政策满足居民多层次的需要，并克服碎片化管理、专科壁垒。同时需注意，医学专科化是科学和医学进步的产物，全科医学则是对人文主义、公平伦理和成本效益的追求。分工与合作应如何恰当平衡？澳大利亚早期的"全科医学分部"以全科医生业内互动支持的方式，提升区域内全科医生的和谐关系和知识技能，并与当地专科医生对接，熟络转诊关系。

目前社区的需求不仅限于全科医生，或全专医生之间的合作，更多是需要护理、协疗、社会资源。现实中，全科医生可能并非唯一的"第一接触"，社区护士、药剂师、协疗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乃至家庭和朋友，均可能是患者的"第一接触"。初级保健网络（PCNs）取代"全科医学分部"，成为区域内的基本健康服务组织，是对垂直阶层系统的改变和发展，使基本医疗服务成为网状结构，这与目前倡导的研究网络[如全科医学科研网络（PBRN）]，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引用本文： 杨辉.全科医学学术发展的思考[J].中国全科医学, 2026,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