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乙肝患者的肝脏里，埋伏着一支「第五纵队」？

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诊室里， 45岁的李先生拿着最新的肝脏超声报告，神情复杂。报告上写着「 肝内多发小结节，性质待定 」。多年来，他按时服用抗病毒药物，肝功能指标一直维持在正常范围，他本以为可以这样「 相安无事 」地生活下去。然而，这张报告单却打破了他表面的平静 。 

像李先生这样的乙肝病毒感染者，在中国有约8600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有效抗病毒治疗后，肝脏生化指标回归「正常」，生活似乎重回轨道。但在看似平静的「肝脏战场」之下，一场悄无声息的「叛变」可能早已开始——乙肝病毒DNA整合入宿主肝细胞基因组，驱动着基因组的不断累积性改变。这个过程，犹如在健康的肝脏组织中潜伏了一支狡猾的「第五纵队」，在免疫系统和药物的双重压力下，依然可能暗中推动细胞走向癌变的深渊。 

长期以来，临床对慢性乙肝患者的肝癌风险管理，主要依赖于规律监测肝功能、乙肝病毒DNA和甲胎蛋白（AFP），结合肝脏超声进行筛查。然但大量像李先生这样，经过抗病毒治疗已达到病毒学应答、肝功能复常的患者，其肝癌风险被显著低估。传统的「一刀切」式监测策略，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可能导致真正的高危患者错失早期干预的黄金窗口。如何从这8600万庞大群体中，精准识别出那些风险最高的个体，并给予他们最及时、最有效的管理？这已成为中国肝癌一级预防领域最核心、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赵银龙教授及其团队，经过多年的临床探索与科研攻关，提出并实践了一套以「风险精准分层」为核心、以「多学科协同作战」为保障的肝癌防治新模式，在健康界的直播中，他透露，团队试图为这个难题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白求恩二院解法」。 

从「一片汪洋」到「精准制导」：为何传统防线在失效？   

赵银龙指出，当前乙肝相关肝癌的防治体系主要面临三大结构性困境。 

首先是风险认知的「模糊化」。在有效抗病毒治疗普及之前，肝癌风险与病毒高复制、活跃的肝脏炎症密切相关。但如今，病毒被抑制、肝脏炎症静止后，肝癌的发生更多地与前期病毒整合造成的「基因伤疤」、肝脏基础病、代谢因素以及持续的免疫微环境紊乱等复杂机制相关。传统基于病毒载量和转氨酶的监测指标，已无法充分反映这种「后抗病毒时代」的残余风险。 

其次是筛查策略的「均质化」。无论患者风险高低，临床普遍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腹部超声和AFP检查。对于感染者而言，这不仅是经济负担，更关键的是其灵敏度的局限性。赵银龙展示的数据表明，超声对于早期肝癌的检出率并不理想，而AFP的敏感性也只有约60%。这意味着，在所谓的「规律筛查」之下，仍有相当数量的早期肝癌被漏诊。 

最后是管理模式的「碎片化」。传统疾病管理模式下，肝胆胰内科科、肿瘤血液科医生专注于抗病毒治疗；肝胆外科医生处理肝硬化并发症或进行肝癌手术；肿瘤科和介入科负责中晚期治疗。各专科链条之间缺乏高效、贯通的风险信息传递与协同干预机制。一个高危患者可能在不同科室间流转，却始终没有人能为他整合所有风险信息，制定一个从风险预警、强化监测到必要时进行化学预防或早期干预的全周期、主动式管理方案。这种模式，使得肝癌防治的

关口难以真正前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银龙团队意识到，必须引入更精细的「风险分层」工具，并以此为基础，重构一个多学科深度协同的管理体系。 

构建「风险雷达」：ASAP模型与多学科团队的化学反应   

新模式的基石，在于一把更精准的「尺子」——经过临床验证的肝癌风险预测模型。赵银龙介绍了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并在其中心深入应用的ASAP模型，并构建「早筛防癌」协同交互风险评估模型。「我们是以ASAP模型为基石，以多学科团队协作为保障，以信息化技术为助力，以分层管理为手段，以实现肝癌患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赵银龙强调，他们为此构建了一个以「风险分层」为核心决策枢纽的多学科协同管理闭环。首先，由肝病/感染科医生在门诊对所有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常规进行评分，完成初始风险分层。随后，所有中高危患者的信息被自动导入一个共享的多学科管理平台。 

真正的协同就此展开。对于中危患者，管理立即升级。接诊医生会根据风险等级，建议将超声筛查间隔缩短至3-4个月，或直接推荐更灵敏的监测手段，如肝脏特异性对比剂的磁共振检查。对于高危患者，尤其是已存在肝硬化的患者，MDT团队将启动更积极的干预讨论。这不仅仅包括监测频率的加密，更涉及预防性治疗的前瞻性评估。核医学科则可以利用分子影像技术，如PET/CT或新型肝细胞特异性显像剂，探查常规影像学难以发现的微小病灶或评估全身肿瘤负荷，为超早期诊断提供关键信息。 

当监测发现可疑结节时，MDT团队的反应是迅速而精准的。通过多学科会诊，共同决策最优的精准诊断路径（如超声或CT引导下穿刺活检）和治疗方案。赵银龙形象地将此比喻为「雷达预警-多兵种联合作战」体系：风险分层模型是发现敌情的「预警雷达」，而多学科团队则是接到警报后，根据威胁等级，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派出最适合的「作战单元」进行处置的联合力量。这种模式彻底改变了以往患者在不同科室间盲目「求医」、医生被动「接诊」的局面，实现了对高危人群的主动管理、闭环管理。 

成效与未来：从「亡羊补牢」到「未雨绸缪」的范式转变 

经过数年的实践与数据积累，这套新模式开始显现出令人鼓舞的成效。赵银龙分享了中心的内部数据：自系统性实施风险分层与多学科管理以来，肝癌高危患者的规律监测依从性提高了约35%；通过强化监测策略，早期肝癌的诊断率提升了近20%；更重要的是，由于监测的强化和MDT的早期介入，使得更多患者在癌前病变或极早期肝癌阶段就得到了有效干预，从而显著改善了整体预后。 

除了临床指标的改善，这一模式也带来了科研与学科建设的溢出效应。基于长期随访的风险分层队列，团队能够更深入地研究不同风险层级患者的疾病演进规律、生物标志物变化以及干预措施的效果，从而不断反哺和优化风险模型与临床路径。同时，常态化的多学科讨论成为了培养年轻医生系统思维、提升各专科对肝癌全程管理理解的最佳平台，推动了学科间的深度融合。 

当然，探索永无止境。赵银龙也坦言当前模式的局限性。例如，ASAP模型虽然优秀，但仍有一定比例的误判，未来的方向是整合更多维度的信息，如新型血清标志物（如AFP-L3、DCP）、遗传标志物以及人工智能分析，以构建预测效能更高的「加强版」模型。此外，如何将这套院内管理体系与社区医疗、初级保健网络有效衔接，实现对更广泛乙肝人群的风险初筛与定向转诊，是下一个需要攻克的公共卫生课题。 

对话实践者：回应实践中的关键之问

在直播的互动环节，赵银龙针对线上同行提出的实际问题，进一步阐释了新模式的细节与推广思考。 当被问及基层医院缺乏多学科团队，如何实施风险分层管理时，赵银龙建议，基层医院可以首先应用ASAP等简单模型进行初步分层。对于筛出的中高危患者，不一定需要在院内完成所有强化监测和干预，关键是要建立清晰的转诊标准和绿色通道，将患者及时导向具备相应MDT能力的区域医疗中心。「基层做好‘筛’和‘转’，区域中心做好‘管’和‘治’，这就是有效的协同。」 

关于如何说服低危患者接受可能长达数十年的规律随访，赵银龙分享，在门诊中，他们会使用直观的图表向患者展示其个人风险评分以及定期监测与不监测的潜在结局差异。「我们要让患者理解，抗病毒治疗是控制了‘明火’，但残余风险就像‘暗火’，定期监测就是消防巡检。这不是不信任，而是最负责任的生命管理。」同时，利用信息化工具进行随访提醒，也能有效提高依从性。 

谈及核医学科在这一新模式中的独特价值，赵银龙指出，核医学分子影像的优势在于「看见」功能与代谢的改变，往往早于形态学变化。对于经风险分层判定的极高危患者，或常规影像学模棱两可的结节，采用肝细胞特异性显像剂进行PET/CT检查，有时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明确结节性质，为MDT决策提供至关重要的分子层面证据。「我们是MDT团队里的‘侦察尖兵’，负责在最复杂的地形中，找到最隐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