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诊模式」到「运行系统」 天坛医院这么重新设计脑转移瘤MDT！

在肿瘤治疗领域，脑转移瘤始终是一个让临床医师与患者同时感到“头痛”的存在。因为这不是某单一学科的任务，而是多条治疗路径同时展开、不断交叉的整合系统：肿瘤内科、神经外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乃至康复、随访与支持治疗，都是整个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患者而言，这是一次漫长而高度不确定的治疗旅程；对医者和医院而言，如何保证脑转移瘤治疗的系统性、个体化是一场对专业技术、组织能力、协同效率与管理耐力的持续考验。

北京天坛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肿瘤内科负责人李晓燕教授系统拆解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以下简称“天坛医院”）在脑转移瘤MDT实践中的方法与逻辑。她从一个更基础、也更现实的问题切入：当患者真正走进医院，MDT到底应该如何被“用起来”？

 

从“会诊模式”到“运行系统”

脑转移瘤MDT为什么被重新设计

 

 

在实际的临床场景下，脑转移瘤的诊疗常常是“被动发生”的。

患者因为头痛、呕吐、抽搐或行动不便、意识障碍等各类不同的症状到医院的急诊或神经科就诊，影像提示脑部占位；随后被转到神经外科或肿瘤科，再被安排手术或穿刺活检，然后进行放疗或药物治疗。不同科室各司其职，都提供了基于自身学科特点的建议，患者得到了很多治疗意见，却像站在指向不明的复杂立交桥上，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患者和家属最常问的一句话是：“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

在北京天坛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肿瘤内科负责人李晓燕看来，这种困惑并不只是沟通问题，而是管理问题。“脑转移瘤的治疗不是某一个学科的任务，而是一种贯穿疾病全程的，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参与的复杂决策过程。如何让脑转移瘤患者在最合适的时机接受最合适的治疗，这个问题在传统的“会诊MDT”模式下难以解决。我们需要把各个环节串起来。”她在直播中这样形容。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坛医院逐步探索并形成了脑转移瘤MDT的系统化解法——被内部称为“经纬计划”的全病程管理体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诊机制，而是一次重新组织资源、重构诊疗逻辑的尝试。

“最开始的MDT形式，还是把各位专家请到一个房间里进行讨论，最终形成一个多学科的会诊意见。”李晓燕在直播中直言，“但脑转移瘤患者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次讨论，而是一套能陪着TA走完整个病程的系统，能够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基于患者需要提供支持。”

脑转移瘤治疗的特殊性，在于起病隐匿、症状多样、容易耐药、反复发生。原发肿瘤的进展、颅内病灶的变化、神经功能的影响，以及全身治疗和局部治疗之间的相互牵制，使得任何单点决策都难以长期有效。传统MDT如果只是围绕某一次影像、某一次治疗节点展开，很容易陷入各说各话、各管一段的碎片化状态。“患者常常会问，我们上次讨论的方案，现在还算数吗？接下来该谁来管我？”正是这些来自一线临床问题的真实困扰，促使天坛医院开始反思：脑转移瘤MDT，是否需要从‘学术协作’升级为‘组织工程’？

 

用一张“看得见的路线图”

托住复杂病程

 

  

天坛医院在脑转移瘤诊疗领域有一个天然优势：以神经外科为先导，以神经科学集群为特色，具备强大的神经系统学科基础。但正因为专科能力强，反而更容易出现“各科都很专业，却彼此平行”的状态。

李晓燕回忆，早期脑转移瘤相关讨论往往是零散的。“神经外科关注能不能手术，放疗科关注剂量和靶区，肿瘤内科关注系统治疗方案。每个判断都对，但患者真正需要的是把这些判断放在同一张图里。”于是，“经纬计划”的第一步，并不是制定复杂流程，而是明确一个共识：脑转移瘤患者必须在同一个框架下被反复讨论，而不是一次性拍板。

“经纬计划”是将纵向“专业穿透力”及横向“学科整合力”相融合的发展模式。李晓燕主任解释道：在天坛医院的脑转移瘤MDT中，参与学科并不固定在“传统三科”。除了神经外科、放疗科、肿瘤内科，还会根据患者的治疗需要引入影像、病理、核医学、检验，甚至康复、心理和姑息治疗团队。“我们不是为了形式上多学科，而是看患者下一步真正需要什么，在最早期就把‘这是一条长期战线’讲清楚，很多决策可以更从容。”李晓燕在直播中强调，“我们在院内成立了脑转移瘤专病MDT小组框架，院内兄弟科室之间形成“内循环”，打造服务于患者的全病程一站式管理。医院也在政策上推动以肿瘤患者的医联体建设。为方便外地的患者，联合多学科的远程会诊不定期召开；方便不同就诊时间段的患者开立MDT黄昏门诊；为基层社区医院举办义诊；高质量常规开展互联网医疗等，以此构建院外服务延伸网络。同时天坛肿瘤内科创办“脑海泛舟学术论坛”、“向日葵医友会”等学术和患教品牌，为临床医师和医患沟通提供优质高效的支撑平台。”

 

两个病例

MDT如何在真实世界中“跑起来”

 

    

在直播中，李晓燕分享了多个真实案例，用来说明经纬计划如何在复杂情境中发挥作用。

其中一位患者是一名肺癌脑转移的中年男性。初诊时，患者颅内多发病灶，伴随明显神经症状。按照以往路径，患者可能需要在多个科室之间反复流转，等待不同意见的汇总。但在经纬计划框架下，患者被迅速纳入脑转移瘤MDT通道。肿瘤内科作为病程主责学科，牵头完成整体评估；神经外科和放疗科根据影像与症状同步介入，明确局部控制策略；影像科则在随访节点提供结构化评估支持。“这个患者最明显的变化，是他不再频繁问接下来该去哪儿。”李晓燕回忆，“因为整个团队对他的诊疗路径是有共识的。”

另一个案例则发生在治疗中后期。一名乳腺癌脑转移患者在系统治疗稳定后，出现新的神经功能问题。是否调整全身治疗，是否进行局部干预，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两难选择。在MDT讨论中，团队并没有急于给出结论，而是基于病程主线重新梳理治疗目标。“我们当时反复讨论的是，这个阶段，对患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李晓燕说。最终，团队在控制病灶的同时，优先考虑功能保护与生活质量，调整了治疗策略。

 

从经验到机制

“经纬计划”带来的管理启示

 

 

从外部看，“经纬计划”是一套体系；但从内部看，它更像是一种工作方法的转变。

李晓燕在直播中并没有把天坛经验描述成一套可直接复制的模板。相反，她多次提醒大家：“每家医院的资源结构不同，责任划分不同，MDT的落地实施就不可能一模一样。”但她也总结了几个不可或缺的底层逻辑：

首先，MDT必须有真正的牵头者，而不是轮流主持的“会议”。这个角色需要对疾病全程负责，而不仅是本专业的一段治疗。

其次，MDT的价值不在于一次性给出“最优方案”，而在于动态调整。“患者在变，医学证据在变，方案当然也要变。”

最后，也是她反复强调的一点：应该把“不确定性”说清楚。“我们不怕告诉患者现在没有唯一答案，怕的是没有告诉他有多种选择，以及这些不同的方案利弊是什么，我们希望把判断逻辑和思路同步给患者。

结语：把复杂留给团队，把清晰留给患者。始终以患者的获益为先，围绕患者的治疗需求，方能将MDT的意义落在实处。

在直播的结尾，李晓燕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如果MDT做得好，患者其实不会知道我们内部讨论得有多复杂，他只要安心地治疗就可以了。”

这或许正是“经纬计划”最打动人的地方。它并不是让诊疗变得更宏大，而是让患者的路径变得更清晰；不是追求每一次决策都完美，而是确保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人在为患者整体负责。

作者 | 李一平

监制 | 郑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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