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军：深化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公立医院应该这么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要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同时对“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提出要“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布局”等，这对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标志着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已进入系统性、精细化推进的关键阶段。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以及医疗服务体系内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深化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一项关乎发展模式转型、治理体系重塑和制度基础重构的深刻系统工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书记、首都医科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管仲军基于管理实践与理论思考提出，这项改革必须遵循一条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实施路径：其基石在于明确公立医院在新时代坐标系中的核心功能定位；其核心在于实现内部多元价值的动态整合与平衡；其关键支撑在于构建融合国家、市场与社会逻辑的混合治理机制；而根本保障则在于驱动医疗服务供给制度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从根本上厘清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传统的“医疗机构”认知已不足以涵盖其承担的多重责任。公立医院应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其生产、经营、提供的非物质的公益服务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培养人为价值追求。同时还具备公立组织、公法人组织、公共服务组织、公益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等多重属性。这一定位决定了其运行逻辑既不能完全等同于行政机关，也不能简单套用市场企业的法则，而必须在保障公益性的前提下，遵循组织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社会价值与运营效能的有机统一。

这一属性定位直接决定了公立医院输出的“产品类型”及“产品属性”。作为非物质生产和提供的社会公益机构，公立医院生产经营的“产品类型”包括医药服务、科技服务、教育服务、文化服务、交流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服务等。

其产品属性包含公益性、服务性、专业性、技术性、适宜性和经济性（经营性）。其中，公益性是基本属性。尤其在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应急、健康公平保障等领域，公立医院必须发挥兜底作用。然而，坚持公益性导向并非否定经济运行规律。现代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具备从纯公共产品到准私人产品的连续性。通过精细化、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与运营管理，使不同性质的服务能够协同互补，才能确保公益目标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述属性认知，新时代大型公立医院必须实现功能维度的战略性拓展，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履行六大核心使命：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使命、引领医学知识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医学及相关创新型人才培养使命、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配置和疑难重症救治使命、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控制使命、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提升使命。这要求医院的发展战略必须与国家战略、区域规划、人民需求及自身资源禀赋深度契合，走出一条特色化、内涵式的发展道路。

多元价值的有效整合与复合功能的顺利实现，依赖于一套现代化、精细化的治理体系作为操作框架。对于兼具政治、社会、经济多重目标的公立医院而言，任何单一的治理机制都存在局限。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国家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协同发力、有机融合的混合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体现了现代组织治理中“科学性”（刚性规则）与“艺术性”（柔性平衡）的统一。

国家机制发挥“定盘星”作用，核心是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其关键不在于程序性合规，而在于实现实质性战略引领。医院党委需聚焦于重大战略决策、核心价值排序、关键资源配置（如对公益性学科的长周期投入）以及深层次利益调整的政治把关，确保组织发展始终锚定公益性航向，响应国家战略需求。

市场机制则扮演“效率引擎”角色，要求医院内部建立起一套回应外部激励约束的精细化管理体系。这包括推行以DRG/DIP为基础的成本核算与控制，建立以岗位价值、工作负荷、技术难度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薪酬制度，并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患者选择等市场信号作出灵敏、高效的适应性调整，从而驱动医院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

社会机制承担“平衡器”功能，旨在将更广泛的社会伦理、专业共识和公众监督嵌入治理流程。通过强化医学伦理委员会职能、建立患者委员会参与治理的渠道、接受行业组织质量认证以及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价等方式，确保医院决策与运行不仅符合内部理性，更能与社会主流价值和公众期待产生共鸣，增强组织的公信力与社会合法性。

实施这种混合治理，对医院主要领导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阶能力要求，亟需其完成从“业务管理者”到 “战略型领导者”与“系统构建者” 的角色跃迁。医院管理者必须具备驾驭复杂性的政治智慧、运用现代管理工具的专业能力以及平衡多元利益的公共情怀。

目前，我国医疗服务供给侧现状来看，同时存在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化”的弊端，以及医疗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未完成等综合性问题，因而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供给领域的“公共化”改革，创新和完善政府治理医疗服务的职能和工作方式，对于打破医疗服务领域的行政化垄断、区域不平衡，促进医疗服务市场规范发展和拓展公益性医疗服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先进的治理理念与机制创新，最终需要沉淀并固化于稳定、公平、可持续的制度基础之中。当前医疗服务供给侧的诸多深层次矛盾，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碎片化与激励机制的不足。因此，改革的根本保障在于驱动供给制度进行一场以“公共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共化”系统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战略支点，是充分发挥医保支付方式的“战略购买者”杠杆作用，并围绕以下五大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机制进行整体性重构：

第一，深化医疗保险多元支付方式机制。推动医保从按项目付费向DRG/DIP等预付制转型，使其成为“战略购买者”。通过打包付费等经济杠杆，引导医院主动控成本、提质量，构建价值医疗新激励。第二，健全药械及医疗服务价格，生成与多元监督机制建立动态、灵敏的价格调整体系，真实反映成本与技术价值。核心是引入医保、医院、专家等多方协商监督，确保调价过程公平、透明、科学。第三，打破部门与地域壁垒，构建跨部门、全链条的综合监管体系。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从准入监管向全过程、智慧化监管转变，提升效能与威慑力。第四，打通医疗、医保、医药等系统间的“数据孤岛”，在安全前提下实现信息互联共享。这是实现精准监管、连续服务和科学决策的数字基石。第五，推动医疗共同体协作机制。医共体从“形式联”向“利益共同体”实质转型。通过医保总额预算、资源调配与利益共享等纽带，促成分级诊疗与体系效率优化。

综上所述，深化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一条从价值重塑到治理创新，再到制度巩固的系统工程。它要求要全面准确理解“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论断，坚持公益性，承认经济性（经营性），保护专业性、技术性，拓展服务性，推动建立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混合治理机制，推动医疗服务供给制度变革，构建完善新机制，达到新平衡。

对公立医院来说，要积极主动融入深化改革深水区，跳出医院本身思考医院的发展，在国家事业体系中思考，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思考，在医学教育、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思考、布局，更多地担负国家、社会的责任，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不忘初心，守正创新。只有理论和逻辑上厘清，认识明确，实现或者逼近“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性”的医改目标的实施路径“势如破竹”。

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书记 管仲军  

整理：郭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