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勇：纪念王忠诚院士诞辰百年，恩师是脑脊液科事业开创的前提

我是李小勇，是1992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王忠诚教授的神经外科博士研究生。王忠诚教授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神经外科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是我开创脑脊液科事业发祥地的北京天坛医院首位院长和终身名誉院长。今年是王忠诚教授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我缅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告慰他：作为他的一名学生，我为世界神经外科开创出来了一个被称为脑脊液科的新神经外科分支，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业性发展。我自2005年离开北京天坛医院之后，至今已经历了20余年艰难的脑脊液科创业历程，深深体会出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恩师王忠诚教授对我的支持和扶持，我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是不可能会在中国本土上创建出脑脊液神经外科出来的。

我于1957年11月18日出生，1978年通过全国高考考入武汉冶金医学专科学校（现为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临床系。1981年9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下属公司医务室工作。1983年9月开始在山西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科从事神经外科工作，1988年考取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刘学礼教授的神经外科硕士研究生。1991年硕士毕业后返回山西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一年，于1992年考入首都医科大学，成为王忠诚教授的神经外科博士研究生。1995年博士毕业后，王忠诚教授把我安排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让我有幸成为中国神经外科最高级工作和科研平台单位中的一名正式成员。

在成为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在此条件下，我要求自己充分利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这个平台，不仅要提高临床技能，还要发挥科研优势，力争在神经外科某个领域做出突破性成就。这一想法源于硕士阶段获得的两方面知识：一是了解国家培养研究生的目的是培养能进行科学研究并做出创新性成就的人才；二是听到一位授课老师的话："你们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将决定于你老师在某一领域学术的级别"。这句话让我下定决心投奔在中国神经外科界最高级别的博士生导师王忠诚教授门下。

在投到王忠诚教授门下之前，我在山西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科工作中遇到过一些当时无法解决的脑脊液疾病，现在看来都是世界性难题。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脑积水在神经外科中的重要意义，但由于条件和认识的限制，当时未能深入研究。

投到王忠诚教授门下后，我很快进入了脑积水分流感染及其它脑脊液相关疾病的研究。1997年，我遇到了一个男性28岁的脑创伤去骨瓣开颅术后脑积水分流感染病例，该患者已住院4月余，经过多次专家会诊均无法控制病情。在患者父亲的恳求下，我查阅文献后采用万古霉素脑室内用药治疗，成功治愈了患者。这一成功案例让我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获得了认可，随后经常被邀请解决各种脑脊液相关手术后并发症，积累了近30例连续治疗成功的经验。

随着治疗患者数量的增加，我开始遇到更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病例，包括感染性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后颅窝张力性蛛网膜囊肿、孤立性颞角和孤立性第四脑室等。这些病例让我确认了这些都是神经外科的世界性难题。

2000年4月，王忠诚教授派我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Rhoton教授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入路和解剖实验室接受培训。在美期间，我针对"孤立性颞角"和"孤立性第四脑室"的脑脊液引流手术入路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段世界级培训经历为我后来解决脑脊液性世界难题奠定了技术基础。

2003年底回国后，我继续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2005年初，我决定离开北京天坛医院，主要原因包括意识到下丘脑手术性损伤相关神经内分泌障碍并发症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北京天坛医院没有足够空间收治需要长期住院的脑脊液相关疾病患者。

2005年6月，我调到天津市天和医院担任神经外科主任。期间，两个特别患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14岁男孩在第四脑室内肿瘤切除术后出现脑积水并发症，经我治疗后神奇康复；另一个27岁头部外伤男性患者，在脑室外引流后第二天就苏醒过来，最终基本达到生活自理程度。这些病例让我意识到脑脊液疾病治疗的重要性和发展潜力。

2006年，我被调到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期间经历了治疗失败的经验教训，也见证了软性脑室镜治疗脑积水的局限性。2008年5月16日，我突发急性心梗，在北京天坛医院抢救成功。这次生命重生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要开展脑脊液科事业的决心。

康复后，我决定专注于脑积水分流术后并发症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脑脊液疾病"这一新概念，并于2010年8月6日开通了《脑脊液神经外科学网站》，标志着脑脊液科的正式创立。

2011年6月，我调到航空总医院，筹建中国甚至世界第一家脑脊液神经外科病房。在院领导的支持下，脑脊液科迅速发展，很快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王忠诚教授也亲自介绍患者前来治疗，给予具体支持。

2012年3月30日，我成功实施了首例第四脑室至胸腔分流术，这一技术改变了传统胸腔内负压对脑脊液吸收影响的理论。2012年4月，我向王忠诚教授汇报脑脊液科发展情况，可惜不久后王教授于2012年9月30日去世，这对脑脊液科发展是巨大损失。

王忠诚教授逝世后，脑脊液科经历了严峻考验。两例颅骨修补术的失败引发了重大医疗纠纷，在病例讨论会上我受到各科室主任的猛烈抨击。幸得高国兰院长力排众议，决定继续支持脑脊液科发展。

2013年，一例严重颅脑损伤患者的治疗失败让我几乎放弃脑脊液科事业。但在深入思考后，我改进了脑积水分流术技术，将脑室外引流术变为"前半分流术"，这一技术改进获得成功，推动了脑脊液科的进一步发展。

至今，脑脊液科已经为近万名脑脊液疾病患者提供了世界突破性的优势治疗，形成了李小勇脑脊液科的半壁江山。我认为自己能够开创脑脊液科事业的首要因素就是恩师王忠诚教授，是他让我有了遇到和解决世界神经外科难题的机会。

王忠诚教授让我具备了在离开北京天坛医院后自谋出路的能力，以及开创脑脊液学科事业的素质、资格和身份。他是我个人事业登上巅峰的第一必要前提。在纪念王忠诚教授诞辰100周年之际，我向他汇报：虽然脑脊液科已经获得大发展，但在学术上还停留在经验交流层面。我将在未来余生中，继续开展脑脊液科系统性理论的创建工作，为脑脊液科理论获得世界学术界的认可而努力，不辜负王忠诚教授"发展神经外科事业"的期盼！

（于2025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