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技术问题。
当谈论AI+医疗时,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其框定在"技术革新"的叙事里--更精准、更高效、更普惠。然而,这种技术乐观主义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个更为本质的冲突:这并非单纯的技术演进,而是一场关于医疗资源分配权、生命定义权乃至人类身体控制权的深刻意识形态争夺战。资本的洪流,正试图利用技术的合法性,将一种激进的"医疗市场化"逻辑,重塑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健康准则。
一、 批判的起点:撕碎"技术中性论"的伪装
最危险的迷思,莫过于"技术中性论"--即AI工具本身无善恶,全凭使用者决定。这种论调是资本最好的遮羞布。它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AI从诞生之初就绝非中性。它的"价值观"由训练数据、算法目标和应用场景共同塑造,而这些要素,在当下几乎完全被资本逻辑所主导。
数据的"原罪": 用于训练AI的医疗数据,主要来自有能力和意愿支付医疗费用的群体(通常是城市中产及以上),其本身就承载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偏见。当一个基于此类数据训练的AI诊断模型被推向全国时,它不是在提供"普适"服务,而是在将特定群体的健康模式默认为"标准",并将其强加于所有人。这并非技术失误,而是系统性偏见在算法中的固化,是资本将历史不平等"洗白"为科学真理的过程。
算法的"意志": 算法的优化目标,决定了它的行为。如果资本要求的是"利润率最大化"或"市场份额最大化",那么算法自然会学会优先服务支付能力强的用户,甚至会"聪明地"引导过度医疗。它的"智能",本质上是资本意志的精确执行。我们还能天真地认为,这个以资本增殖为终极目标的算法,会真心服务于"患者利益最大化"的医学伦理吗?
二、 资本的终极野心:从"治疗疾病"到"管理生命"
资本的渗透,绝非止于提升诊疗效率这一温和层面。其更宏大、也更危险的野心,在于将整个医疗健康领域,从一种基于需求的"公共服务",转变为一种基于风险的"消费商品"。
制造"健康消费者": 传统医学的对象是"病人",核心是应对已发生的疾病。而资本驱动下的AI医疗,其理想对象是永恒的"健康消费者"。通过可穿戴设备、基因检测和日常数据监控,AI将健康定义为一种需要持续投资、管理和优化的"个人项目"。焦虑被制造出来:"你的基因有XX风险""你的生活习惯偏离标准值XX%"。于是,健康不再是免于疾病的平静状态,而成了一个无底洞般的、需要不断购买产品和服务来填充的"项目"。生命本身,被异化为一个充满风险和商机的市场。
瓦解公共医疗的伦理基础: 全民医保、公立医院体系的核心伦理,是团结互助--健康者为患病者分担风险,富裕地区支援贫困地区。而AI加持下的"精准医疗"和"个性化定价",其内在逻辑是个人责任--你的健康风险由你的基因和生活方式决定,因此你也应承担相应的成本。资本正利用AI的技术权威,悄无声息地瓦解"团结互助"的社会契约,代之以"风险自担"的市场法则。一旦成功,公共医疗体系将失去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沦为只为"失败者"服务的残余安全网。
三、 结构性批判: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医疗种姓制度"
如果放任当前趋势,AI+医疗不会带来普惠,反而会借助技术的精密性,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固化的"医疗种姓制度":
顶层:算法"神谕"的享用者。 富裕阶层享受基于全生命周期数据的、预测性的、高度个性化的"健康管理",AI如同私人健康之神,为其延年益寿。
中层:算法"流水线"上的数字。 中产阶级在效率优先的AI系统中接受标准化诊疗,他们是被动的数据提供者和方案接受者,医患关系简化为人与算法的交互。
底层:算法"偏见"的受害者。 贫困和边缘群体不仅难以获取优质AI资源,更可能因其数据不在训练集中而遭受更严重的误诊,或因被算法判定为"高风险"而无法获得公平的保险和医疗服务。他们是被这个系统彻底"看不见"的人。
这不再是简单的资源不平等,而是一种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更具隐蔽性和坚固性的结构性歧视。
结论:拒绝技术决定论,重夺医疗主权
这场辩论的焦点,绝不能停留在"如何更好地利用AI"或"如何平衡利弊"这类技术官僚式的讨论上。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意识形态层面的清算。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技术问题。
因此,我们的应对策略也必须是结构性的、革命性的:
主张数据公有权: 个人的健康数据不应是科技公司的私有财产。必须推动建立公共健康数据平台,将其视为如同水和空气一般的公共资源,由社会共同管理,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润。
将AI医疗纳入严格的公共治理: AI医疗工具的研发方向和准入标准,不能由企业决定,而必须由包括医生、患者、伦理学家和社区代表在内的民主集中审议机制来决定。它必须首先服务于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需求,而非最有利可图的消费市场。
捍卫医学的人文内核: 我们必须高调重申,医疗的本质是照护,而非计算。医生的权威应来自于其临床经验和人文关怀,而非对算法的盲从。要鼓励对AI辅助诊断的"合理的怀疑"与"专业的抵抗"。
最终,我们要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一个生命价值由算法和资本共同定价的世界,还是一个医疗作为基本人权,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与尊严的世界?放弃对这场意识形态战争的批判与思考,就等于将我们自身健康的定义权和主宰权,拱手让予那冰冷无情的资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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