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基化和NGS检测助力罕见胶质瘤诊断，进展后再检测有助于评估

胶质瘤是无法治愈的异质性脑肿瘤，罕见类型通常构成诊断和治疗挑战。分子诊断主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2021 年指南实施，虽已完善分类，但仍凸显了罕见胶质瘤诊断的困难。本病例系列分析了 2002 年至 2024 年间在德国乌尔姆大学医院接受治疗的四名罕见胶质瘤患者。患者选择基于独特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和长期临床随访。回顾了临床记录、影像学和组织学数据。分子诊断遵循WHO 2021年指南。采用标准化工具评估生活质量，包括EQ-5D-5L、EQ VAS、心理痛苦温度计（Distress Thermometer）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第一例为一名 51 岁男性，其临床诊断在 12 年间从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演变为具有多形性和假乳头状特征的高级别胶质瘤，后被确定为具有PATZ1融合的神经上皮肿瘤。尽管多次复发，但广泛的手术干预带来了良好的预后。第二例涉及一名长期存活的星形母细胞瘤年轻女性，通过个性化护理显著改善了生存期和生活质量。第三例为一名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后转变为胶质母细胞瘤，强调了持续诊断重新评估和适应性治疗策略的重要性，有助于延长生存期和改善生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该患者已实现超过 20 年的生存期，其中 10 年无治疗且无进展。第四例为一名 1 型神经纤维瘤病年轻女性，最初根据组织病理学结果误诊为胶质母细胞瘤。随后的分子诊断揭示了一种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样星形细胞瘤，凸显了先进诊断技术的关键作用。这些病例强调了精确分子诊断、个体化治疗和持续诊断重新评估对优化预后的重要性。它们还探讨了诊断变化带来的心理影响，强调需要全面的患者支持。即使在复杂病例中，广泛的手术干预也能产生良好结果，强化了基于肿瘤特征演变的适应性多学科策略的价值。

背 景

胶质瘤是最复杂和异质性最强的脑肿瘤之一，涵盖从生长缓慢的低级别病变到高度侵袭性的高级别恶性肿瘤等一系列类型。尽管大量研究聚焦于更常见的胶质瘤亚型，但罕见胶质瘤由于其发病率低、诊断模糊以及缺乏标准化治疗指南，人们对其仍知之甚少。

这些肿瘤常表现出独特的临床、影像学和分子特征，即使对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和病理学家也构成挑战。尽管 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类系统和cIMPACT-NOW联盟的更新引入了整合生物分子诊断以改善肿瘤分类，但罕见胶质瘤往往仍难以进行常规分类。

DNA甲基化谱分析和下一代测序（NGS）等分子工具已帮助识别新的实体，但诊断不确定性仍然很高，特别是对于具有重叠或非典型特征的肿瘤。尽管影像学和分子诊断取得了进展，但胶质瘤的诊断仍然是一项复杂的挑战，尤其是罕见类型，它们通常表现出非典型特征，并与其他肿瘤类型具有重叠特征。重要的是，罕见胶质瘤通常无法治愈，治疗重点转向症状控制、功能保留和生活质量（QoL）。生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身体、心理、认知和社会方面，以及疾病和治疗相关症状。在神经肿瘤学中，生活质量已成为与生存指标并列的重要结局指标，特别是在罕见和不可治愈肿瘤的管理中。因此，生活质量已成为临床试验中的重要结局指标，与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和治疗反应等传统指标并列。最近的分子谱分析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的遗传和表观遗传多样性远比仅通过组织病理学方法所认识的要大得多。这些见解与罕见胶质瘤特别相关，因为它们通常表现出仅基于组织学难以准确分类的形态学特征。此外，特定胶质瘤变体的罕见性意味着通常缺乏指导治疗方案的临床数据，这使得临床医生必须考虑每个病例的独特表现和演变性质。

在本系列病例中，研究人员提供了在德国乌尔姆大学接受治疗的四名罕见胶质瘤患者的详细临床、影像学和分子数据。这些病例例证了罕见胶质瘤带来的诊断和治疗挑战，并强调了精确分类、个性化治疗和纵向生活质量评估在优化患者结局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方法

本回顾性病例系列分析了 2002 年至 2024 年间在德国乌尔姆大学医院神经肿瘤中心接受治疗的四名罕见胶质瘤患者。病例选择基于诊断复杂性、罕见的组织病理学和分子谱、独特的治疗反应以及全面的临床记录。由神经外科、神经病理学、神经内科和放射治疗科组成的多学科团队通过定期肿瘤委员会讨论，确保提供协调和个性化的护理。

纳入标准包括：①确诊具有罕见或不明确特征的胶质瘤；②在本院接受治疗并进行纵向随访；③具备详细的组织学和分子诊断数据；④患者知情同意。从医疗记录中提取临床、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学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治疗史和随访结果。组织学检查根据WHO 2021年分类系统进行，采用整合的组织分子诊断方法。肿瘤分类借助DNA甲基化谱分析和下一代测序（NGS），检测在乌尔姆大学医院神经病理科或海德堡大学诊所进行。生活质量（QoL）通过经过验证的工具定期评估：欧洲五维健康量表5级版本（EQ-5D-5L）、EQ视觉模拟量表（EQ VAS）、心理痛苦温度计（0-10 分制）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由于病例的临床异质性，随访计划根据每位患者的疾病进程和治疗轨迹进行个性化制定。

病例1

患者男，51 岁，既往体健，于 2012 年因左侧轻度偏瘫就诊，该症状首次在假期滑雪时发现。无特殊病史，磁共振成像（MRI）显示右侧额叶存在较大的轴内肿瘤肿块。2012 年，患者接受右侧额部开颅手术，对肿瘤进行大体全切除（GTR），初步诊断为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PXA），CNS WHO 2级。每 3-6 个月进行随访和MRI检查，未接受辅助治疗。初始肿瘤得到控制后，2014 年和 2015 年观察到复发，因此进行了进一步手术。2016 年至 2021 年间，患者肿瘤进一步进展，2021 年被重新分类为间变性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APXA），CNS WHO 3级。由于进展迅速且呈多灶性生长，采用了包括DNA甲基化谱分析和下一代测序（NGS）等先进检测技术，并使用海德堡肿瘤分类器v12.5。根据肿瘤分类器结果，该脑肿瘤无法归为已有的脑肿瘤类别，因此诊断为胶质瘤，NEC。综合组织病理学特征和表观遗传分子谱，最终将其描述为具有多形性和假乳头状特征的高级别胶质瘤（HPAP），偏离了最初的PXA诊断。其分子标志物总结于表1。患者接受了多项干预措施，包括 2019 年射波刀治疗（18 Gy）和六个周期的替莫唑胺化疗，最初卡氏功能状态评分（KPS）维持在 90%。然而，2022 年 10 月出现多灶性肿瘤进展，需进行第 6 次手术。对最后一次手术（图1）采集的样本进行分子检测，结果与之前手术样本无相关性。随着海德堡脑肿瘤分类器（v12.7）的进一步开发并整合RNA测序数据，此时确诊为具有PATZ1融合的神经上皮肿瘤（表1）。对组织进行进一步检查，但未发现适合该患者的靶向治疗方案。术后患者因肿瘤体积大幅缩小，病情显著改善，左侧偏瘫完全恢复，术后三个月内重返工作岗位。最近一次手术后六个月，检测到三个与硬脑膜粘连的小复发灶，由于缺乏可用化疗方案，分别于 2023 年 9 月（右侧颞叶和顶叶 1×20 Gy）和 2024 年 3 月（右侧顶叶上部 5×6 Gy）再次接受射波刀治疗。常规放疗因体积过大被认为毒性过高。

▲图1 病例1的神经影像学检查

▲表1 使用850k分析和下一代测序 (NGS) 对最新手术样本进行分子诊断

▲表2 本系列病例中四例患者的临床、诊断、治疗和生活质量 (QoL) 数据总结

病例2

患者女，30 岁，在 4 岁时被诊断为星形母细胞瘤。初始症状为左眼视力障碍，于入学常规体检中发现。转诊至眼科后，因怀疑左视神经受累进行影像学检查。随后患者意外撞墙，出现头痛、恶心及呕吐症状。紧急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MRI显示存在一个 5×5×6 cm的异质性、强化、边界清晰的肿块，伴基底囊性成分。此时患者无神经症状，但左眼视物模糊，遂行大体全切除（GTR）。最初诊断为坏死性恶性肿瘤；三周后，恶性乳头状脑膜瘤被列为鉴别诊断。然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染色阳性后，具有乳头状特征的星形母细胞瘤可能性更高。一个月后，确诊为伴有横纹肌样转化的星形母细胞瘤。当时WHO尚未对该肿瘤进行分类，但估计至少为WHO 3级。一年后，患者按胶质母细胞瘤治疗方案接受放化疗。无瘤生存 15 年后，原部位复发，脊髓轴未发现肿瘤扩散证据。神经学检查显示患者有左侧倾倒倾向及轻度右偏瘫，医学研究理事会（MRC）量表评分为 4/5。再次行GTR并辅助替莫唑胺化疗后，偏瘫完全恢复。19 个月后，边缘硬膜病变疑似复发。切除后组织化学分析显示为肉芽组织瘢痕，无肿瘤残留证据。仅六个月后（2018 年 11 月），MRI显示新的强化灶，切除后病理证实复发。2021 年 1 月，检测到肿瘤进展至第四脑室，遂行质子放疗。两年后，MRI显示四个进行性脑室内转移灶，其中两个经内镜手术切除，不可切除的转移灶见图2。EPIC芯片和下一代测序确诊为MN1改变的星形母细胞瘤（表3）。患者未出现神经功能缺损。自 2016 年WHO指南更新后，星形母细胞瘤被归类为"其他胶质瘤"。患者确诊至今已超过 25 年，期间接受了多次手术和治疗。尽管经历多次复发，其长期生存率仍显著。生活质量（QoL）和认知功能通过欧洲五维健康量表5级版本（EQ-5D-5L）、EQ视觉模拟量表（EQ-VAS）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在2024 年 7 月最后一次手术前后进行评估。患者MoCA评分轻度下降，从 27/30 分降至 24/30分，尤其在记忆保留方面。生活质量方面，她报告日常活动无损伤，包括疼痛和焦虑维度均未受影响。综上，尽管经历多次手术和治疗，患者认知功能下降轻微，日常活动未受影响，表明生活质量较高。尽管在最近一次肿瘤切除术后出现严重伤口愈合障碍，并接受多次修复和重建手术，但患者在当前痛苦监测中报告无负担（0/10 分），日常生活、身体及情绪状态均未受影响，这一结果在EQ-5D-5L问卷和EQ VAS中得到证实，她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分达到最高。

▲图2 病例2的神经影像学结果

▲表3 使用EPIC阵列和下一代测序 (NGS) 对最新手术样本进行分子诊断

病例3

患者女，40 岁，因左颞叶胶质瘤于 2002 年接受手术。组织病理学分析后，肿瘤被诊断为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WHO 3级。患者根据NOA-04研究设计接受替莫唑胺辅助放化疗。在近九年的无进展间隔期后，肿瘤复发时进行了多次切除和替莫唑胺辅助化疗。2014 年，组织病理学诊断从少突胶质细胞瘤变更为伴有少突胶质成分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WHO 4级，IDH突变，MGMT甲基化率 11%--根据最新WHO分类，这一诊断已不再存在，因此废弃该诊断。该案例表明，患者超过 10 年的无瘤生存期反映了此前被标记为"伴有少突胶质成分的胶质母细胞瘤"与"4级少突胶质细胞瘤"之间存在显著不同的临床行为。图3为 2014 年复发性肿瘤，图4为当前随访影像。十年后，患者仍未接受治疗，临床状态稳定，无神经功能缺损，总体状况良好（卡氏功能状态评分KPS 90%）。每三个月进行的MRI随访未发现复发迹象。临床推测及长期生存情况表明，该肿瘤诊断并非胶质母细胞瘤。但鉴于患者目前状态稳定，无需再次进行组织取样或重新评估旧组织。自初始手术以来，患者已存活超过 20 年，尽管肿瘤曾被认为具有侵袭性转化，但近年来病情稳定且无需治疗。患者报告当前痛苦量表评分较低（3/10 分），否认存在情绪或实际压力源。身体状况方面，主要不适为头痛和瘢痕，此外还存在睡眠障碍、皮肤干燥及黏膜干燥。这些问题在EQ-5D-5L问卷中得到确认：患者移动能力和日常活动维度无异常，仅中度疼痛为唯一主诉。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估中，患者将总体健康状况评为 70%（0-100 分）。

▲图32014年冠状位（a）和轴位（b）增强MRI检查显示，左额基底区复发性增强肿块，大小为2.2×2.7 cm，周围局部水肿、小钙化，与硬脑膜广泛接触。额角轻度受压，中线轻微移位

▲图4

2024 年 12 月最近一次随访的冠状位（a）和轴向（b）增强MRI显示，颞部或额部切除腔内没有复发肿瘤的证据

病例4

患者女，24 岁，经遗传学证实诊断为1型神经纤维瘤病（NF1），接受头部和脊柱常规MRI扫描。检查中偶然发现左额叶有一颅内肿块（图5a、b），肿块可能包含脑内成分，紧邻脑膜。基于MRI影像学表现，最可能的诊断为脑膜瘤。由于肿瘤呈增长趋势，决定行手术切除，最终实现完全肉眼切除（图5c、d）。神经病理学检查结合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化结果，诊断为胶质母细胞瘤（GBM），IDH野生型，MGMT启动子未甲基化。术后并发症为硬膜外脓肿，遂行脓肿清除术并静脉抗生素治疗 1 个月。此后，患者根据Stupp方案接受胶质母细胞瘤适配放化疗，累计剂量 60 戈瑞（Gy），随后进行六个周期替莫唑胺化疗。初始治疗方案包含肿瘤治疗电场（TTFs），但患者后期终止该治疗。治疗结束时PET-MRI显示肿瘤完全缓解（CR）。后续两年内MRI随访显示术后状态稳定，持续完全缓解。尽管存在慢性疼痛综合征（左侧L5皮节区）、抑郁综合征及睡眠障碍，临床神经功能检查仍保持稳定无异常。此外，患者被诊断为神经认知障碍，表现为注意力和心理韧性下降，无法重返就业市场或从事期望职业。鉴于长期稳定的随访影像结果（图4）、并发的1型神经纤维瘤病（NF1，通常与胶质母细胞瘤发病率增加无关）及患者年轻年龄，研究人员决定结合NGS和甲基化分析重新评估神经病理学诊断。2023 年 11 月，最终诊断为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SEGA）样星形细胞瘤，无恶性证据；但通过脑肿瘤分类器V12.8分析，其分子谱无法归类。经t分布随机邻域嵌入（t-SNE）分析，显示与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接近。SEGA样星形细胞瘤是一种独特表型的罕见脑肿瘤，与结节性硬化症复合体及NF1密切相关，约占儿童脑肿瘤的2%，典型发病年龄为 10-20 岁，归类为原发性脑肿瘤。常见解剖部位为侧脑室壁（邻近室间孔）及第三脑室，罕见于无结节性硬化或NF1临床特征的患者。患者病史中，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已影响其生活质量，左侧L5皮节区疼痛和感觉异常最为严重。初步诊断为胶质母细胞瘤后，患者报告情绪焦虑、伴侣关系问题及个人生活处理能力下降。原发性放化疗结束后，通过痛苦问卷定期监测生活质量，当时评分达 7/10 分（高度痛苦）。尽管患者曾独立生活，但最后搬回父母家，职业规划被迫放弃。神经认知障碍诊断使其无法开始培训。原发性治疗中纳入肿瘤治疗电场，但因社会歧视和 休闲活动受限而终止。更正诊断并向患者提供详细信息后，其态度矛盾。随后 6 个月至 2.5 年内，痛苦评分降至 5/10 分。EORTC QLQ-C30问卷显示：严重疲劳、注意力障碍、持续轻中度抑郁症状及中度焦虑；步行耐力下降；尽管接受包括阿片类药物、辅助镇痛药和抗抑郁药在内的综合专科治疗，仍存在严重疼痛综合征；中度睡眠障碍对日常生活造成轻微限制，但对个人特殊兴趣活动的限制程度为轻至重度。EQ-5D-5L问卷确认：移动能力和日常活动无异常，中度疼痛为主要主诉。单项健康自评中，患者总体健康状况评分为 75/100 分，卡氏功能状态评分（KPS）80 分。

▲图5 病例4的神经影像学检查

讨 论

难以诊断

罕见胶质瘤的诊断仍面临重大挑战，因其组织病理学和分子特征具有高度变异性且常存在重叠。随着DNA甲基化、下一代测序（NGS）等新型诊断工具和分子谱分析技术的普及，这些肿瘤频繁经历重新分类；但即使采用先进的诊断手段，仍可能出现结论性结果，需持续重新评估。这种模糊性可能导致治疗延迟或不当，如误诊案例或肿瘤类型随时间演变的情况。

病例1中，患者诊断从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PXA）→高级别多形性假乳头状星形细胞瘤（HPAP）→PATZ1融合神经上皮肿瘤的演变，凸显了罕见胶质瘤诊断的复杂性。初始诊断为PXA（罕见星形细胞瘤，CNS WHO 2级），占星形细胞肿瘤不到1%，偶与1型神经纤维瘤病相关（本例无），术后预后通常良好。但患者多次复发，表现出快速多灶进展的非典型行为。后续诊断为HPAP（近年定义的独特实体，具有独特表观遗传特征），Pratt等在 14,000 例样本中仅识别 31 例，其总生存期优于胶质母细胞瘤（GBM）但劣于PXA，可能与浸润模式较弱、沿硬膜表面扩散有关（PXA复发时偶见硬膜附着）。最终通过850k甲基化分析和NGS确诊为PATZ1融合神经上皮肿瘤，临床数据显示其预后优于典型GBM（尽管复发常见），且PATZ1融合被认为是肿瘤发生的关键驱动因素。

病例2中，星形母细胞瘤（占原发性脑胶质瘤 0.45%-2.8%）的初始诊断极具挑战性。2000 年WHO分类尚未纳入该肿瘤，因其MRI特征和GFAP免疫组化阳性易被误诊为室管膜瘤，故按胶质母细胞瘤指南行放化疗。2016 年WHO分类将其归为"其他胶质瘤"，需结合组织病理学和分子病理学标准。本例中MN1基因改变的识别支持MN1变异型星形母细胞瘤的诊断，但未改变临床管理策略。

病例3初始诊断为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CNS WHO 3级），按NOA-04方案治疗后无进展生存期（PFS）近 9 年，远超该研究中同诊断患者的中位PFS（52 个月）。1p/19q共缺失、年龄 <50 岁、肿瘤全切除等阳性预后因素可能促成这一结果。复发后诊断修订为"伴少突胶质成分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CNS WHO 4级，IDH突变型，MGMT甲基化率 11%）"，但该诊断已被 2021 年WHO分类废弃。鉴于患者总生存期超 20 年、无治疗无进展生存期达 10 年，与GBM（尤其MGMT未甲基化者）的不良预后显著矛盾，提示需重新评估肿瘤生物学行为。

病例4中，初始影像误判为脑膜瘤，进展后手术确诊为"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CNS WHO 4级）"，随后修正诊断。神经纤维瘤病1型（NF1）患者中枢神经系统肿瘤风险增加，文献显示45例NF1相关中枢肿瘤中，低级别星形细胞瘤（20%）、GBM（16%）、毛细胞特征高级别星形细胞瘤（9%）最常见，且均为IDH 1/2野生型。

2021年WHO分类推动了罕见肿瘤的分子特征细化：病例2中MN1改变支持星形母细胞瘤诊断，病例3中IDH突变+1p/19q共缺失+少突胶质成分提示更可能为"IDH突变型、1p/19q共缺失少突胶质细胞瘤（WHO 3级）"，建议未来进展时重新活检。本文报告的案例均为罕见长期病程，具有高度文献价值。

治疗方案

基于四例病例的经验，根治性手术治疗及尽可能切除肿瘤体积和受侵硬脑膜是实现最佳预后的关键策略。尤其在病例1中，肿瘤呈多房性进展且伴软脑膜附着，建议采用硬脑膜广泛切除联合替代材料修补。对于不可切除部分（如轴内功能区或与硬脑膜粘连的无法切除肿瘤），治疗方案尚不明确。针对硬脑膜附着的不可切除部分，脑膜中动脉（MMA）颗粒栓塞术可能是一种治疗选择。病例2和3的治疗过程涉及多种干预措施，包括质子放疗、替莫唑胺化疗及脑室内转移灶内镜手术，治疗方案随肿瘤复发和进展不断调整。病例4中，基于初始的胶质母细胞瘤诊断导致研究人员选择放化疗，相比最终诊断的SEGA样低级别星形细胞瘤构成过度治疗。为避免此类情况，早期进行包括分子病理学在内的神经病理会诊可提高诊断确定性。根据当前治疗策略，全切除（GTR）后或可避免辅助治疗。

生活质量考量

在临床实践中，生活质量（QoL）数据为患者疾病全程的功能状态提供了宝贵见解，对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至关重要。这一点在罕见胶质瘤患者中尤为关键--此类患者生存期可能较短，且治愈性治疗选择有限。鉴于这些肿瘤独特且常具侵袭性的特点，理解生活质量有助于医疗团队不仅关注躯体症状，还能兼顾患者面临的情绪与心理挑战。病例1-3中，患者在长期病程中（即使经历肿瘤进展和多次治疗后）仍维持较高生活质量和功能独立性（卡氏功能状态评分KPS 90%）。其恢复能力凸显了个体化护理在延长生存期的同时保障生活质量的有效性。病例1通过痛苦问卷密切监测生活质量：随治疗进展，患者报告的个体负担从初始 2 分（满分 10 分）升至 6 分，反映治疗带来的情绪或躯体压力增加；当前疾病稳定且症状缓解后，痛苦评分降至 1 分，功能状态仍保持KPS 90%。尽管多次手术及同一切口反复打开，但未发生伤口感染，患者术后短期内恢复独立生活并重返工作。频繁手术、肿瘤重分类和放疗的综合干预促进了躯体康复，降低了情绪负担（痛苦量表数据）。患者自评生活质量"非常好"（欧洲五维健康量表视觉模拟评分EQ VAS：90%），体现了功能恢复与情绪心理挑战的平衡，需持续关注情绪与认知层面的需求。病例4中，初始误诊为胶质母细胞瘤导致患者接受激进放疗和化疗，最终诊断为SEGA样星形细胞瘤后证实为过度治疗，造成功能受限、无法重返工作，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早期准确诊断本可避免不必要的治疗毒性，因为SEGA样星形细胞瘤通常通过完全手术切除即可有效管理。在此类案例中，确保与患者的清晰、持续沟通至关重要。

心理健康

在临床实践中，罕见胶质瘤患者的心理负担确实沉重，给患者管理带来了重大挑战。由于诊断的不确定性、病情的罕见性以及可能缺乏成熟的治疗方案，这些患者往往会经历加剧的焦虑和情绪压力。此外，胶质瘤的慢性特性，加上潜在的认知功能下降和神经症状，可能进一步加重心理困扰。尽管人们可能认为每次手术和组织病理学评估后肿瘤诊断的变化会增加心理负担，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压力以及不断适应新预后和治疗计划的需求，但研究人员收集的生活质量数据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这些发现表明，尽管诊断存在波动，本文的患者仍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体化治疗和护理团队之间的密切合作。到目前为止，由于此类事件的罕见性，人们对脑肿瘤主要诊断的重大变化可能引发的心理负担和个体反应知之甚少。所描述的病例强调了医疗团队提供持续心理支持和清晰沟通的重要性，以帮助患者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医疗情况，同时保持对其护理过程的信任。本病例系列不仅强调了罕见胶质瘤的诊断模糊性，还强调了通过个体化护理获得积极结果的潜力。尽管诊断存在波动，但观察到了长期生存和生活质量的维持，这表明持续的重新评估和多学科管理至关重要。这些发现支持将先进的分子诊断和生活质量监测整合到罕见胶质瘤患者的常规护理中。

结 论

在临床实践中，尽管DNA甲基化谱分析和下一代测序（NGS）是识别新胶质瘤实体的宝贵工具，并可推动创新治疗策略的发展，但本文病例系列强调了对进展性肿瘤进行持续诊断重新评估的必要性。在这些病例中，包括切除受浸润硬脑膜在内的根治性手术干预似乎是可行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切除术范围广泛，患者仍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和理想的生活质量。本研究不仅为神经肿瘤学领域做出了贡献，也为处理罕见复杂诊断的更广泛医学领域提供了参考。通过整合分子诊断、手术决策和患者报告结局（包括生活质量），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精准医疗的护理模型，适用于多个医学学科。

参考文献：Grübel, N.; Wickert, A.; Sahm, F.; Schmitz, B.; Osterloh, A.; Kassubek, R.; König, R.; Wirtz, C.R.; Engelke, J.; Pala, A.; et al. Navigating Rarity: Pathological Challenges and Diagnostic Ambiguity in Rare Gliomas-A Case Series with a Focus on Personalized Treat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Onco 2025, 5, 28. https://doi.org/10.3390/onco50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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