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国内创新药“快跑”之道

在临床试验关键能力建设方面，药企与PI之间更有效的互动是促进国内创新药发展的关键。

众所周知，药物临床试验是药物研发全生命周期中的关键阶段，往往需要申办方、研究者、伦理委员会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紧密合作，才能达到高质量、高效率的临床研究。

一般而言，药物临床试验由申办方发起，在国家药监局获批后，通过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立项，经研究机构的机构办和伦理委员会审核后便正式开展。其中，作为药物临床试验牵头人，主要研究者（PI）是临床研究设计以及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负责与试验相关的医疗判断，督导团队按照试验方案进行试验。

作为国内领军级别的"大PI"，在与跨国药企、传统药企、本土Biotech三类不同药企频频打交道的过程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I期临床试验病区主任沈琳教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敢为人先，引领国内消化道肿瘤研究。

在这位见证行业药物临床试验发展数十年的参与者眼中，提升临床试验质量的卡点在哪里？药企与PI之间如何更有效互动，以促进国内创新药进一步发展？如何提升临床试验质量与国际水平接轨？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博医荟特别专访了沈琳教授，聆听她对于当前行业现状的独到观察和见解。

01

药企与PI合作仍需加把"火"

一些改变已然发生。

与中国医药创新的发展历程相匹配，中国创新药企临床试验方案设计和综合能力的建设，也从模仿、跟进，进入到差异化与创新的新阶段。

在沈琳看来，相较3-5年前，而今国内药物研发已经飞速发展，产品的丰富程度也比此前大幅提升，部分国内研发速度甚至超越了国际相同靶点的早期研究。"国内虽然拿到早期临床研究的批件会比较晚，但鉴于病人的丰富程度较多，市场需求较大，后续进程非常快。"

伴随而来的是，在近些年正在裂变的国内创新环境下，PI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体现。无论是研究者对疾病的深入了解，对临床上潜在风险的详细预案；还是在转化研究和临床前研究方面的探索，比如动物模型的建立，无不助力创新药研发。

正是在与不同类型药企紧密的合作中，沈琳深感其中的差距和可提升空间。她指出，跨国药企虽然决策流程健全，但往往决策较慢，影响研发效率。相比之下，Biotech企业在创新方面尤为活跃，与PI合作紧密，决策迅速，但融资方面可能面临挑战。

视线拉至不同合作模式来看。

随着近年来国内药物研发环境的改善和研发能力的提升，本土PI与跨国药企的合作屡见不鲜，这种合作通常采取两种形式。一方面，PI可以直接参与跨国药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创新药物临床试验。另一方面，当跨国药企在国内购买或研发新药后，它们往往选择在国内进行临床试验，这时本土PI便成为研究的主导力量。

然而，这种合作模式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跨国药企内部通常拥有健全的决策流程，以确保前后端各大部门之间达成一致。但问题往往也局限于此，这也是沈琳观察到跨国药企流程上的最大问题--决策较"慢"。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同类临床试验可能早已完成，而跨国药企的试验仍在进行中。

针对这一问题，沈琳认为，虽然跨国药企的决策流程有其合理性，但在快速变化的药物研发环境中，提高决策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PI与国内大型传统药企直接合作也是一种主要模式。这种合作模式的特点相对明晰，传统药企内部通常拥有相对齐全的人才队伍，涵盖了从研发、生产到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在与PI的合作中，这些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其人才优势，确保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

不过，这种合作模式也存在一些挑战。虽然在与PI的合作过程中，企业会与研究者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最终的决策权往往还是掌握在企业手中。有时，PI的意见和建议有时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采纳。此外，企业内部的决策流程可能相对较长，导致临床试验进展受到一定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旦国内大型药企看准目标，行动会相对迅速，但总体而言，在冒险和面对失败风险时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弱。这点沈琳深有体会。

一个明显的困境在于，这些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会过度关注成功的把握度，他们会反复询问："我能不能成功？成功的把握有多大？"一旦认为成功的把握度稍低，便倾向于选择更为保守的路线，甚至"不太敢往前走"。

这一观察揭示了国内大型药企在创新研发上的某些顾虑和限制。她认为，这种对风险的过度谨慎可能会制约企业的创新步伐和长远发展，因此呼吁国内药企在保持谨慎的同时，也需要勇于承担一定风险，积极进行早期临床探索和尝试，以提供依据，推动国内创新药的上市发展。

02

PI越早入局，或事半功倍

相较跨国药企和大型传统药企，成立时间不太长但发展迅速的Biotech，在"创新"方面尤为活跃，这也成为了本土PI合作最多的一类企业。

据沈琳观察，一般而言，由于Biotech绝大部分都是药物研发人员，而非临床人员，对临床还不甚了解，这就导致Biotech药物研发较强，但临床布局相对弱一点，往往得与PI紧密合作，获得一些相应建议，依赖程度也更大一些。

在过往的合作经验中，她观察到，"决策快"是Biotech最明显的优势，基本在前期讨论现场，关于方案设计、调整、决策方面，关键人员全部到位，且沟通较为顺畅，可立刻拍板。"只有大家认真沟通，不浮夸，才会走得比较稳一点。"

的确如此，往往关键临床相当于决定一家Biotech身家性命，公司上上下下自然也会特别上心。但这一类型企业往往在融资方面，不一定都较为顺利，这也是沈琳相对操心和着急的地方。

不过，有些Biotech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尤其一旦碰到与国外产品进展相近时，PI更希望在某方面进一步探索，但企业的想法有时会与PI不同。不过，近两年，这一现象有所改善，双方都愿意在早期临床探索方面下更多功夫。

在她对比看来，大药企拥有更为雄厚的资金和资源，因此可以采取更为稳健和全面的临床布局策略，通常可以同时在多个疾病领域和人群中开展临床试验，通过齐头并进的方式朝着更全的研发方向发展。相较而言，初创企业由于资金和资源限制，往往很难在临床布局的初期就全面铺开，这时亟需找寻一极具优势的人群集中往前推动。

如此现状下，这就要求PI与药企双方更为紧密的合作，与研究者充分沟通格外重要。

"要想做得好、做得快、成功的概率增加，就需早一点与临床研究者交流沟通。如果从临床前一直到临床，都进行充分了解和尝试，进入临床研究就会走得非常顺。"沈琳格外强调，PI和药企的互动越早越好，药企也可尽快从PI处获得一些反馈，甚至共同探索一些临床前的合作。

这不难理解，对一个药物的认知，研究者也需充分了解，如果可以利用早期研发阶段，就进行更多发现和探索，研究者便可更加准确地把握药物的作用机制、潜在疗效、安全性以及可能的市场需求，从而大大提高研发效率，双方合作或会事半功倍，少走弯路。

在过往的合作案例中，沈琳观察到，也有不少企业愿意跟研究者充分沟通，由此临床推进速度也相对较快。如果合作不仅仅局限于临床阶段开始，而是在临床前阶段就开始进行，可以更好地推动转化研究的进程。

不过而今，大多数现状仍是，直至步入临床后阶段，药企才与PI联系。应对如此局面，沈琳强调，PI如果入局较晚，必须考虑寻找差异化的发展空间，从设计方面选择更差异化的路线是一个有效策略。

归根结底，PI与药企之间的高效互动是推动创新药研发的关键。通过早期沟通、共同探索和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制定与实施等方式可以加强并提升研发效率和质量水平。

03

全球同步研究的战略与战术

除了中国创新药企临床试验能力建设正在提升外，在新药国际化成为共识的当下，如何将全球跨区域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好、执行好，以便于临床试验数据在上市申请时的最大效率使用，也是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不可忽略的一大背景是，由中国顶尖研究者牵头的国际多中心以及创新药临床研究虽然已有大幅提升，但总体来看仍然较少。

不过，一大向好趋势是，中国临床试验PI在领导国际跨区域多中心临床研究方面正逐渐崭露头角，"这也要求我们在顶层设计上提前做好准备。"沈琳强调。

一般而言，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在设计、实施、分析等方面比仅在国内进行的临床试验更为复杂，要求企业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计划的早期阶段，就需将全球患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临床试验的方案设计上也需要考虑全球同一方案、不同区域患者的入组占比等问题。临床试验方案还需兼顾不同地域的病患人群和社会文化特点，降低患者入组难度及脱落的可能性。

往往，如果Global在项目前期就与中国PI紧密合作，能够使得临床试验方案设计和操作更多地考虑到中国的临床实践以及中国患者的情况，从而提高临床试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然而，全球化试验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沈琳特别提醒，虽然Global试验可能一举解决许多问题，但也必须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以及不同地区疾病和人体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举例来看，原来跨国企业不少药物以国外为主，中国参与，最后会发现真正上市后，剂量是需要调整的，并不是说完全照搬，不同地区、不同人种的耐受性、药物代谢以及免疫环境有一定差异。"

在谈到同步研究的现状时，沈琳指出，外企很少将早期的临床研究同步在中国进行申报，这往往导致在中国的临床研究晚于其他国家进行。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她呼吁外企要早做准备，同时政策部门也应给予相应的支持窗口。

更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此前国内参与Global临床研究非常少，很少关注中国特发的高发肿瘤，这也亟需得到重视。在进行临床试验时，应不拘泥于国内或全球某一种形式，而是应探索多种形式的结合，如与欧盟、南美等地区的合作，进行一些差异化的研究，以探索药物如何在临床上得到更好的应用，这将有助于让中国的医药出海之路走得更坚实一些。

以罕见病领域为例，在沈琳看来，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中国在该领域有着天然的优势，通过加强研发，中国可能会在罕见病领域走得更稳当一些，可在罕见病领域研发上更为"勇敢"。至于策略方面，可以中国人群为主，再与国际同步进行。

未来，中国将愈渐频繁参与到Global的早期临床研究，这已成为大势所趋。不过，在从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转变中，仍有不少考验和挑战，亟需各界合力并行。

04

齐头并进，加速国内创新药"快跑"

产业一大共识是，国内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知识供给和转化不足，新药创制中原始创新环节较弱，转化研究亟待加速。

如此局面下，如何才能推动国内创新药跑得更快？加强医药产业原始创新、推动产业发展，需重视创新药临床试验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当今医药研发领域，除了药企主导的研究外，由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正逐渐展现出其不可或缺的价值。这类研究不仅局限于早期临床探索，更侧重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从而有潜力推动临床实践的改变。

沈琳指出，当前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与药企IND研究相比，已到达相近的质量标准。尽管研究路径不同，但在研究原则、质量和整体系统上并无二致。这意味着这些研究能够轻松融入国际或国内的研究体系中。然而，这类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相关审评审批机构的认可。

这类研究促进了疾病认知和药物认知的融合，结合国际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迭代设计，从而加速了研发流程，并充分利用了医生对疾病的深入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者发起的研究，可以迅速了解产品在人体上的实际效用，若初步研究显示产品前景不佳，则可快速反馈到生产平台进行调整，从而将研发、临床与生产紧密连接，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响应速度。

这种无缝连接的模式不仅在国际上进展迅速，在中国也有着巨大的需求。由于我国药品审批流程较长，研究者发起的研究能够显著节省时间成本，并减少诸多限制。"不过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沈琳强调。

与此同时，缩短研发时间、提高效率，以及为创新药提供足够的回报鼓励，是贯穿整个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两大核心问题。

对此，沈琳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待，通过改善药品定价体系、加强政府合作、鼓励创新、建设研究型医院以及培养新一代研究者等多方面的努力，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推动医药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希望国内对创新药的评估提早给一些窗口。"沈琳指出，当前许多创新项目由于缺乏经验借鉴而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巨大投入。然而创新项目在评估过程中往往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这导致创新者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等待审批。"现在越是创新，评估就越谨慎，时间就越长，反而跟随者是最占便宜的。政府部门的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审评员终身问责制。"

同时，她呼吁在定价上对首创新药（FIC）给予一定的倾斜优势，同时考虑多种形式的保险，以确保患者的可及性和行业的合理回报。她强调，作为一名医生兼研究者，她深知患者的需求，但也必须考虑治疗领域及行业的良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新药的研发。

而医疗机构作为临床试验的关键一环，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研究型医院的建设方面，沈琳认为，研究型医院不仅应具备高水平的医疗基础，还应有解决临床研究中出现问题的能力，并能提供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场所。同时，她呼吁国家重新评价临床研究中不同人员的贡献，以更全面地推动行业的发展。

在沈琳这一代研究者从0开始的铺垫下，成功扮演了一个重要构建者角色。她认为，要成为顶级PI，不仅需要对疾病有全面的认知，还需要深入了解国际和国内行业的发展动态，并具备良好的沟通和交流能力。

谈及未来临床PI的职业生态变迁，在她看来，应当全力支持青年人的成长与发展。但同时，也需兼顾职业属性的独特性，确保新旧交替的流畅与有序，实现循序渐进的无缝连接，让青年研究者能够稳步迈向国际的舞台。

专家介绍

沈琳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学者、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慢病专项首席科学家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I期临床试验病区主任

历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家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专业委会主任委员

长期致力于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与转化研究、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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