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国、日本的医学转化为何高出中国9倍之多？

在医学事业发展的进程中，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成果实现爆发式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开始，中国已连续3年在专利数量上领先美国，居于世界首位。

本以为量变引起质变，却不曾想大批的科研成果如同一座座沉睡的火山。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态势并不乐观。

据国内科学技术部门的数据，2008~2017年，我国每年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仅为20%，再把范围聚焦到医疗领域，其基于转化率的差距更加明显——每年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8%，远低于美国和日本接近70%的同领域比率。

专利数量遥遥领先，为何转化率却迟迟提不上去？更夸张的是，美国、日本的医学转化竟高出中国9倍之多！

针对这一问题，我剖析了美日两个国家的医学转化环境、转化路径等因素，希望吸收其所长，兼容并蓄，以促进中国的医疗创新转化发展。

美国成果转化法律体系完善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在1978年之前，美国生物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5%，但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迅速攀升至80%，短短十年，就提高了16倍，成为妥妥的“大牛”。

那么，曾经一度被社会唱衰的美国生物科技成果转化前景，到底有何成长秘诀？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呢？

美国的医学转化成功得益于完善而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法律体系。

从80年代初起，美国出台了包括《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拜杜法案》和《技术转让商业化法案》在内的20多部保障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

其中，《拜杜法案》被业内人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咨询项目绕不过去的知识点”。

1980年，美国国会完成法律程序，通过了《拜杜法案》。该法案给予大学通过联邦经费资助所产生专利的所有权，并允许大学通过与企业的许可协议将发明商业化。还保留了政府的“介入权”，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政府处理该发明。

据统计，自该法案通过以来，已推动美国经济产出提高了1.7万亿美元，支持了590万个工作岗位，并帮助催生了14000多家医疗相关的初创公司。

中国近年来也在转化上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发布了很多政策。

1985年，国家开始通过立法、税收政策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在近38年的时间里共出台了435条与科研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政策。

尤其是在近一两年，随着创新进程的逐步加快，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我国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共出台50余项政策。除京、沪等一线城市，许多三线及以下城市，都发布了相应政策，说明科技转化已受到广泛重视。

只不过，政策发布后，实际效益却并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策的覆盖面不够广泛。尽管科技成果转化法规逐步配套，政策鼓励力度不断加大，但国内仍未建立起高效便捷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这也削弱了科研机构对于转化的信心，导致科研主体在转化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

二是“管得不够精准”，部分职能机构由于缺乏对行业的精准认识，制定的政策无法触及到真实的痛点。以知识产权分割为例，不同的主体都有可能握有某个成果一定的知识产权比例，但如何准确分割，国内的政策尚未明确规定。

日本东大医院的转化实践

日本的医学转化成功案例中，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东大医院"）备受瞩目。2020年，该医院完成了超过3500万美元（约2.5亿人民币）的科研收入。

在东大医院，科研不止是科研，而是基础研究、交叉研究、转化研究三个层面的结合。

基础研究

它们将基础研究分为三步：1、将脑子里的idea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2、利用评估体系，对这个项目进行全方面地评估，并对其进行重点资助。3、对最新研究成果进行道德审查。

交叉研究

众所周知，不同科研机构的医工结合理念的普及程度、资源建设水平以及学科建设规划的差异，会导致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在管理模式上存在局限性，往往倾向于采用通用性方法，而未能充分考虑不同机构的特殊需求。

这使得科研机构难以建立起全面的产学研用链条，从而限制了知识转化和创新的潜力。

对此，东大医院不仅成立了医工合作部，还分别与药学、信息学、化学等关键性学科共同成立了医疗纳米技术人才培养中心、基因组医学信息部、生物信息学人才培养中心等研究机构，并在东京大学中多次组织医学、工学、药学等多学科讲座。

相比之下，国内的科研机构普遍缺乏有效的医工合作平台，和完整的医工结合产学研转化链，更别谈建立医工结合科技创新激励保障机制等问题。

转化研究

在转化研究方面，东大病院成立了“22世纪医疗中心”来促进临床医学和医疗服务的研究和开发。

该中心是由捐赠和社会合作部门赞助的。捐赠部门负责吸引企业进行资助，社会协作部门主要是推动创新者与临床专业人员合作，共同开展研究和医疗评估，并帮助开发和运营临床数据库，为科研商业化做系统分析。

除此之外，在科研人才队伍的搭建上，转化研究中心的生物设计部门创建了六家风险公司，同时为行业、政府和学术界提供领先的人力资源。

然而，回顾国内情况，我国配套政策的缺失导致成果转化专业人才进一步流失，对科技成果的有效、高效转化造成阻碍。

不难看出，从基础研究到交叉研究，再到转化研究，东大医院走的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而放眼国内，很多科研主体、科研成果对于市场的反应不够灵敏，无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除此之外，产学研用的全链条尚未打通，医工之间信任机制和长期合作机制尚未建立。

除了政策、院方机构方面的阻碍，医生作为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多线程运作的能力、与投资人沟通的能力、与医院领导沟通的能力，而且还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量。

医学转化到底卡在哪里？它不是卡在宏大的愿景中，而是一个个小细节上。

不可否认，当前在医学转化方面，我们与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但如果我们能够吸纳成功者的经验，包括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培养人才、建立医工之间的信任机制和长期合作机制等，同时结合自身的真实情况和当前的发展趋势，从市场需求出发，在真正的创新实践中通过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去反复探索，那么成功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