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类器官模型库助力抗癌研究

原发性肝癌(PrimaryLiver Cancer, PLC)是全球第四大致死性恶性肿瘤[1]，5年存活率低至15%[2]，其中肝细胞癌（HCC）是主要类型（占PLC的90%以上），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据报道，肝癌患者通常诊断较晚，预后较差，只有不到30%的肝癌患者能够在早期确诊。目前PLC除常规放疗外，系统性治疗的药物方案较少，且在晚期肝癌患者治疗中由于其高度异质，预后不良和药物反应差等问题造成治疗较为困难。

HCC的主要遗传学改变及分子分型 AugustoVillanueva. N Engl J Med 2019; 380:1450-1462

肝脏疾病易感性差异大且个体间的肝脏细胞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开发体外能够长期存活并具有代谢功能的人体类肝组织细胞模型，对治疗终末期肝病、开展肝脏致病机理研究及药物筛选具有重要意义。

肝癌类器官的优势

目前没有足够的实验模型来充分代表肝癌广泛异质性，以及缺乏肝癌发展不同阶段的模型限制了肝癌临床转化研究的发展。自2017年LauraBroutier[2]等通过肝癌患者来源的肝癌组织成功培养出8例PLC类器官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了针对肝脏类器官模型的研究，肝癌类器官技术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CellReports, 2018, 24(5):1363-1376

对于肝癌这种个体异质性强的癌种，现有的细胞系实验模型无法充分代表肝癌的广泛异质性，肝癌原代细胞难以在体外培养。多项研究[2-4]发现人源肝癌类器官的优势在于：

1. 在体外可实现长期培养；

2. 真实性强，可用于区分不同肿瘤组织及亚型；

3. 能保留患者源组织的组织结构、基因图谱等；

4. 药效学上比细胞系具有更强的临床相关性，阴性预测率100%，阳性预测率可达88%；

5. 每个患者来源的类器官都是一株细胞株，通量更高，多样性更强；

6. 价格比PDX具有优势，能够缩短实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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