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如何“消除”医患之间的那把刀？

九月伊始，相较于渐凉的天气，对医疗从业者而言，更多的是内心尚存的寒意与余悸。

9月3日，湖南省某医院一牙科医生被女患者用美工刀抹脖。当日，医生在看诊时，一女患者冲进诊所，与医生发生争执，随后，情绪激动的女患者将一把美工刀刺向医生脖颈，医生倒地不起。

9月4日，重庆市某医院一医生在医院值班室被患者家属捅杀，不治身亡。据悉，被害医生被连捅多刀，患者疑似故意泄愤，而在行凶后，该患者又持刀自残，酿成悲剧。

然而，令人更加难过的是，据中国医院协会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

27次，相对于年接诊人次数十万的数量而言，或许微不足道。但当它落在某一个人头上时，却是难以承受的“一座大山”。如果按照我国1.5万家二级以上医院计算，每年就会有40万次的伤医事件，背后对应的是40万名医护的人身安全处在不确定之中。

这让我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什么，让原本应当亲密合作的医患产生了裂隙？

当然，我们依然坚定相信，上述两起伤医事件只是偶发事件，随着在三年疫情期间因医务人员的辛苦付出而建立起来的医患情深，以及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的保障下，而今的医患关系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事实上的不完美就需要社会各方付出更大的努力，让未来走向更好。

清白    

他们说，刀是“清白”的。从被创造出来起，或是成为工具，或是成为武器，刀从来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在这个和平年代，评价一把刀好坏的标准，不在于刀本身，而在于人。

他们说，人是“清白”的。但是他们往往说的是患者，不是医生。患者花钱治病，病未治好，心生怨恨理所当然；当下反腐高压，医闹频发，医生本人必有猫腻。

就这样，一件一眼便已经看到真相的事情，被加工再造，被以谣传谣，几乎把受害者变成板上钉钉的“罪人”。到最后，真相已经不再重要，大家都只相信，内心既定的答案。

而那个人，不光在网络世界中被判了“死刑”，在现实世界中也再无清白。

著作《乌合之众》中有一句话：“群体喜欢幻觉而不喜欢真理。暗示的出发点永远是某个人由于记忆或多或少有点模糊而造成幻觉，这种原始的幻觉得到确认后传播开去。”

或许在大众眼中，医生是“神”，神具有“割肉喂鹰”的慈悲；具有“不食五谷，日夜不歇”的精气；具有“手到擒来，药到病除”的能力。一旦未能如愿，他们心中幻想的“雕像”就会迅速崩塌。

而在医生眼中，自己是“赤裸裸”的人。在身心疲惫下，要努力给患者微笑；在昼夜颠倒中，日复一日地坚持；在非机械工作中，要保证手术的成功率与高精度。一旦有所闪失，便是重大“滑铁卢”，因为他们顶着患者、医院、个人职业发展的三重压力，除此之外，还要面临着突如其来的社会性死亡与“人祸”的可能。

这不是幻觉，这是真实的两个世界。

自白    

今年8月15日，一张眼科医生操作仪器的照片，在各大媒体光速刷屏。这张“平平无奇”的照片背后，有一个特殊的主人公——陶勇。

28岁博士毕业，31岁成为副主任医师，35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成为教授、博导，主持多项科研基金，发表SCI论文近百篇......他本可以一路坦途，成为医学生们最想成为的人，然而，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伤医事件，无情地摧毁了他的双手。

2020年1月20日，陶勇在出诊时被一名男子持刀袭击，造成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等多处伤势。经救治，陶勇最终脱离生命危险，但其左手却形成永久损伤，这意味着，他大概率要与一些复杂手术就此彻底告别。

而更令陶勇难过与震惊的是，行凶者正是他曾经诊治过的一名患者。肌肤之痛，尚不能痊愈，内心之痛，再次涌上眉间。那一刻的低落感，或许很难用文字说明。

后来，陶勇在文章中写道：“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

我们无法想象，陶勇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与黑暗岁月，但我们看到了结果——他回来了。

在不能拿手术刀的日子里，陶勇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生培训、知识科普等工作中，并试图用AI等新兴技术，延续他未尽的事业。他说：“想让更多人看到人性的善良，让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让更多对生活迷茫和抑郁的人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让更多从医或者打算从医的年轻人坚定自己的梦想。”

医者不能自救，但救人者，却始终是医者。

渡人者不能自渡，但对于医生而言，这句话并不能成为理由。陶勇的返岗，虽然得到了鲜花与祝福，背后更多的却是心酸与苦楚。

据《医学与哲学》一项调查显示，急症科、内科、ICU是医院中伤医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几个科室，而这也是几乎是医院最为忙碌与辛苦的几个科室。

忙碌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意味着更多患者的需要，但他们偏偏却成为了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留白    

时间倒回到疫情三年——寒冷的天气、紧缺的物资、密闭的空间以及内心的恐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医生“镇守前线”，病患“腹背相托”，携手相望，共克时艰。

有医生在病房里，认了“干儿子”；有病患在防护服上写下了满溢而出的“加油”；有病患和医生在方舱里一起做操锻炼；还有那些沉甸甸的信件与锦旗，怀揣着无限的深情与感激......

有人说，“医生和患者本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这场疫情中，我看到的却是双箭头的爱。”

三年疫情，医闹很少，理解很多，甚至是医疗资源的紧缺，都被大家一一体谅。

2020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77.50%的被调查者在疫情发生后，对医务人员印象好转，55.38%的被调查者则对子女从事从事医学行业表示支持。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医患关系并非不可调节。那么如何将这种“战时”的同盟化作常态？又如何将锋利的刀，化作“信任”的桥？

诚然，医生的技术水平，是对结果的最好保证。但医生更要考虑一个问题，自己理想的结果，是否是患者理想的结果，如果不理想，又该如何应答？换句话来讲，我们是否真正洞悉了患者的想法与诉求？

而患者身处医院，不一定真正理清了自己的位置：对自身疾病的非理性认识、对医疗结果的过分期待、对医院公益性认识的不充分，都容易将自身摆在医生与医院的对立面。这时，医生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成风化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那么尽快拿出硬性的机制保障便更加迫切。

2021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在三级医院以及有条件的二级医院设立警务室，配备必要警力；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张以上的大型医院应当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八条规定，维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生活，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两条法律法规，前者提供了前置性的解决方案，但一是具有条件筛选，二是没有强制要求；后者以结果为“兜底”，而事实上，就医的过程环节或许更需要重点把控，如果等到发生再追责，恐怕为时已晚。

这是“白”，填补它不能只单单依靠某个部门，而是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大众、各类媒体积极践行，只有这样才能为医师的执业安全构建安全网。期待这张安全网能及时地构建并发挥作用，再也不要发生医护人员受伤害的事件。

当完善的法制成为我们的“基本盘”，当彼此的信任成为我们的“粘合剂”，那时，医患之间的那把“刀”，将自然烟消云散。

责任编辑：裴燕

审核：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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