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医疗保障数据超越美国，代价和真相

如果要提高国民医疗健康的保障，恐怕绝不是总是揪着“反腐”、“集采”、“控费”，以及大幅拉低中国医务人员的薪酬这些细节方式，而是要回到整个经济产业的布局中，扶持世界级高水平健康企业、商业保险的发展，当然目前最核心的就是——如何让就业率更高、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安居乐业。   

来源：MBS品牌中心   

作者：吴优   

编辑：宗正  

社会和媒体长期关注“床位数”、“千人口医生数量”、“医护比”、“三甲医院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储备的医疗水平或者福利水平，甚至出现既希望医疗的支出占比高来体现社会福利，又希望个体的医疗支出绝对值低能使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希望自己花钱少，而政府花钱多来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 

实际上，当我们仔细解读中国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数据时，从表面来看并不差，甚至“全面超越美国”。 

2021年，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每千人口床位数由2020年6.46张增加到2021年6.70张，超过美国（不到3张），略低于德国（约8张）。 

2021年，医护人员增长56.4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首超美国。全国卫生人员总数1398.3万人，比上年增加50.8万人（增长3.8%）。其中，执业（助理）医师428.7万人，注册护士501.8万人。与上年比较，医生护士等卫生技术人员共增加56.4万人（增长5.3%）。已基本赶上西欧国家平均每千人4.0人，首次超过美国平均每千人口2.7人医师数，进步神速。中国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6.5人次、住院2.2床日；其中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0人次、住院2.2床日。对比欧美医师日均担负诊疗约5人次左右，中国诊疗体系非常高效，尤其是公立医院。 

从医疗资源分配来看：公立医院承担了84.2%的诊疗压力，三级医院承担了60%的诊疗压力。84.2%在公立医院，15.8%在民营医院。60%在三级医院，34%在二级医院，6%在一级医院。而美国的数据则基本上是倒过来的。美国一共有6093家医院，其中社区医院占大多数，比例达到了84%，剩余的分别为非联邦政府精神病医院、联邦政府医院以及其他医院类型。美国医院所有床位数为920531，其中社区医院床位数789354，占比达86%。社区医院消耗占总体医院消耗比例达到50%，可见美国更倾向于基层社区。社区医院中，大部分为政府非营利性医院，占比为58%。 

2021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29.2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1.5%，按可比价格上涨0.6%；次均住院费用11002.9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3.6%，按可比价格上涨2.7%。日均住院费用1191.7元。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下降0.9%（当年价格，下同），次均住院费用下降1.1%。但是，实际上扣除CPI因素和货币的正常贬值，这个人均的医疗支出占比是下降的。中国2021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是2115元人民币，而美国是11236美元（折合约8万人民币）是中国的40倍。这个话题非常有趣，到底是中国医疗更高效和廉价使中国老百姓看得起病，还是中国医疗服务质量和覆盖太差、收入太低、商业保险渗透率低、房子和教育的消耗太多，导致老百姓不敢花钱？站在不同解释角度，肯定有不同答案。但我们媒体宣传当然更偏向于“美国就医成本是天价，国民根本看不起病”。 

从表象数据来看，中国已经实现了在医生配置上、床位配置上、国民医疗支出消耗占比和就诊效率上全面超越了美国。但是，从服务质量、技术先进度、就医体验和穷人救济上来看，中国的诊疗水平和发达国家的真实差距还是巨大的。我们用了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思维体系在对比，导致我们没有看到未来医疗发展的真实趋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理解躲在“以患者为中心”的口号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新的经济魔力。为此，我们需要重新用后工业时代的思维来解读医疗健康产业的价值。

01｜床位数过多是早期工业化表现

“床位数”和医院规模一样，并不是越多越好，资产的使用效率比数量更重要。床位多和住院周期长，反映的恰好是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差距。中国的人均床位数是美国的2倍多，而住院周期是美国的1.5倍多，这说明差距还很大。而且对于很多经营不理想的基层医院和民营医院拼命想办法增加住院量和住院周期，这都是两个时代经营模式的差异。

在已经超过国际床位数的前提下，“床位数”越多，其实更容易引导着大众的思维是“放任”，而不是追求更健康，反而会导致人们的健康资产很低，健康经济增长乏力。

但为什么日本、韩国和德国的床位数如此之高，实际上是和早些年这些国家作为工业大国的经济结构有关，产业工人的数量占比很高。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结构则大为不同，美国的制造业大多分布在世界各地，而本国则以极其多元化的产业较为均衡地布局。所以“床位数”是典型的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如果中国要进一步加大制造业占比，这个人均床位数仍然可以继续略微提高，但随着人类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机器人代替产业工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也在快速变化，而医疗科技的诊疗效率大幅提高，我们是否还值得用“床位数”来保障传统制造业生产，值得商榷。而我们也看到了各个工业大国尽管在深度老龄化之下，其床位数却在持续下降，足见新的趋势。

02｜医生数量过多，是产值低的表现

“人均医生数量”是一个成熟社会重要的医疗保障指标，中国在数量上已经达标，但在质量上、结构上还需要进行巨大的优化。中国长期的临床教育专科化和科室专科化的经营模型，其实让很多医生的知识结构非常狭窄，从运营上的“人效”来讲，就是复用率低。在城市化人口红利的早期，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前提下，一个专科医生在自己的科室已经有做不完的业务了，哪里需要掌握其他知识、干其他事，而且分科越仔细、产能效率越高。但是在人口红利结束、而人均医生数量大幅增加、医药水平和健康水平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先进设备逐渐替代人工或缩短人工时的前提下，很多专科量开始下滑，医生逐渐过剩。

但是，其他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业务、消费类业务、复合型业务却大量缺乏“全科型”的人才。不仅大量基层医生只能看常见内科病，就连大部分三甲医院的专科型外科医生也做不了其他专科的手术，甚至一窍不通。

无论从MDT的趋势，还是健康经济的发展，我们其实都需要更多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各个车间里的只懂一门技术的技工。而美国医生的技术复合能力已经远远超越国内同行，即使有些医生在某个专科操作上的娴熟度不如中国医生，但他的产业效能远大于中国医生。所以，纵然美国的人均医生数量低于中国，但他们却可以胜任更多更复杂、更融合的业务。当然，这就意味着高客单价的业务多，且同行竞争少，那美国医生的收入自然也会更高。

03｜不要刻舟求剑盯着医疗支出占比!

通常社会各界（包括美国自己的国民）认为美国医疗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医疗支出的GDP占比太高，让美国人看不起病，美国的医疗体系被各大利益阵营绑架。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因此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为除了商业保险体系的高度完善外，还包括来自于美国的公益慈善、救济制度、宗教社团等对垫底工作的全面保障。

作为一个外国游客或留学生，如果在留美期间没有意识购买商业保险的重要性，那他自然会体验到“高的离谱”的就医开销。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全民医保”的对峙，其实是反映了不同的治国理念（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但迫使人们购买商业保险的行动，的确促进了人们更加重视健康（否则保费更高），除拉丁裔和部分底层人群的健康堪忧外（主要是文化程度太低），主流白人和绝大多数亚裔的健康指标是很高的。

实际上，我们要更深入地看占美国GDP18%的医疗支出时，你会发现即便扣除这18%，美国人在另外82%的收入上仍然是一个收入很高的国家。也就是说这18%的支出对于美国人的总体消费能力影响不大。反过来看，这18%的高支付却带动了美国有足够的经费打造一大批世界级的医药和健康产业的先进企业，它用让美国人人都批判的一大块“心头肉”成全了实际上人人都享有的高标准医疗福利。当然这和它的世界经济地位有关，这也并不是今天其他任何国家可以对比的。

客观来看，医疗支出的GDP占比并非是导致一个国家医疗福利水平高低的核心。比如，新加坡则以4.5%的全球极低医疗GDP占比也成就了另一个医疗福利的高标准模型，本质是因为它采用的分级诊疗体系中，用民间自筹经费开办的基层诊所解决了近一半的医疗需求，极大节约了政府投资，且由于它是一个城市型国家，它的行政损耗也极低。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要以医疗健康产业为龙头发展经济时，那它的着眼点就不是如何控制医疗的GDP占比，而是如何让医疗健康产业从“消耗型”转变成“创造型”。也就是说，如何做好健康产业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社会中文化素质越高的人群、其健康状态越好；体育和文化创意产业越发达，新型的健康商业模型就越多，诞生的世界级新品牌就越多，这些品牌整体创造的经济产值就越大。也就是说“人均健康资产”和“健康产业经济产值”正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加速形成正相关关系。

不可否认，今天中国人均收入还是较低的，我们尚有一半多的人口生活很不富裕。要做好全面的基础医疗保障覆盖，又要跨入世界医疗健康的顶级竞争序列，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要提高国民医疗健康的保障，恐怕绝不是总是揪着“反腐”、“集采”、“控费”，以及大幅拉低中国医务人员的薪酬这些细节方式，而是要回到整个经济产业的布局中，扶持世界级高水平健康企业、商业保险的发展，当然目前最核心的就是——如何让就业率更高、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安居乐业。 

长远来看，房价垮了不要紧，人人有房住，可支配收入更多，对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更有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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