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麻醉方法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关于麻醉的传说和记载，例如，“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就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很久以来就千方百计寻找治病止痛的良药。另一方面，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随着石器工具的使用，逐渐产生了用砭石治病经验，有“伏羲制九针”的传说。据《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石”。郭璞注解说：“砭针，治痛肿者”。是外科方面原始的医疗工具，也是我国针术的萌芽。公元前4-5世纪，《列子•汤问篇》和《史记•扁鹊列传》就有春秋战国时代著名医学家进行外科手术的记载。

战国名医扁鹊以“毒酒”作麻药，为患者“剖腹探心”。公元2世纪，我国伟大的医学家华佗发明了“麻沸散”，据《后汉书•华佗列传》、《三国志•华佗列传》中记载：“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破服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缚以神膏，四、五日创（疮）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说明在1700多年以前，华佗就已经使用全身麻醉进行腹腔手术。麻沸散又名麻肺散或麻肺汤，据宋人窦材说：“汉北回回地方有草名押不芦，以少许磨酒饮，即通身麻醉如死，加以刀斧亦不知……押不芦即曼佗罗”。

在公元1-2世纪左右《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365种，其中就有不少具有镇痛麻醉作用的药，如羊踯躅、大麻、乌头、附子、莨菪子、椒等。公元652年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药方》，752年王焘著《外台秘要》；都有用大麻镇痛的记载。1337年元代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记载了草乌散，1381年明代朱棣等所撰《普济方》亦载有草乌散的制法和用法。1578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介绍曼佗罗花的麻醉作用，说：“用热酒调服三，少顷昏昏欲醉，割疮炙火，宜先服此则不苦也”。1642年明代张景岳《资蒙医经》记有蒙汗药，用闹羊花、川乌、草乌、乳香、没药等磨为极细粉末，用热酒调服。1662年王肯堂《证治准绳》、1743年清代祁坤的《外科大成》及同年赵学敏所著《川雅内编》介绍了由草乌、川乌、天南星、蟾酥、番木鳖等组成的开刀药方。关于针灸镇痛，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古典医书《黄帝内经》在针灸方面从经络穴、针灸法到针灸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有针刺治疗头痛、牙痛、耳痛、关节痛和胃痛等记载。

相传为秦越人所著的《难经》论述了经络穴，215-282年晋黄甫谧著《针灸甲乙经》进一步总结了古代针灸的成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针灸专著。宋代王唯一撰成《铜人针灸穴图经》三卷，制成铜人模型。明杨继洲著《针灸大成》十卷，总结了明代以前的针灸学方面的成就。清代《医宗金鉴•针灸心法要决》及其经络经穴图解，流传很广泛。在复苏急救方面，公元前4-5世纪，有扁鹊切脉以诊断人之生死，用针、砭石和草药进行急救复苏的记载，据史记记载“太子患尸厥症，呈现假死状态，扁鹊根据太子的病情，确认患者并未死亡，用针刺热熨和汤药等使患者起死回生”。东汉末年张仲景，目睹疫病流行而造成惨重的死亡，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卷，相传现存的《伤寒论》载方113种。

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载有对自缢者的抢救方法：“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长弦弦而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说明早在2-3世纪，中国即已实施了比较完善的复苏术。以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亦有关于复苏猝死患者的详细记载：“徐徐抱解其绳，不得断之。悬其发，令足去地五寸许，塞两鼻孔，以芦管内（纳）其口中至咽，令人嘘之。有顷，其腹中转，或是通气也。其举手挥人，当益坚捉持，更递嘘之。若活了能语，乃可置。若不得悬发，可中分发，两手牵之”。这是对口吹气法的最早记录。

本法操作包括人工呼吸的基本要领：

1、悬发或牵发以保证呼吸道通畅。

2、用芦管插咽吹气，类似于今经通气管吹气。

3、塞鼻以防漏气，以符合对口人工呼吸的要求。其他在《普救类方》、《广惠普救方》也载有关于吹气人工呼吸的方法。

总之，在我国历代的医药著述中，有关麻醉止痛、复苏急救等方面的记载，内容丰富，经验宝贵，说明在我国医学发展中，麻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