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肾脏损伤防治专家共识(2022版)

近年来，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至2020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9 064万人，占总人口的13.5%。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接受外科手术和麻醉的老年患者不断增多，而老年患者因为其年龄、并存疾病、多重用药等情况，导致术前评估变得复杂且具有挑战性[1]。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是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在非心脏手术中其发生率为3.5%～7.6%[2,3,4]，而老年患者围术期AKI风险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5]。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麻醉学会相继发布了肾脏损伤防治的临床指南[6,7,8]。我国也发布了中国老年患者围术期麻醉管理指导意见[9,10]。但是，目前没有针对老年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肾脏损伤防治最新进展的总结与临床指南。对于老年患者术前评估和检查、围术期用药使用、术中管理和围术期肾脏损伤的治疗方法，尚存在争议。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尽量减少我国老年患者围术期肾脏损伤的发生率和围术期死亡率，本工作小组总结了现有文献，并邀请我国本领域专家进行讨论和投票，最终达成专家共识。

本专家共识首先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工作小组检索Medline、Embase、Cochrane图书馆、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制订了共识草案。随后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多轮讨论并投票，直至达成共识。

投票意见的推荐级别分为6个等级：

(A+)非常同意；

(A)同意并有少许保留意见；

(A－)同意但有较多保留意见；

(D－)不同意并有少许保留意见；

(D)不同意但有较多保留意见；

(D+)完全不同意。

相应证据等级分为4个等级：

高质量，进一步研究也不可能改变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中等质量，进一步研究很可能影响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且可能改变该评估结果；

低质量，进一步研究极有可能影响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且该评估结果很可能改变；

极低质量，任何疗效评估结果都很不确定。本共识共12条意见。

一、老年患者围术期肾脏损伤的诊断与分级

共识意见1：

推荐使用KDIGO(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标准，即根据以下3条标准中的至少1条来诊断围术期AKI：1.术后48 h内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水平升高≥26.5 μmol/L；2.术后7 d内Scr水平与术前基础值相比升高≥1.5倍；3.尿量<0.5 ml·kg-1·h-1，持续时间超过6 h。其严重程度根据KIGDO标准可分3个等级(见表1)。

表1 围术期AKI的KDIGO诊断标准与分级

注：AKI为急性肾损伤，Scr为血清肌酐

[推荐级别：(A+)88.24%，(A)8.82%，(A－)2.94%；证据等级：高质量]

AKI是指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发生的肾功能突然下降。AKI的诊断标准包括：RIFLE标准[11]、AKIN标准[12]和KDIGO标准[13]。其中，KDIGO标准基于短时间内Scr水平和尿量的变化诊断AKI，可早期发现肾功能变化。许多针对围术期AKI及肾衰竭的临床研究均采用KDIGO标准[14,15,16]。基于KDIGO诊断标准，术前需要测定Scr的基线水平。Scr水平升高，表明肾小球滤过率降低。虽然评估肾小球滤过率的最佳方法是使用肌酐清除率的公式：UV/P，其中U表示的尿肌酐浓度(mol/L)，V表示尿量(ml/min)，P表示Scr浓度(mol/L)，但是这需要收集至少1 h的尿液。而其他估计肌酐清除率的公式(如：sMDRD、CKD-EPI、Cockroft和Gault)，由于其主要针对慢性肾功能不全(CRI)的患者，在围术期的实用性有待验证[17]。

共识意见2：

如有条件，推荐将经过验证的肾脏损伤生物标志物[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2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 2，TIMP-2)×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 7，IGFBP7)、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和传统的功能性指标(肌酐、尿量)以及围术期监测指标(血压、SpO2、心输出量等)结合起来，用于提高老年患者围术期肾脏损伤诊断的准确性和严重程度。

  [推荐级别：(A+)79.41%，(A)20.59%；证据等级：中等质量] 

围术期肾脏损伤的防治主要侧重于预防以及支持治疗，在临床中，20%至30%的肾脏损伤被认为是可预防的[18]。然而，常用的2个肾脏损伤功能性指标(肌酐和尿量)缺乏特异性及敏感性，早期识别AKI患者的需求一直未得到满足[19]。基于以上两种指标的局限性，建议使用肾脏损伤生物标志物进行早期预测及干预。 在暴露于伤害性事件的易感患者中，经过验证的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AKI的发生或发展，并可能提供干预的机会[20,21]。试验表明，对肾脏损伤后应激生物标志物TIMP-2和IGFBP7阳性的患者及时启动预防策略，可有效预防术后肾脏损伤[22,23]。对于腹部大手术患者，使用监测TIMP-2×IGFBP7识别高危患者，使得KDIGO 2和3级AKI患者减少了13%，也减少了肾脏替代疗法(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RRT)的需求[24]。NGAL是一种在肾脏缺血性损伤过程中容易被检测出的稳定多肽，并且在血浆及尿液中均可检出。在老年患者的大型腹部手术中，术后6及24 h NGAL相对于Scr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和灵敏性，血浆及尿液NGAL比Scr诊断AKI的时间早23～28 h[25,26]。因此，老年患者围术期检测生物标志物，如NGAL和TIMP-2×IGFBP7，有望在术后早期诊断并预防AKI。 肾损伤特定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使得对肾损伤的病理生理学、部位、机制和严重程度的描述更加精确[27,28]。有些肾脏损伤生物标志物阳性的患者不符合传统的AKI标准，但预后较差[29]。受损和功能性生物标志物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对AKI诊断更敏感。因此，可对KDIGO第1阶段AKI进行修改，以便完善传统的KIGDO分级，提高早期诊断的准确性与敏感性(见表2)。

表2 AKI新定义与分级

注：AKI为急性肾损伤，Scr为血清肌酐，RRT为肾脏替代疗法

在其他的临床试验中，被研究过的肾脏损伤生物标志物还有尿肾脏损伤分子炎症因子IL-18、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等[30]，这些损伤性的生物标记物虽然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并且尚未在老年患者手术中得到证实，但作为辅助检测指标，结合围术期血压、尿量、连续SpO2监测[31]在快速准确识别老年患者围术期肾脏损伤的趋势及程度上仍具有很大的潜力。
二、老年患者围术期AKI风险评估

共识意见3：

建议积极关注老年患者围术期AKI的相关危险因素，或使用风险预测模型进行早期评估。对于存在术后AKI风险的高危患者，建议监测肾小球滤过率、尿量、尿蛋白和Scr等指标以尽早发现AKI。

[推荐级别：(A+)82.35%，(A)14.71%，(A－)2.94%；证据等级：高质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肾功能逐渐下降。"正常"衰老过程对肾脏形态和功能的影响很难与衰老过程中合并症(如慢性肾脏疾病)的累积效应区分开来。在看似健康的成年人中，肾小球滤过率每10年下降约5～10 ml·min-1·1.73 m-2，肾血流量也相应下降。同时，年龄增长伴随着肾硬化性改变，如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和动脉硬化等。这些形态变化导致肾脏储备和自身调节能力降低，发生AKI的易感性增加，一旦发生AKI，恢复肾脏结构和功能的能力降低。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增加近端小管对水的重吸收，身体成分和神经激素控制的变化对老年人的水稳态有重要影响。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体内总水分和血浆容量普遍减少。此外，抗利尿激素的分泌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以上的这些变化降低了老年患者排出游离水的能力，对低钠血症和液体超负荷的耐受性更差，从而增加了围术期肾脏损伤的风险[32]。 围术期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可分为患者相关因素、手术相关因素和围术期麻醉管理因素等。患者相关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力衰竭、周围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肺部疾病、贫血、低白蛋白血症、肥胖和慢性肾脏疾病等。其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术前Scr水平升高(>1.2 mg/dl)[5,33]。手术相关危险因素包括手术时间和手术类型等[5,34]。在围术期管理方面，术中低血压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输注胶体以及输入异体血[35]的患者术后AKI的发生率明显增加。围术期AKI的危险因素见表3[36]。 

表3 围术期AKI的危险因素

注：AKI为急性肾损伤，BMI为体重指数

最近的1项研究调查了近100万接受结直肠手术的患者[37]，发现慢性肾脏疾病、年龄≥65岁、肝病、充血性心力衰竭、酗酒、外周血管疾病、肥胖、性别和种族可预测AKI。这些危险因素中的大部分已在接受非心脏手术或心脏手术的患者中得到确认[32]。基于临床风险因素，有些学者提出了术后AKI的预测模型[38,39,40,41]。其中Thakar等[42]开发的预测模型(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Score)可预测老年患者(年龄中位数67岁)接受心脏手术后发生的AKI，其表现优于其他模型[43]。但该模型没有在非心脏手术中得到验证。 对于存在危险因素的老年患者，密切监测尿量和Scr水平将有助于评估肾功能的演变和早期发现AKI[6]。

表4 非心脏手术相关的AKI预测模型

注：AKI为急性肾损伤；SOFA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core)为连续性器官衰竭评估评分；活动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定义为心力衰竭，肺水肿或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病史，体格检查显示第三心音奔马律或双侧啰音，或胸片显示肺循环淤血；轻度肾功能不全：术前Scr水平>1.2 mg/dl；BMI为体重指数；高危手术包括胸腔内、腹腔内、血管或涉及血流动力学变化较大的手术
三、老年患者围术期肾毒性药物的管理

共识意见4：

建议在有AKI风险的老年患者在围术期中慎用非甾体抗炎药等有肾毒性作用的药物。避免使用依赖肾脏代谢的麻醉药物。

[推荐级别：(A+)76.47%，(A)20.59%，(A－)2.94%；证据等级：中等质量] 

由于伴随疾病数量的增加，多药治疗是老年患者的一个常见问题。研究表明，老年患者在出院时平均会被开出5种新药[45]。除了药物暴露增加之外，高龄与各种药物引起肾毒性的风险增加有内在联系。Ichai等[6]总结了最常见的主要肾毒性药物[放射造影剂、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β-内酰胺类(间质性肾病)、两性霉素、磺胺类、(阿昔洛韦、甲氨蝶呤、顺铂)、(环孢素、他克莫司)]。尽管没有随机对照研究评估肾毒性药物的联合使用，但基于观察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几种肾毒性风险因素的叠加，特别是几种具有肾毒性药物的联合使用，成倍增加了AKI的风险[46,47]。在为AKI的高风险患者选择药物时，应考虑到这一点。对于肾毒性药物，可以选择暂停给药、改变给药模式、使用非肾毒性的药物替代或利用其他的措施进行预防[48,49,50]。确定患者接触肾毒性药物对于及时调整患者监测和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的多篇荟萃分析均指出非甾体抗炎药可增加老年患者AKI的风险[51,52]。鉴于非甾体抗炎药在疼痛患者中十分常用，建议有AKI风险的老年患者要慎用非甾体抗炎药，特别是使用了多种肾毒性药物的患者。例如用氨基糖苷类和糖肽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应避免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和非甾体抗炎药的联用也会增加AKI的风险[53]。 在麻醉药物的选择上，对于有AKI风险的老年患者应尽量避免使用依赖肾脏代谢的麻醉药[54]。尽管过去对氟烷等卤化吸入性麻醉药有肾毒性的担忧，但是最近的研究提示现代吸入性麻醉药对肾脏损伤的患者是相对安全的[55]。与全凭静脉麻醉相比，吸入麻醉并没有增加AKI的发生率[54,56]。近期的研究提示右美托咪定可能对肾脏有保护作用[16,57]，但仍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进行验证。

共识意见5：

不推荐使用碳酸氢钠预防造影剂肾病。

[推荐级别：(A+)61.77%，(A)32.35%，(A－)5.88%；证据等级：低质量] 

已有研究用碳酸氢钠碱化预防造影剂肾病，2项荟萃分析发现，碳酸氢钠可以降低AKI发生率，而对RRT的需求和住院死亡率没有影响[58,59]。而另外2项前瞻性随机试验没有证实这些结果[60,61]。目前，尽管碳酸氢钠可能是0.9%生理盐水的替代品，但仍没有证据表明这种预防策略有优势，因此不推荐。

共识意见6：

在围术期必要使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时建议遵循以下原则：(1)每天单剂量给药；(2)当多次注射的情况下监测它的残留血药浓度；(3)只要有可能，使用时间避免超过3 d。

[推荐级别：(A+)82.35%，(A)17.65%；证据等级：高质量] 

对于氨基糖苷类药物的研究多在其肾毒性及耳毒性两个方面，未考虑到血清药物残留的浓度水平。最近的研究表明，毒性主要与药物的高残留血药浓度有关(在输液后20 h以上)，而峰值浓度(在输液后30 min测量)是影响疗效的参数[62,63,64,65]。目前的建议是基于这些试验，使用高剂量氨基糖苷类药物作为丸药的高峰血清浓度，并密切监测残留血清浓度以避免肾毒性。在实践中，应使用氨基糖苷类药物输注30 min后进行的血清峰值水平测定，然后，调整剂量以达到建议的阈值。对于毒性问题，如果氨基糖苷类药物连续使用了几天，则应在输注新剂量前对其给药后24 h的残留血清水平进行评估，前提是血清浓度低于建议的阈值。此外，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会增加AKI的发生，因此建议将治疗时间限制在3 d内。这样的策略在脓毒症的急性期限制毒性更有效率[63]。这一限制不适用于血管内和骨关节感染以及心内膜炎。此类疾病可能需要延长氨基糖苷类药物的治疗时间至几天或几周。然而，没有研究评估在这些条件下推荐的常用策略。本建议是根据早期药物肾毒性评估研究结果发布的专家意见。

四、老年患者围术期液体管理

共识意见7：

对于心功能正常的患者，建议使用低渗或等渗晶体溶液进行水化，以预防造影剂肾病，最好在造影剂输注前进行，并在输注后6～12 h内继续治疗。

[推荐级别：(A+)88.24%，(A)11.76%；证据等级：高质量] 

静脉内放射造影通常用于住院患者的诊断和治疗。高龄是造影剂肾病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大多数评估对象为术后心脏手术患者或心脏病患者。术前的血管容量负荷似乎是造影剂肾病最有效的预防性治疗[66]，具有很大的正效益/风险比。在限制输液量(几小时内大约1 000至1 500 ml)的情况下，水化治疗能将风险暴露降至最低，并且不会产生有害后果，除了心功能不全或液体超负荷患者。此外，术后AKI发生率降低对于患者最明显的益处应该是使患者保持足够的尿量，以便快速排出体内水分。

共识意见8：

不推荐老年患者在围术期常规使用羟乙基淀粉。如有扩容需要，建议优先使用晶体而不是胶体。但若病情需要胶体，可以应用血浆或白蛋白，或在监测下输注低剂量的羟乙基淀粉(持续时间不超过24 h，同时进行肾功能的监测)。

[推荐级别：(A+)67.65%，(A)20.59%，(A－)11.76；证据等级：中等质量] 

虽然已有许多研究已经报道了在液体治疗中使用胶体的优越性[67,68,69]，但也有许多研究指出胶体的使用与术后死亡率增加、肾脏损伤及术后不良事件风险升高有关，尤其是在危重病及脓毒血症患者中。Cochrane荟萃分析指出，相对于晶体，优先使用胶体不仅不能降低创伤、烧伤或术后患者的短期死亡风险，还会增加后期死亡率[70]。在非心脏手术中，使用胶体补液的队列较对照组不仅术后AKI风险高出21%，且其发生的风险与胶体的使用剂量呈正相关[71]。在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Agency for Medicines，EMA)2013年公布的结论中显示：羟乙基淀粉不可用于脓毒血症、危重和烧伤患者[6]。虽然一些基于手术患者的小样本研究结果表明，输入小剂量(<500 ml)的羟乙基淀粉不会改变AKI的发生率[72,73]。但前文已经阐述，考虑到老年患者的年龄状态下多脏器功能下降，且往往合并多种疾病，围术期肾脏损伤风险较一般手术患者更高，因此，不推荐老年患者在围术期常规使用羟乙基淀粉进行扩容。 当发生失血性休克，晶体治疗不能改善液体需求时，建议可考虑应用血浆或白蛋白，白蛋白对肾脏的安全性相对较高[74]，具有抗炎、抗氧化、抗凝和抗血小板聚集活性以及胶体渗透作用[75]，但费用昂贵、成本高，临床上极少用于术中常规补液。根据Park等[76]的研究，脑卒中老年患者输入羟乙基淀粉的平均累积剂量在1 450 ml左右时，与其后发生的AKI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也可考虑在监测肾功能的前提下输注低剂量的羟乙基淀粉[76](持续时间不超过24 h)。另外，明胶类人工胶体相对于羟乙基淀粉的分子量更小，在临床上也应用较广。但Md Nizar等[77]在脊柱麻醉患者的研究中，与羟乙基淀粉比较，明胶类胶体在稳定血流动力学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且有关明胶类胶体与老年患者围术期肾功能损伤相关的临床大样本研究较少，所以在此不予推荐。

五、老年患者围术期血压管理

共识意见9：

对于术后肾脏损伤风险增加的老年患者，建议更加严格的术中血压控制目标(收缩压波动控制在术前基础血压10%内)，或根据术前基线血压采用个体化的血压控制目标以减少术后肾脏功能的损害。并存慢性高血压的老年患者应维持平均动脉压>75 mmHg(1 mmHg＝0.133 kPa)。

[推荐级别：(A+)73.53%，(A)17.65%，(A－)8.82%；证据等级：中等质量] 

虽然肾脏血流有一定的压力自主调节能力(即血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肾脏血流保持相对稳定)，但是这种自主调节能力在老年人中会受损，在高血压或慢性肾脏病患者中更是如此[78]。根据Sessler等[79]的研究，成年患者术中平均动脉压低于60～70 mmHg，收缩压低于100 mmHg与肾脏损伤有关。肾脏自动调节功能在老年人中受损，在高血压或慢性肾脏病患者中更是如此，慢性高血压患者>75 mmHg可以预防AKI[80]。Wu等[81]对678例接受胃肠道大手术的慢性高血压老年患者(年龄65～85岁)进行研究，发现平均动脉压在80～95 mmHg的患者AKI的发生率(6.3%)低于平均动脉压在65～79 mmHg(13.5%)和96～110 mmHg的患者(12.9%)。目前，有关于围术期预防AKI最适宜的平均动脉压仍需进一步研究。

共识意见10：

建议在血容量超负荷的情况下使用利尿剂，但不推荐使用利尿剂预防或治疗AKI。

[推荐级别：(A+)79.41%，(A)20.59%；证据等级：中等质量]

AKI合并容量超负荷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除了血管扩张剂及体位调节，建议使用利尿剂治疗液体超负荷[82,83]。但是在2项荟萃分析中，利尿剂的使用并没有降低AKI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并且在住院死亡率、RRT的必要性和疗程数量方面没有显示出任何益处[84,85]。因此可以建议在血管容量超负荷的情况下使用利尿剂，但不推荐利尿剂作为预防性或治疗性用药。

六、老年患者围术期血糖管理

共识意见11：

建议老年患者围术期的血糖水平维持在7.8～10.0 mmol/L，以减少术后AKI风险。

[推荐级别：(A+)76.47%，(A)20.59%，(A－)2.94%；证据等级：中等质量] 

所有老年患者的糖耐量均降低，其原因可能是胰岛素抵抗或胰岛功能不全，也可能与年龄增大所致肌肉组织等非脂肪组织减少造成可储存碳水化合物的场所减少有关。部分老年患者可能并存糖尿病，因此，术前应常规检查血糖水平，合并糖尿病的老年患者应当复查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择期手术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应<8.0%[86]。围术期老年患者的血糖管理目标值尚有争议，根据现有指南与研究，对于老年患者，推荐中、长度手术(手术时间≥1.5 h[87,88])目标血糖水平为7.8～10.0 mmol/L。对于存在心脑血管疾病或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将血糖水平控制范围放宽至8.0～12.0 mmol/L，而并存糖尿病的老年患者目标血糖水平的上限可延长至13.9 mmol/L[89]。高血糖常见于围术期，在所有住院患者中有32%到38%存在高血糖，而在外科患者中，多达40%的非心脏手术患者和80%的心脏手术患者中存在高血糖[90]。此外，围术期高血糖还被证明会增加中风和全身血液感染的风险，增加术后呼吸机和ICU停留时间，以及AKI的风险[90]。糖尿病和高血糖是术后AKI的重要预测因素。当高血糖和急性心肌梗死同时存在时，围术期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显著增加。在1项纳入了1 548例外科危重患者的研究中，接受围术期强化胰岛素治疗，将血糖控制在4.4～6.1 mmol/L范围内，不仅降低了死亡率，还降低了患者Scr、尿素浓度以及对透析的需求[91]。但在2009年的1项纳入了6 104例患者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92]中，强化和常规血糖管理对于RRT率没有显著差异。相反，强化胰岛素治疗组的90 d死亡率上升了10%。这可能是因为与强化胰岛素治疗导致的严重低血糖有关。因此，围术期高血糖是AKI的独立危险因素。但通过强化胰岛素治疗严格控制血糖是否有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七、老年患者围术期肾脏损伤的治疗

共识意见12：

如果老年患者围术期发生AKI，首先纠正病因，采用多模式治疗策略。

[推荐级别：(A+)91.18%，(A)8.82；证据等级：中等质量] 

对于AKI的治疗，首先应明确其发生的原因，纠正病因。建议对AKI患者采取多模式治疗策略，包括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纠正血容量不足或过负荷，维持电解质和酸碱平衡，治疗高血糖、贫血、感染。多数轻症患者的肾脏功能可以完全恢复。低剂量多巴胺(1～3 μg·kg-1·min-1)可以扩张肾血管和促进尿钠排泄，被用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主动脉手术或肝肾移植术的围术期AKI的预防和治疗[6]。有研究提示低剂量多巴胺可以增加肾低灌注期间对缺血的耐受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肾脏损伤[93,94,95]。但是现有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多巴胺对AKI的预防或早期治疗没有益处[96,97,98,99]。尽管一些研究和亚组分析的结果提示心房利钠肽或脑利钠肽可用于AKI的预防和治疗[100,101]，但是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这种用法[102,103,104]。因此，不推荐使用多巴胺或利钠肽预防或治疗AKI。 当发生严重AKI时，RRT是唯一选择。但是关于RRT启动的最佳时间、方式和持续时间等问题目前仍没有统一标准。对于循环不稳定的患者，KDIGO指南建议使用持续RRT，而不是标准的间断RRT。"晚期"RRT(即传统适应证：难治性代谢性酸中毒，pH值<7.2；前负荷充足的情况下，尿量<0.3 ml·kg-1·h-1，超过24 h；氮质血症，Scr浓度>353.6 μmol/L；血钾浓度>6.0 mmol/L和肺水肿)和"早期"RRT(即缺乏传统适应证的AKI患者，在前负荷充足的基础上低血压仍持续存在超过6 h，并且预测肾脏快速恢复的可能性较低)对AKI患者预后的影响还存在争议。KDIGO指南建议应在肾功能恢复到足以满足患者需求时停止RRT，并且建议不要使用利尿剂促进肾脏功能恢复或用来减少RRT的持续时间和频率[9]。

八、总结

本共识对中国老年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肾脏损伤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法进行了阐述和总结。其中一部分共识由于高质量的临床证据，争议较少。但是关于围术期血压调控、容量管理和治疗等方面尚存在争议。基于现有文献及专家的意见，做出了适合于我国老年患者的推荐意见。但是老年患者的病情较为复杂，如何制定个体化的管理策略，以减少老年患者术后并发症同时提高术后恢复质量，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老年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肾脏损伤防治专家共识工作组名单： 负责人：徐军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撰写小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曹丽君(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崔宇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李志坚(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廖彬佚(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刘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肖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徐军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赵旭(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赵玉菁(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参与本共识制定的专家名单(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曹江北(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陈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陈忠华(绍兴市人民医院)、董庆龙(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董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董有静(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韩建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侯丽宏[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胡啸玲(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姜陆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李克忠(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胸科医院)、李志坚(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林洪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史宏伟(南京市第一医院)、马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王国林(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王海英(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王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洪武(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汪炜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忠慧(云南省肿瘤医院)、吴超然[南方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武庆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夏中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肖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徐海涛(上海长征医院麻醉科)、徐建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徐军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徐美英(上海市胸科医院)、许平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晏馥霞(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建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春华(北京协和医院)、余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张炳东(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蕙(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张小龙(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麻醉科)、郑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朱文忠(上海长海医院麻醉学部)

本文原载于《中华麻醉学杂志》2022年第6期

免责声明：

文中所涉及药物使用、疾病诊疗等内容仅供医学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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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ichel.米萱

校对：MiLu.米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