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琳：隐秘的痛苦逼着一个医生成熟

都说时间能医治一切伤痛，但我觉得未必。 

2000年，我38岁，正准备去美国留学。当时我父亲才七十出头，身体很健康，在北京给我带孩子。 

父亲是一个凡事很想得开、很豁达又意志坚强的人，但不知为什么我走的时候，他特别伤感，以前从来没这样过。他说：“你这一走去那么远（的地方），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我当时也没有多想，还和他开玩笑说：“爸，您说啥呢，以前去美国要坐三个半月的船，现在飞机一天就回来了。再说，我一年就回来了，我不喜欢待在美国。就算不回来，我也一定带着您一起走，也让您出去转转。” 

我走的时候是2000年6月，按计划2001年7月回来，但由于课题还没做完，需要办延期，正在办理的过程中，父亲病了。但事先谁也不知道，“五一”节时，我给家里打电话，父亲耳朵不太好，平时打电话都是母亲接。母亲说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现在回过头去想，其实是因为他病了。母亲说：“你爸想跟你说几句。”然后把电话交给了父亲，父亲拿着电话，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特别难受，但远在美国，只能在电话里安慰他说：“您别难过，我很快就回去了，马上就能见到我了。”他还是拿着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见状就接过电话说：“还是我来说吧，你爸肯定又胡思乱想了。” 

父亲并不是一个细腻的人，平时也不是多愁善感的。他之所以这样，现在回过头去想，我觉得当时他一定是有预感，但又不好对家人诉说，包括我去美国之前他的情绪异常。后来母亲告诉我，老家有一种“七十三、八十四是一关”的说法，我爷爷、大伯都是在73岁时去世，所以父亲对这个时间点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我去美国的时候，父亲正好72岁，所以在我走时他表现得这么异常。一语成谶，父亲走的那年也是73岁，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相信，也许这就是宿命。 

“五一”这通电话，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心里很难过，却故作轻松地跟他说笑。后来母亲也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你爸挺好的，最近可能有点多愁善感。”然而，没过几天，父亲就脑出血，紧急做了手术，做完手术我哥才给我打电话。他说，出了120毫升血，我一听就蒙了，脑出血120毫升很少能抢救过来。但他马上告诉我，现在生命体征平稳，应该是缓过来了。我说我抓紧把美国的事处理完尽快回来。 

从那天开始，我拼命赶课题、写论文，交接、处理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我还带着女儿，还得安排好女儿的学习。 

父亲是5月6日病倒的，在ICU（重症监护室）待了56天。在ICU的时候他没有意识，我每次打电话回来都无法和父亲交流，母亲在电话里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我哥为了让我安心，就一直说“爸爸挺好的”。 

我拼命抓紧时间往回赶，我哥也觉得父亲能等到我回来，父亲也是在拼命撑啊撑啊等着我。 

终于在6月29日我回国了。 

我是6月29日下午回的北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交通那么便利，没有那么多高铁、动车、航班随时可以回去，只有夕发朝至的火车。我回到北京已身无分文，回医院向主任借了2万块钱后直奔火车站回徐州，路上需要14个小时，第二天早上7点多才能到家。 

但是，就在我快到家的时候，我先生告诉我，父亲走了，凌晨2点多。 

就差5个小时，他终究没等到我。 

我哭了两天两夜，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仅是父亲的离世让我悲伤，还有深深的自责、内疚、后悔，各种感情全部涌上来。 

自从我学医，我一直很自信我能照顾好父亲，能照顾好家人。父亲突然离开之后，我一直陷在“要是我在的话，如果我不出国的话，父亲可能就不会走”，或者“即使我不能完全逆转或阻止病情的发展，但是至少他还能有清醒着和家人道别的机会”这种自责之中。那种自责啊，一辈子都缓不过来。尽管家人都在安慰我说，就算我早一点回来，也改变不了什么。 

父亲其实是梗死后出血——他先是突发脑梗死，然后在医院紧急做溶栓时发生了脑出血。我们都知道，血管堵塞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因为血管坏掉了，所以堵住了，如果强行通血管，是存在出血的风险的。 

父亲的后事办完后，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觉得当地医院的治疗决策有问题，我心里很不平衡，去找医院的领导。 

实际上这是我嫂子工作的医院，她是护士，院长和我们家人都熟悉，他们已经尽力去抢救我父亲了，只是他们在当初决策的时候也许有那么一点点问题。现在我冷静下来想，当时出现决策上的偏差也是难免的。但那个时候我想不通，我就觉得他们如果再仔细一点、判断准确一点，也许我父亲就不会走，或者至少能等到我回来。 

所以我有的时候挺理解我的患者家属，当陷入这种心境当中的时候，真的是无法排解的。 

我找了院长，但没有吵。耐心地等我说完，院长只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说：“你现在来找了？你爸爸病了又不是一天两天，那段时间我们都在抢救室，你在哪儿呢？你现在来质疑我们了，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们？” 

院长这些话，和后来我经常对患者家属说的话是一样的：病人还在世时，你作为家人没有尽心尽力，回过头来还找医院、医生的麻烦，你有什么资格？ 

听完后，我什么也没说，我很羞愧，虽然院长的话挺残忍的，但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知道，院长是因为和我们家比较熟才这么说的。他说得对，确实在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我没有帮上一点忙，我应该先回来照顾爸爸的身体，大不了再回美国补做课题。虽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没有第一时间回来有各种所谓的合理理由，比如如果是刚去美国不久，我一定会先回来，但事情正好发生在我准备回来那个节点上，我以为我抓紧时间结束工作还来得及；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扔掉所有的事赶回来。 

但世间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没有“如果”的。 

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这件事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往坏处想，所以虽然我觉得父亲可能病得很重，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离开我。这是人类一种自我安慰的本能，我就觉得父亲病情稳定，他不会走的，再加上家人报喜不报忧，一直告诉我病情挺稳定，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告诉我没用，我离得那么远，什么也帮不上。 

家人一直在安慰我，说父亲的去世跟我在不在身边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医生，大家都已经尽最大努力，也找到了当地最好的医疗资源，我在不在都无法改变这个结果。 

当你最擅长的事情，你最强的技能，却不能为家人服务，不能为家人做贡献，不能为自己最亲的人尽一点点责任时，这种伤痛会贯穿你的一生，无法排解。 

人家说时间能冲淡一切，胡扯，有些伤痛是时间冲淡不了的，反正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就算已见惯生死，还是冲淡不了。它永远在你心里那个隐秘的角落，无论什么时候去碰触，都会心痛。 

我母亲也是医生，我从小就见过很多车祸、疾病致死致残后，导致的家庭的崩塌。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我对这样的病人一直都是比较心疼的，只是有时候对病人家属不太能够理解。经历过我父亲的事以后，我常常会想，病人家属钻牛角尖没地方排解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排解出口的，需要有人能和他们沟通。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医疗系统里，并没有配套这方面的心理医生，中国人也没有求助心理医生的习惯。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缺憾，无法重来，一旦错过就是永远错过了。我常常安慰自己：这就是人生，本来就不会事事如意。这些我做不到的事，就是命运给我的枷锁，必须承受，要让我的人生有缺憾。 

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也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日子。母亲患上了抑郁症，我将她接到北京带在身边；孩子跟着我从美国回来，上初中入学的事不顺利；我自己的工作也一直不顺。 

但也是我真正成长起来的时候，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成长起来。以前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的孩子也扔给他带，家里有任何事情，他都说你不用管，他是顶天立地的父亲。他一走，所有的重担都压到了我身上，当我从那几年的艰难中走出来以后，我一下子就豁达了。 

经历了这些事以后，我就觉得再没有比这些事更难的了，这世界上的事太小了，还有哪一件事比至亲离开大？哪还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你孩子的成长和她的未来重要？ 

生扛过来之后，我真正成熟了，那时候差不多40岁，我又恢复到以前那种做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的自信中。 

这是父亲给我的力量。父亲所给予我的财富，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从小，父亲对人、对事、对工作、对家庭、对子女的无私奉献，是我的榜样和财富，甚至他最后离开，都要让我得到东西。他用离开告诉我，人生是不可能处处都随心所欲的，他让我经历生命中一个永远不会磨灭的烙印，然后我才能长大成熟。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烙印，我可能永远不会长大。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这样的蜕变，只是可能我经历得稍微早一点。所以，尽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现在我照顾起母亲、婆婆来都毫无怨言，她们一生病，一定是我来照顾，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尽孝，不等于天天给他们多少钱，买多少东西，有的时候就是关键时刻你能够全力以赴尽那份责任，这个关键时刻一旦错失了，便会后悔终生。 

亲人的离开，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在向死而生，但我们永远想不到亲人会在什么时候离开，有些人见不到就是见不到了，你所见到的他，就是当你离开时，他在家门口的样子；当你上车的时候，他在后面挥着手跟着你的车，或者连挥手都没有，就在后面默默地跟着你、看着你的样子。 

你可能想不到，这就是告别，因为这样的情景，你从来不把它当作一种离别。尤其像我这种16岁就离开家上学的人，天天都是在外面，总是认为我还要回去的，总认为我还能见着的，只要回去，父亲就在那里等我。 

面对亲人的离开，医生会比普通人多一种遗憾，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救他但又没有使上劲儿，这是特别痛苦的。 

对病人的去世，医生也会有很多的遗憾，这种遗憾更多的是你想做却做不到的遗憾，医学的局限，会让医生有无力和无能感。无论自己曾帮患者延续了多长时间的生命，当患者走的时候，医生都会感到遗憾，甚至几乎会把自己之前获得的所有满足感都抹杀掉，所有努力就相当于没付出一样，所有的承诺都没有达成。这个时候，作为医生，我会逃避一些东西，比如，不愿意参加葬礼，不愿意再见患者家属，等等。

我从母亲身上看到很多东西。 

她是医生，在我小时候，日子很困难，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工作和生活，等后来日子好了，她又矫枉过正，喜欢直来直去，总是与同事们话不投机就发生争吵，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但是，这样闹闹腾腾的一辈子，也没妨碍他们退休以后好得跟一个人一样，一说起来就是你王叔叔、熊叔叔、曹叔叔、张阿姨，简直比亲人还亲。他们之间这种感情是真的好，不是虚情假意的好，比如来找我看病，总是要说“这是你王叔叔家的事，你必须得管”，我还心想，当初他们一天到晚欺负我们。但我后来一想，这就是他们的青春啊！那些吵吵闹闹、争名夺利，在当时可能恨得咬牙切齿，但等过去之后，真的就是过眼云烟。人这一辈子，越走到后面，留下的美好的东西就越多。 

看懂母亲之后，我对同事之间发生的事都释然了。我常常和同事们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的丈夫、妻子、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人生啊就是要看远一点。当我们离开工作岗位，彼此之间不再是工作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亲人，因为都是对方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人，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同事都是彼此的见证者，这很重要。

（本文节选自图书《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

作者简介

沈琳 教授

北京学者，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前副院长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前副所长

现任消化肿瘤内科主任、I期临床病区主任

专业方向

消化道肿瘤精准药物治疗与多学科综合治疗、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与转化研究

我国消化道肿瘤MDT的主要发起者、倡导者和推广者

在国内最早开始推行消化道肿瘤多学科治疗模式与理念

国家卫生健康委肿瘤（消化系统）多学科诊疗试点工作负责人

中国肿瘤MDT联盟主要发起者

现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家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MDT学组组长

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CGOG执行主席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轮值理事长

担任《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主编

素材来源：VIP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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