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说搭建医学创新成果转化桥梁，怎么做呢？

医学创新成果转化备受关注，根据刚在青岛落幕的2023第五届中国医学创新峰会上发布的《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排行榜（2022）》（下称排行榜），2022年全国三甲医院共申请专利46098件；其中专利申请量TOP50医院共计申请专利16221件，占比35.19%。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葛均波对排行榜进行解读，2022年医院的专利转化成效显著，总量达到1544件，较去年上升54%，授权总量和许可总量分别上升48%和84%。葛均波院士表示，这说明中国医院创新转化也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量到质，专利转化越来越被重视。

越来越多的医学创新成果正在产品化和商业化上落地。

一.漫漫长路

2023年2月28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教授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i-NYS（植入式眼部肌肉神经刺激器））的受试者植入手术，标志着i-NYS进入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产品注册的临床试验阶段。

而这例手术使用的i-NYS来自另一位知名眼科专家的医学创新成果转化，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乐今教授。

王乐今从业30多年，每年接诊的眼科震颤患者超千人。基于多年的临床手术经验和长期思考，2004年他提出，心脏起搏器、耳蜗等都是通过植入式电极刺激神经进行治疗，既然眼震是由异常神经冲动导致的，那么能否参考肌肉电刺激技术研发出治疗眼球震颤的刺激器，通过有规律的电刺激真正抑制住异常颤动的神经，实现神经调控，解决颤动根本问题。

从产生想法到研发出创新技术，直至陶勇教授完成手术，实现产品化进入临床试验，这一过程历时19年。

据行业传说的共识，最难拿到注册证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从研发到上市需要5—6年时间。但实际上，这一过程往往比预计的漫长得多。

已经取得多张三类医疗器械证书的手术机器人研发企业柏惠维康，其创始人刘达曾告诉笔者，柏惠维康第一个获批三类医疗器械证的产品“睿米”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从90年代刘达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田苗教授攻读博士时产生想法，到2018年“睿米”获批，背后两代科研人员的技术打磨和临床锤炼，其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

葛均波教授自己主持研发的可降解支架xinsorb，到2020年3月获批上市，也花了15年。

但患者的生命健康需求却往往面临争分夺分的危急时刻，这一漫漫长路该如何缩短，使更多医学创新成果得以尽快实现转化，从而让更多患者需求得到满足，医疗健康行业内外都在不断探索。

葛均波于2015年推动成立以医生为核心的临床创新和技术转化平台——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发展八年来，从心血管领域器械创新拓展到泛血管领域器械创新，CCI逐步打造出以器械创新、体系创新和文化创新为支撑的国内医疗器械创新生态圈。

“从2016年开始酝酿，到2017年在葛院士为首的院士、医院、学科带头人的支持下建立联盟，我们一直在联合国内头部医学创新资源共同促进中国医学创新事业的政策研究、机制落地、项目转化、人才培养、经验交流、知识梳理、榜单排名等工作。”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发起人、健康界创始人、总裁赵红说。

二．鸿沟如何填

显然，医学创新成果转化备受关注，从顶层设计来看不缺政策，医院成果储备丰富，医生主体对转化热情极高，各地园区、产业端对医学创新的新项目需求大，国产器械国产替代的趋势也迫切需要国内创新成果转化。

最为迫切的是，加快转化速度，有效转化。越来越多，有着丰富医疗行业从业经历的人，抱着这样的目的投身其中的。有数十年经验的跨国高管，作为有30多年经验的资深医疗职业经理人李希烈也是其中之一。

2022年9月，美敦力亚太区总裁李希烈离职，宣布创业，打造国际医疗创投平台VentureBlick万创普利（下称“VB”），引起医药圈轰动。李希烈曾在中国市场分别掌舵过拜耳和美敦力两家跨国巨头，分跨药品和器械两大领域，尤为难得的是，他在每家公司都展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是业界公认的传奇总裁。

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无非就是“找钱和找人”，而这两者也往往在过程中合一。

在制药和器械企业的长期经历，使李希烈深刻认识到医学创新转化的意义，也看到症结所在。他提出，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另一位采访对象王乐今告诉笔者，他在前些年几乎“喝过北京所有咖啡厅的咖啡”（为融资见投资人），直至团队有了负责工程技术的王文思和负责商务的王天放，他认为医生找到得力的团队伙伴来承担产品化和商业化的工作，是医学成果转化能够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仅次于核心技术本身的价值。

事实上，在2022年，王教授所在企业曾进行新一轮融资，起初“接触了多家机构，但融资并不顺利”。在相关专业团队的帮助下，为其引入复健资本星未来创投基金领投，明恒产投与中智众合参投，并于2022年12月完成近亿元A+轮融资。

而柏惠维康在经历了创业初期后，也由富有商业经验的聂智来担任CEO，实现了团队的完整性。

除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李希烈认为，另一方面要打破壁垒，撬动和连结更多资源让创新效率最大化。

李希烈团队的决定是围绕着“医生的使用情况”来推定医学创新成果转化。

从投资人和企业端的反馈来看，有观点认为，现在医院的专利不少，但临床需求和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第五届中国医学创新峰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光辉表示，科研工作与临床应用之间存在“转化鸿沟”，科研可能发了很多论文，但很少考虑临床上是否能用。“我们希望能做一些工作，去填补这样一些‘鸿沟’。”

李希烈建议，医学创新项目要提前验证技术是不是有真正的市场需求和商业前景，避免走弯路或者走到最后发现其实没有市场。

“而第二点能不能高效地找到资金，而且是能提供高附加值同时最大自由度的资金。这两点如果可以解决，就可以解决至少一半的问题”李希烈认为。他们不仅让医生出现在转化方，也让医生以投资方的角色出现。

以一家新加坡医疗初创企业为例，这家企业的产品是便携手术机器人，创始人也是执业医生，产品赢得了多个创新奖项。“但由于很多投资人/机构对于其真正的医疗价值、前景了解不足，关注重点不同，一直未能吸引到主要投资。”

李希烈和团队在帮助其进行全球医疗专家顾问网络评估时，发现其评分很高，颇受医生欢迎（在VB平台，医生同时也可以作为医疗投资人参与领投）。很快助其找到来自5个国家的20名医生作为领投方，获得一笔资金，很多医生的高度评价也吸引了很多其他投资人的关注（尤其是个人投资人，出于对VB平台和专业医生的信赖，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两个月内便获得150万美元的融资。

三.多方铺路架桥

葛均波教授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通过xinsorb支架的整个研发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创新与合作是当今世界医疗器械研发的基础。以临床为导向，构建医、产、学、研融合的创新体系方为解决之道。

众所周知，投资机构也在寻找科学家。从2021年起，去科研院所和医生当中找科创者和早期项目一派火热，吸引大量资本汹涌而入。医院和高校中那些拥有大量医学创新早期项目的教授，成了VC们的救命稻草。

例如，投资人H先生是一家行业里以医疗健康专业投资著称的投资机构的合伙人。为了触达科学家资源，H先生邀请相关专业团队和笔者合作一档以医疗健康领域的科学家为嘉宾的直播。

H先生提出了看好的三个方向：眼科，医美和合成生物学。同时，他还提出不涉及医疗服务，只寻找药和器械类的，“尤其是大PI。”在医学创新领域，最为稀缺和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各细分领域的大专家。同时他们本身就是资源聚集的风眼，各临床专科的大专家一呼百应，其号召力和资源优势在行业中有压倒性地位。

但是，投资机构直接疯抢医生的转化率极低。投资人经过大量交流后统计，50%的教授收到邮件后是愿意交流的，但是最终创业的教授还是极少数。尤其，体制内的医生们更习惯依托医院的转化中心或者熟悉的行业平台去推进转化。

因而，各大临床专科学协会，医疗健康领域里的知名媒体、智库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

深耕医疗尤其是医院管理资源多年的健康界总裁赵红早在多年前预见到医学创新的未来，并提前布局康卫医创，试图汇聚多方在医学领域的深厚积累和资源优势，搭建一个对接多方主体的医学创新成果转化平台。

李希烈做的尝试则是力图让医生以多样的方式直接参与到产业端。和李希烈的医学创新平台合作的大部分医生参与的模式很简单直接，就是通过平台对初创企业进行网上评估，而且是跟他们的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的项目，每次只需半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一份由VB团队准备好的精简分析报告；回答一份直击重点的问卷，而医生无须额外花时间做调研和信息收集工作。

更紧密的绑定医生的方式，则是让医生参与投资。“小部分医生还会选择成为（转化项目的）天使投资人”，李希烈认为，虽然不是每一位医生都会投资，而且很多只是小额投资，重在参与，但是成为天使投资人使他们可以近距离、多维度地参与支持创新的事业中去，而且他们也会因此更有驱动力。

文/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