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迁及比较

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三大原因之一的“出生率”，人口学家常用“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来进行描述和分析。哈伯指出：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某一人口群体中出生且存活孩子人数和与育龄妇女人数之比，[1] 可根据某个时期如某一年的15—49岁的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加总而获得。通常用来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女性在育龄期间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的水平。

罗兰指出：生育率下降是通过新生儿的规模持续减少，从而降低了未成年组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反过来又使老年组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更为突出，从而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给我们提供了世界各国（地区）总和生育率的数据。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到，2019年，按“总和生育率”的排序，倒数前10位依次是韩国、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波多黎各、新加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出生率都在1.1—1.3之间。当时，世界平均水平是2.5。中国是1.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8；低于世代更替水平0.4；世界排位第43位。

据预测，到2050年，按总和生育率排序，倒数前10位依次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阿联酋、阿尔巴尼亚、中国台湾 、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出生率都在1.4—1.5之间。届时，世界平均水平是2.2。中国是1.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4；低于世代更替水平0.3；世界排位第122位。

综上所述，2019年，按总和生育率排序，世界上排名倒数前10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波多黎各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号地区之外，亚洲占4个——韩国、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而且都在东亚，并且在前5位中占了4位；后5位都在欧洲——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而且都在南欧。一般认为，东亚和南欧是当今世界上人口出生率的“洼地”，而中国也处于这个洼地之中。就大局而言，亚洲似乎还略占上风。

但到了2050年，按总和生育率排序，世界上排名倒数前10的国家和地区中，亚洲仍有4个——韩国、新加坡、阿联酋和中国台湾——三个在东亚，取代了中国澳门的阿联酋在西亚；欧洲也仍有5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塞浦路斯、希腊和意大利——都在南欧，但阿尔巴尼亚取代了葡萄牙，波黑还抢占了榜首；还有1位就是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竟然还占据了次席。就大局而言，欧洲略占上风，完成了逆袭。

回顾历史，19世纪法国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拉开了人类社会进入老龄化的序幕。对于这样一个过程，人类学家称之为“人口转型”。罗兰评论说：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开始的时间各不相同，这是由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开始时间决定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生育率开始下降和死亡率开始下降之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间隔。但是，如果生育率迅速下降，老龄人口的比例就会很快凸显出来。

然而，与此相关的现实情况是，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生育率都在急剧下降。在报告出版的当年，世界上有70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而在1975年却只有22个国家，但到2025年这个数字会增加到120个。

乌伦伯格谈及中国，他说：人口学家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不仅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同时也因为在中国社会的人口转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生育率急剧下降，这导致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

近年来，中国持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引发了中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2000年“五普”为1.22，2010年“六普”为1. 18，2015年“抽样调查”为1. 05。 但是，2000—2020年之间向社会公开的总和生育率并没有使用以上调查成果，而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出生人数进行调整后的估算数。所以，近20 年来的总和生育率一直都在1. 6—1.8之间波动。

但是，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出生率的统计结果——总和生育率1.3——似乎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一致公认。毋庸置疑，这个数据在中国有出生率记载的历史上应属最低水平，也是国际人口学界所定义的“极低生育率水平”。如果拿这个数据与表1-5中2019年数据作比较，1.3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与世界倒数前10中的后5位齐平了。

顾宝昌、侯佳伟等以详尽的数据分析证明：如果以20—29岁的女性为低龄组，30—39岁为年长组。当低龄组表现出强劲的“推延效应”，生育率及其占比明显下降时，年长组的生育率本应呈现出相应的“补偿效应”。但是，如果年长组的补偿效应也很微弱，这才是人口危机的真正所在。这段话如何理解？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女性在低龄阶段的如果不生育，那么进入年长组后还是要生的，这就是年长组的补偿作用吧。如果年长组的补偿作用很微弱，那么就是说有些女性根本不想生育，所以说是“人口危机的真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