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报 |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前和疫情期间结核病患者就诊、诊断和治疗延迟情况：中国，2018—2022年

作者：李涛1,2，杜昕1，康娇洁1，罗丹3，刘小秋1，赵雁林1

作者单位：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102206；2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100871；3杭州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杭州 311399

通信作者：赵雁林，Email：zhaoyl@chinacdc.cn.

Pati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elays Among Tuberculosis Patients Before and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 China, 2018–2022

Tao Li1,2， Xin Du1，Jiaojie Kang1，Dan Luo3，Xiaoqiu Liu1，Yanlin Zhao1

China CDC Weekly，2023, 5(12): 259-265.

doi: 10.46234/ccdcw2023.047.

PMID: 37138894.

关键信息

1.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已知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COVID-19) 疫情可能对结核病的诊疗产生破坏性影响。

2.本研究的补充：与COVID-19大流行前相比，结核病患者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经历的总延迟略有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和通过被动方式发现的患者中观察到更高的患者延误。此外，与西部和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患者延误时间较短。

3.对公共卫生实践有何启示?

2022年患者延迟的增加应引起结核病防控工作的关注。应在患者延迟较高的高危人群和地区中加强和扩大健康教育和主动筛查措施。

引言

结核病患者在寻求疾病护理、获得准确诊断和及时治疗方面可能会出现延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COVID-19) 大流行有可能加剧这些问题，对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产生负面影响。在2018—2022年期间，报告的结核病患者数有所下降，但结核病患者的延误趋势仍不清楚。

结核病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2021年估计约有78万例新发结核病患者，3万例死于结核病。及时诊断和治疗是结核病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关键；然而，就诊延迟在结核病患者中普遍存在。延迟可以发生在从症状出现到治疗开始的任何阶段，通常分为患者延迟 (从症状出现到首次就诊)、诊断延迟 (从首次就诊到确诊)、治疗延迟 (从确诊到开始治疗) 和总延迟 (从症状出现到开始治疗)。结核病诊断和治疗的长期延误会导致不良结局、结核分枝杆菌在社区内传播，以及耐多药结核病的出现。

在全球范围内，COVID-19大流行对获得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以及结核病疾病负担产生了破坏性影响。非药物性干预措施 (NPI) 和收入下降等多种因素可能会影响患者在身体不适时的就医行为，造成结核病诊疗延误。2020年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大流行初期，我国结核病患者的延误并未受到明显影响，但患者登记和随访检查仍然受到了显著影响，并继续影响中国的结核病控制，造成2018—2021年结核病患者登记例数下降了26.4 %。这种影响是否会对延迟产生影响令人担忧。本研究旨在分析COVID-19流行前和流行期间中国结核病患者就诊延迟的长期趋势，描述患者就诊延迟的社会人口学、临床和时空差异。

研究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收集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登记的结核病患者。对有准确的症状出现日期、首次就诊和开始治疗等信息的患者进行分析。使用Ex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变量的统计处理。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Q1, Q3)]描述延迟指标，延迟情况来源于记录中获得的不同日期。不符合逻辑的延迟结果 (例如负数) 被排除在最终分析之外。患者发现途径分为两类：（1）通过主动筛查和体检发现；（2）通过直接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以及综合医疗机构推介、转诊和追踪后被发现。采用SAS 9.4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R 4.0.3软件创建图形。不同地区患者延迟的中位数采用Kruskall - Wallis独立样本检验，两两比较采用Dwass、Steel或Critchlow-Fligner  (DSCF) 检验。以P < 0.05（双侧）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PLAD）报告的结核病患者总延迟中位数（四分位数）[M(Q1, Q3)]为29（12, 59）d，其中患者延迟构成最大，为20（6, 46）d。诊断延迟和治疗延迟分别为1（0, 8）d和0（0, 0）d。男性和女性结核病患者表现出相似的延迟。患者年龄≥65岁比低年龄组经历更长的延迟。在各类职业中，如农、牧、渔等农业劳动者经历的总延迟[30（13, 62）]和患者延迟[22（7, 50）]最长，而学生的总延迟和患者延迟最短[分别为20 (9, 41) 和14(4, 32）]。与汉族[28（12, 58) 和19 (6, 45）相比，少数民族具有更高的总延迟[31（13, 64）]和患者延误[25（8, 53）]。与不同省级行政区内的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相比，来自其他省级行政区的外来人口的患者延迟最短[14（3, 37）]，但诊断延迟最长[3（0, 12）]。被动发现[29（12, 60）]、复治[31（13, 73）]、病原学阳性[30（12, 63）]、影像学检查伴有结核病变[29（13, 60）]、利福平耐药[31（11, 70）]、合并症[32（14, 67）]、HIV阳性[33（15, 66）]的结核病患者总延迟更长。与同时存在肺部和肺外病变的患者相比，仅存在肺部病变的患者延迟时间较短，但仅存在肺外病变的患者延迟时间最短。具体见表1。

诊断、治疗和患者延迟的趋势在5年内没有改变。患者延迟从2018年的22（7，48）d缓慢下降至2021年的18（6，43）d，之后略有上升，至2022年为20（6，47）d。在大多数亚组中都观察到了这些趋势，流动人口和通过主动筛查确诊的患者在2018—2022年期间延迟均有所下降。相反，在那些没有病原学或影像学结果的患者中，患者延迟表现出最小的下降，甚至在某些年份是增加的。具体见表2。

在32个不同省级行政区中，患者延迟分布不同，从北京的5（0，28）d到重庆的31（10，72) d不等。总体而言，东部地区[27（11, 55）]较西部地区[30（13, 64）]和中部地区[29（13, 56）]患者就诊延迟更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DSCF= 112.0、59.2，P 值均< 0.001）。中部地区患者延迟也低于西部地区（DSCF= 56.5，P< 0.001）。在东部地区中，海南的患者延迟[30 (8, 60) d]最长，而在西部地区中，新疆兵团的患者延迟[10(3, 31)]最短。具体见图1。

研究结论

结核病患者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总体延迟与流行前水平相比略有下降。患者延迟是导致总延迟的首要因素。与其他亚组相比，农民、少数民族、通过主动筛查确诊、有合并症或HIV阳性的结核病患者经历的患者延迟时间相对较长。此外，与西部和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患者延迟时间较短。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我们无法量化COVID-19大流行与延迟变化之间的相关性。需要注意的是，从2018—2021年，结核病患者登记数下降了1/4以上，这可能反映了在医疗机构寻求治疗的患者是表现出症状更严重的那部分患者。此外，由于我们的研究是基于监测数据的回顾性分析，导致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未被发现的患者或这些未被发现的患者对平均延迟的影响。最后，我们的数据集没有包括各种社会和环境因素，如医疗服务可及性和收入等，这些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未来的研究应该识别潜在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因素的影响，以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结核病患者的延迟情况恶化。然而，在2022年观察到患者延迟的增加表明我们需要对正在开展的结核病防治工作给予关注，应在高危人群和患者延迟时间较长的地区加强和扩大健康教育和主动筛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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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李涛

编辑：孟莉

审校：范永德

发布时间：2023-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