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前沿 | Vaccines：细菌疫苗或能遏制抗生素耐药进程

谈起抗生素，几乎所有人立刻会想到青霉素。

这种诞生于青霉菌的神奇物质，在20世纪拉开了抗生素时代的帷幕，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性命，让包括临床外科在内的医学学科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

在抗生素时代之前，能够对抗细菌感染的医疗干预措施种类稀少又软弱无力，肺炎、心内膜炎等疾病是“死神”的代名词，外伤感染只能反复做手术引流，或靠患者自己凭身体素质尽力硬抗。

但越来越多的耐药菌、“超级细菌”的出现，警示了抗生素是一把能杀菌、也可能伤人的“双刃剑”。在抗感染的路口。抗生素的道路似乎已经能一眼望到头，曾经成功打退过结核病等细菌传染病的疫苗，到底会有怎样的前景？

抗生素简史    

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如从培养皿中发现青霉素的故事已经脍炙人口，但使用青霉素做抗感染治疗的起点或许要比大众所知的更为久远——早在三千多年前，古埃及人就有用发霉面包进行抗感染治疗的记录。直到1928年，弗莱明爵士意外发现青霉素并证明其抗感染疗效，霍华德·弗洛里和恩斯特·柴恩提纯了青霉素。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确定了青霉素的化学结构，青霉素得以发展为真正的抗生素，在二战时期大放异彩。

但青霉素的早期提纯制作十分艰难。受上世纪中叶工艺限制，青霉素在战火时代中价值连城。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从不同的菌株中相继提取出氯霉素、四环素等多种不同类别的抗生素，成功应对了更多类型的感染病原体，实现了“第一代抗生素”的抗感染防御。自此之后，细菌感染的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大大降低了。

抗生素普及  

许多人还沉浸于对抗细菌的巨大喜悦，却忘了弗莱明爵士在1945年因青霉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时，在致辞中发出的关于“杀菌药物可能使细菌产生耐药性”的警告。全球各地对抗生素抱以令人不安的狂热，抗生素制备工艺愈加精进成熟，抗生素的研发和产量水涨船高。从“千金难得”到“予取予求”，抗感染之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正如许多微生物学家与生物学家担忧的那样，青霉素、四环素、氯霉素等抗生素的滥用导致了耐药菌株的涌现，在一代又一代更强力的抗生素问世后，不仅多种细菌的耐药性节节拔升，甚至出现了抗生素完全无法应对的“超级细菌”。世卫组织已宣布，抗生素药物耐药性是人类面临的十大全球公共卫生威胁之一。联合国(UN)根据现有数据预估，到2050年，全球每年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性感染。

抗生素耐药的原因  

抗生素作为强效抗感染药物，最终却导致了感染病原体出现耐药，除了病原体中本身存在耐药菌株外，主要还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人类滥用和误用抗生素  

人类不规范地大量使用抗生素，是导致AMR的主要原因之一。WHO已经指出，抗微生物药物的滥、误用和过量使用是耐药病原体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遇病不决就用头孢”，已经成为大众奉为圭臬的用药准则。最经典的滥用范例，就是病毒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并不去规范就诊或使用抗病毒药物，而是在出现咳嗽、流涕症状后立刻使用抗生素（这一点在去年12月的新冠感染高峰时已经有了深刻的表现），可见民众对抗生素药理还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

这类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以我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起四环素的滥用，甚至导致群体大面积出现“四环素牙”，可见抗生素的滥用到了何种地步。这种滥用正在推动耐药病原体的产生和传播，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民众可以在任何医疗处方的情况下通过零售渠道轻松购买抗生素，即使购买时拿不准，药店也会进行推荐，一来一去间，甚至能省下挂号看诊的时间和费用。但购买的抗生素是否对症、使用剂量和时间应该是多少、以及是否有过敏等抗生素禁忌症，就无人知晓了。

在我国，每年因抗菌药物不良反应需住院或延长住院时间的患者为55万—263.4万人次；门诊中重度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发生为473.8万人次；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导致约15万人死亡。每年用于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处理费用为29.1亿—139.3亿元，导致的社会生产力损失高达3.4亿—16.2亿元。

抗生素的储存条件的不规范及其导致的药效衰退  

这是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因素。任何药物在储存药物的场所环境不合适、温度和湿度过高的情况下，质量、疗效甚至药物毒性都会受到严重影响。非洲地区的报告称，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非洲地区的抗生素可能极易降解，使药物的有效活性成分大大降低。即使患者接受标准抗生素治疗方案，往往在服用后因血药浓度不足，无法产生应有的疗效，由此导致的剂量不足导致治疗失败，同时加剧了细菌的耐药性。就算增加抗生素剂量，也是杯水车薪。

抗生素处方开具不当  

抗生素处方开具不当包括错误的药物选择和不符合治疗规范的剂量等情况，不合理的用药处方最终导致了抗生素药物治疗的无效，更加剧了致病菌的抗药性。一项对来自黎巴嫩不同地区的270名患者进行的为期四个月的初步研究表明，开具的抗生素处方中，约有一半的处方存在开具不当的情况。不仅不符合患者的治疗需求，更不符合美国传染病学会(IDSA)的抗生素处方指南。这些都反映出临床医学和传染病学用药理念之间的高度差异化、临床缺乏优化抗感染治疗的临床试验，以及参与医疗决策的国家的社会因素对医疗水平存在的潜在影响。

临床对药敏实验的忽视  

众所周知，针对特定的病原体，需要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这是根除病原体、提高患者存活率的重中之重。不仅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的适用抗生素有很大区别，不同菌株对于抗生素的敏感度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通过抗生素药敏试验(AST)的基本监测分析，可以精准测定病原体对特定抗菌剂的敏感性，帮助临床正确选择抗菌药物的种类，制定抗菌方案。但AST试验耗时久远，实验成本相对高昂，可能需要采取生物发光、化学发光和流式细胞术等多种方法才能完全确定。不仅是欠发达地区的大多数实验室都达不到AST分析的条件，基层医生甚至很多临床医生都没有为患者做药敏实验的概念。

大多数卫生人员或出于不得已的临床需求，或受到来自患者的压力，不得不开具广谱抗生素以尝试治疗传染病，或为了治疗某一种单一病原体感染而开具多种抗生素混杂的药物处方，或对已经产生耐药性的病原体开具错误的抗生素处方，进一步助长了AMR的发生。

抗生素方案管理迟滞或患者依从性不佳  

对于一些顽固、易复发的细菌性感染，往往需要长期多联用药，但这一过程需要密切监测病情，并根据患者病情及时调整用药剂量或更换药物，但受非发达地区受医院能力不足或患者自我管理意识不强的影响，常常发生监测不到位的情况，以至于抗生素方案管理的迟滞。

患者的医疗卫生意识也是重要一环。许多患者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会依赖临床表现自行用药，或不服从医嘱擅自停药或调整药物剂量，以致治疗失败，当患者感觉到症状缓解时尤其如此，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症状改善并不意味着病原体的彻底清除。长此以往，病原体不仅无法根除，甚至病情反复，最终出现耐药性，导致治疗无效。

抗生素还被部分人群用作预防传染病的防御用药，但在没有感染致病细菌时就使用抗生素，不仅是无效的防御措施，更是促发细菌产生抗药性的导火索之一。

农业、畜牧业与水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  

农业、畜牧业与水产养殖业存在将抗生素作为化疗药物或促生长药物而加以超高剂量滥用的情况，导致残留抗生素与耐药病原体通过食物链发生传播。

畜牧业中的抗生素使用量巨大，药物种类也常包括人类的常用抗生素。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定义为医学上对人类有重要作用的抗生素中，70%都用于动物，导致畜牧动物、水产品等成为耐药病原体的主要来源。现已证明，在饲养过程中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细菌基因组产生新突变，突变通过质粒传递/获取、使病原体能够通过解毒、靶标修饰或代谢途径改变而抵抗抗生素。

在动物身上持续大量使用这些药物，也会加剧抗药性细菌的传播，且这些细菌可以通过肉制品、动物接触或水源环境传播给人类。市面上绝大部分的肉制品及加工肉制品中，也能够检测出高水平抗生素残留。在以畜牧业为主要产业或动物分布更为广泛的国家，也就极易发生耐药病原体的传播。

滥用抗生素催生了病原体的耐药性和耐药病原体的出现，让原有的抗生素失去了疗效，因此，许多研究一直致力于研发应对耐药病原体的药品。

开发新型抗生素面临的挑战

在革新抗菌药物种类与开发针对耐药菌株的药品中，有无数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一直收效甚微。到2010年，抗生素的开发已几近于停滞阶段，现有的研发也多数只是改良药物组分，或者结合其他制剂加强抗菌效果。开发新种类抗生素的团队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困难：

研发的抗生素需要满足通过特定过程有效地灭活或杀死细菌的效果。

优化抗生素抑菌效果的研究处于瓶颈期。

加强药效的同时，需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缺乏支持临床试验所需的研究赞助和社会支持。

引入疫苗

有人提出，面对细菌的不断进攻，或许不应该在开发更强力抗生素上“一条路走到黑”。在抗生素之外，可以刺激人类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抗体的疫苗，可能是限制病原体出现耐药性或耐药病原体传播的新思路。

疫苗在全世界预防体系的构建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出现大大延长了全人类的预期寿命，是免疫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成就。近期发表于Vaccines杂志上的一篇文献，总结了疫苗在抵御AMR中的作用、目前关于主要耐药病原体的临床前和临床开发中疫苗的进程，并报告了如何提高疫苗在对抗病原体和AMR方面的效率的创新预防策略。

doi: 10.3390/vaccines11020333

疫苗在AMR中的作用

在对抗传染病的战役中，疫苗曾帮助人类取得了数次关键成果。疫苗不仅几乎消灭了天花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还大大减少了其他细菌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包括之前已多次谈论过的百白破与结核病。有证据表明，将接种疫苗列入治疗AMR策略的成功依据在于，疫苗或许可通过诱导人体产生特定的抗体，直接抑制耐药病原体的传播与体内增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抗生素的使用。B型流感嗜血杆菌、肺炎球菌、脑膜炎双球菌这几种细菌的疫苗已经很好地证明了疫苗在应对AMR中的效果。

除了直接预防细菌感染外，避免病毒感染后继发的细菌感染的间接作用，也是接种疫苗后减少抗生素使用的一个要素。根据2018年的一项实验，在为6-35个月大的儿童接种四价流感疫苗后，与安慰剂组相比，接种疫苗组流感发病率降低了47%(表1)，直接令抗生素处方数量减少了近一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数据也同步证明了这一结果——与加拿大其他省份相比，安大略省普及儿童流感疫苗接种最为广泛，其抗生素处方开具数量较其他省份减少了64%。

有研究指出，疫苗还可降低发生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后继发肺炎和中耳炎的发病率。Ozgur等人的一项土耳其儿童单盲研究显示，与未接种疫苗组相比，119名接种了流感疫苗接种受试者的急性中耳炎、渗出性中耳炎和总中耳炎显著减少，证实了接种疫苗在预防继发细菌感染方面的有效性。其他多项研究也证实，疫苗接种后有效抑制了病毒感染后的继发感染，令抗生素滥用情况得以减少。

疫苗作为一种预防药品，为什么还能抑制继发感染？这就要从细菌疫苗和抗生素的不同作用机制说起：

疫苗：作用于人体，通过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使机体长期保持对某种病原体的免疫作用；

抗生素：致力于在感染后杀灭细菌本身，但无法阻止细菌的感染。

相比而言，疫苗的“预防”作用，可以有效遏制病原体感染后的复制和传播，所以接种疫苗后产生抗药性的可能性要比使用抗生素低得多，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细菌病原体发生基因突变后产生耐药性的可能。美国接种链球菌疫苗后的结果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2岁以下儿童接种链球菌疫苗后，发生多重耐药链球菌肺炎的病例减少了84%(表1)。

虽然抗生素是针对特定的目标病原体设计的，但疫苗刺激机体产生的特异性抗体，从构建防御力，这使得接种疫苗的人群减少使用抗生素，病原体出现抗生素耐药性的情况也就非常罕见。如果达到保护期和群体免疫力，疫苗将比抗生素更有效和可靠。根据上述研究，接种疫苗将未接种疫苗的65岁人群中肺炎链球菌的传播减少了49%(表1)。

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也有极少数人产生抗药性。Kennedy和Read报告的三个接种针对细菌病原体后仍然出现抗药性的病例中，有两个病例分别接种了肺炎链球菌和百日咳杆菌疫苗。报告称，患者在抗生素药物耐药的情况下，抗菌治疗完全无效，但接种疫苗有效避免了患者病情的严重进展。

表1 接种疫苗对不同年龄组传染病传播率的影响

基于这些发现，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许多权威机构开始聚焦细菌疫苗的开发，现已有团队针对许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安全的细菌进行疫苗研发。

目前处于临床前实验与临床开发中的疫苗

2018年，Micoli等人列出了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描述为关键的抗药性病原体、所导致的疾病和这些病原体耐药的抗生素；2022年7月12日，世卫组织发布了“关于开发疫苗产品以缓解AMR”的第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全球应加快开发中细菌疫苗的临床试验进程，并促进现有疫苗接种规划的实施。这份报告列举了正处于临床前、临床开发中以及开发失败的所有细菌疫苗，还根据候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的进展、其生物学和产品开发的可行性以及获取和实施的可行性将病原体分类为不同组别。在细菌疫苗的开发中，人们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着重考虑了疫苗发生自然暴露后的免疫力，以及疫苗在预防大多数致病菌株中的可能性。

表2.按病原体分类的处于临床前和积极临床开发中的候选疫苗数量

文中在原有总结的基础上，根据候选疫苗的可行性及其发展状况，对病原体疫苗进行了分类。

A组：疫苗已完成研发且获得许可的病原体，

B组：已有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候选疫苗的病原体。

C组：可研发疫苗但研发过程中存在困难的病原体。

D组：可研发疫苗但疫苗生产可行性较低的病原体。

A组  

1. 肠道沙门氏菌/伤寒杆菌

近年来，已有20多种针对肠道沙门氏菌/伤寒杆菌的疫苗进入市场。在目前开发的疫苗中，有8种处于临床前试验阶段，而5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2.结核分歧杆菌

卡介苗（BCG）于1921年开发，并于1974年被纳入世界卫 生组织扩大免疫计划（EPI），是迄今为止使用最多的细菌疫苗。目前，BCG疫苗诱导的“训练免疫”机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B组  

1.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ExPEC)

ExPEC是一组具有定植和感染肠道外部能力的致病菌株，可引起胆囊炎、肾盂肾炎和尿路感染 (UTIs)，以及侵袭性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病（IED）。IED好发于成老年人群和≥60 岁老年人群，发病后常引起败血症和菌血症。四种针对ExPEC的候选疫苗正在进行临床前研究，以期在未来帮助特殊人群预防IED的发生。

2.肠道沙门氏菌/甲型副伤寒杆菌

过去20年间，甲型副伤寒杆菌在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发病率广泛增加。一半以上（64%）的肠热病例是由甲型副伤寒杆菌感染引起的。近几年，中国东南部地区也发现了甲型副伤寒杆菌的感染病例，并存在跨国传播风险，从而加重了该疾病的负担。相较其他副伤寒杆菌而言，甲型副伤寒杆菌多导致的肠热更为严重。但由于商业利益不高，肠道沙门氏菌/甲型副伤寒杆菌疫苗仍然缺乏开发力度。

3.淋病奈瑟菌

淋病奈瑟菌每年有超过1亿的新发病例，其引发的泌尿生殖系统化脓性感染已成为全球卫生系统普遍关注的疾病。针对淋病奈瑟菌使用抗生素治疗后极易出现耐药性，病原体对四环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磺胺类抗生素的耐药程度逐步加剧。

近几十年来，各公司和研发团队为研发、生产能够预防/治疗淋病菌的安全疫苗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在真正投入实际接种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目前，还未有针对这种病原体的疫苗获得上市许可。但在临床前阶段，已经确定了一些候选疫苗并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相关疫苗在减少感染事件、增强T辅助（Th1）反应、促进产生杀菌抗体等方面均呈现出良好结果。Petousis-Harris等人的回顾性病例对照试验表明，为B型脑膜炎奈瑟菌开发的疫苗可能会引起对该菌的交叉保护。

4.艰难梭菌（CD）

艰难梭菌是一种厌氧革兰氏阳性细菌， 在摄入该病原体释放的无性孢子后可长期存在于人类的正常肠道菌群中。当宿主因大量使用抗生素、免疫功能下降、使用免疫抑制剂或进行化疗而发生肠道菌群失调时，艰难梭菌可引发具有传染性的、以腹泻、结肠炎和腹痛等症状为特征性艰难梭菌感染（CDI）。

CDI主要在医院和养老院传播。多年来，该病的发病率和由此导致的住院率大幅上升，已成为医疗系统和老龄化人群面临的健康问题之一。目前，艰难梭菌的疫苗研发还有血清型覆盖不足、抗体滴度下降过快、无法预防艰难梭菌原发感染等问题，现只有5个候选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而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更少，也尚无针对艰难梭菌的疫苗正式上市。

C组  

1.肺炎克雷伯杆菌

克雷伯杆菌是一种革兰阴性杆菌，传播后主要在人类粘膜上定植，引起肺炎、脑膜炎、败血症及其他病理变化，是发生院内感染的致命威胁之一。“多耐高毒”克雷伯杆菌菌株（MDR）可产生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以及肺炎球菌碳青霉烯酶（KPC），因其强耐药性和易传播性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在发展中国家的新生儿群体中，MDR的传播更为严重，且与高死亡率有关。现尚无有获得许可的肺炎克雷伯杆菌疫苗。已有五种疫苗进入临床前研究，仅有四价生物结合疫苗（Kleb4V）这一种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非伤寒性沙门氏菌 （NTS）

作为腹泻病的全球四大病因之一，NTS因其强外界抵抗力、长潜伏期、易传播性、高死亡率、表现复杂性等特征，挑战着全球公共卫生的防线。NTS多见于欠发达国家，除腹泻外，还可引起婴儿和成人的败血症和脑膜炎等严重疾病。

NTS同样没有安全、有效的针对性疫苗获批上市。进入临床前研究环节中的NTS疫苗疫苗数量不多。尽管因NTS暴发的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很高，但开发有效疫苗的资源仍然有限。

好消息是，针对NTS菌株的O型多糖（OPS）、鞭毛蛋白和其他表面蛋白的活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均已显示出良好效果。也有团队提出，可通过基于膜抗原通用模块（GMMA）的新疫苗以减轻NTF带来的医疗负担。

（注：GMMA源自细菌的囊泡，能够在关键抗原呈递至免疫系统后诱发强大的免疫反应。GMMA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改善不良免疫反应性，并作为蛋白抗原的传递系统而发挥作用）

3.志贺氏菌属

志贺氏菌属属于革兰氏阴性病原体，常引起急性胃肠道感染和局部炎症，目前已造成全世界100多万人死亡。死亡病例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60%是婴儿。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疫苗不仅包括针对志贺氏菌的疫苗，也包括针对弯曲杆菌和索尼杆菌的疫苗，种类涵盖全细胞、生物抗体、减毒活疫苗、亚单位和基于 GMMA的疫苗。

D组  

1.铜绿假单胞菌

铜绿假单胞菌是院感的主要条件致病菌之一，属于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机制异常复杂。广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变异株已不再罕见，这一菌株能够对绝大部分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堪称院感“噩梦”。因此，铜绿假单胞菌相关感染一跃成为全世界最严重的感染疾病之一。

铜绿假单胞菌的疫苗研发中虽然获得了各界大力支持，但当前不仅没有正式获批的疫苗上市，也没有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候选疫苗。近年来，进入临床研究的疫苗因未能避免高死亡率风险而中断研究，IC43重组铜绿假单胞菌疫苗（NCT01563263）就是证明。

开发针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有效疫苗的严峻挑战之一，是这种细菌的不同菌株的蛋白质具有高度异质性。在研发疫苗之前，更全面地阐明铜绿假单胞菌的生物学机制或开发更接近人类疾病的体内模型，或许才能有更接近成功的起点。

2.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概是大众最不陌生的一种感染病原体了。虽然金葡菌已经十分常见，但现在同样没有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疫苗。回顾金葡菌相关疫苗的研发历程，难点主要在于较难明确目标抗原、疫苗效果仍然欠缺等。不过，已有14种候选疫苗进入临床前研究，有两种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金葡菌疫苗的研发难关有朝一日或能被攻破。

下一代疫苗

实施新方法、优化现有研发程序，一直是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改善研发结果、扩展疾病知识的痛点，除优化或革新早期的体内和体外实验的旧方案外，将多学科，多种类的研究方法协同组合，是揭秘更多病原体的致病机制和生理特点的一把“金钥匙”。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结构生物学和免疫学领域的巨大进步，令生物偶联、反向疫苗学和新型佐剂等新技术破土而出，为提高耐药病原体相关新疫苗的效果打开了新的思路。

生物偶联  

生物偶联是免疫学领域的一项新技术，通过构建以目标细菌为主的生物环境，从而在保留天然免疫原性结构的前提下产生偶联疫苗。生物偶联疫苗由载体蛋白共价连接多糖链上的分子，可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这种机制经常发生在人体内的大肠杆菌菌群中，借助特定的PglB酶搭建聚糖和蛋白质的特定部分之间的联系。这种策略在生产效率、重复性和生产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主要用于研产直接针对志贺氏菌、肺炎克雷伯菌等革兰阴性致病菌的疫苗。

反向疫苗学  

反向疫苗学背后的概念是锁定具有致病作用的病原体暴露表面蛋白以刺激免疫系统。这类蛋白的鉴定是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方法进行的，而非在微生物培养物中搜索。一旦确定了病原体序列，就可以利用生物信息学工具进行分析，随后在大肠杆菌等细菌中转化，并被纯化为潜在的候选疫苗，最终进行测试。这一策略已被成功用于开发乙型脑膜炎球菌疫苗，最近也用于铜绿假单胞菌疫苗的开发中。

佐剂  

佐剂对于增强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可在疫苗中使用的许多佐剂仍缺乏稳定性、耐受性、安全性或有效性，像铝盐等佐剂的开发，就十分依赖于基于微粒子和纳米粒子平台的新配方。最近研发出的新型佐剂AS01就极大地改善了T辅助细胞介导的反应和体液免疫，这种佐剂最近已应用于疟疾疫苗和带状疱疹疫苗，并诱导了稳定的高水平抗体滴度。

WHO多次提出，解决 AMR 问题是全民健康保险、初级卫生保健、 全球卫生安全、“同一健康”和大流行预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发细菌疫苗同样是一项不可轻视的重要措施。耐药病原体一旦成燎原之势，不仅将对现代外科手术治疗造成巨大冲击，也会重重打击慢性病、亚健康人群的健康，并且很可能对未来的新发公卫事件造成更严峻的负担。即使更多的细菌疫苗陆续问世，如何接种、受益人群的确定还是漫漫长途，它们是否会像卡介苗一样，在治疗其他疾病或拓展免疫学理论层面为人类带来更多惊喜，也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撰写 | Vaccine前沿 

校稿 | Gddra

编审 | Hide / Blue sea

编辑设计 |  Alice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