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享 | 让北京居民的生命统计数据更全面、更准确！

居民平均期望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是全球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通用指标，它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成正比，也是制定社会经济以及卫生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北京市人民政府从2009年开始，每年以健康白皮书形式向社会发布有关数据，内容不断增加，条目不断完善，力求比较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全市居民健康和卫生事业发展的情况，每个数据后面都隐含着无数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与智慧。

每当看到健康白皮书，上面的很多数据都使我回想起，自己从2000年到北京市卫生局分管卫生统计信息工作，在居民生命统计工作中发生的那些印象深刻的故事。

北京居民期望寿命的数据算错了吗？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0年的40年间，北京市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从52.84岁提高到72.43岁，孕产妇死亡率从685/10万下降到25/10万，婴儿死亡率从117.6‰下降到11.66‰。这三项指标有了长足的进步，真实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和医疗卫生工作的巨大变化，非常鼓舞人心！

但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北京市的居民期望寿命出现了下降徘徊的趋势，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中一直处于末位，甚至低于天津。

从事卫生改革政策研究的专家们分析数据后提出，北京是首都，除了市、区两级财政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投入，还有中央财政、军队、央企划拨给驻京医疗卫生单位的资金，投入总额远远超出上海、天津，但指标却位居最末，说明北京市卫生工作没有做好。

当时的卫生局长是专家学者出身的朱宗涵，他对此看法提出质疑，他问我，是不是数算错了？

错在哪儿了呢？

从解放初期，居民期望寿命的统计工作一直由卫生行政部门下设的防疫站、后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室负责。于是，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他们去研究分析。

经过研究分析，发现数据果然有问题！

我国采用的期望寿命计算方法与不同年龄组居民的死亡水平密切相关。首先需要每个年龄组（0岁~、1岁~、5岁~、10岁~、15岁~……8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做为分母，再根据每个年龄组居民的死亡人数计算出该组的死亡水平，最后计算出全人群的期望寿命。

国家高度重视死因统计工作。1992年，卫生部、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使用《出生医学证明书》、《死亡医学证明书》和加强死因统计工作的通知] 〔卫统发（1992）第1号〕文件，规定卫生部门统一印发、填写出生、死亡医学证明书，公安部门依据证明注销户口，民政部门依据死亡证明完成殡葬工作。

1990~2002年间我市计算各年份居民期望寿命，采用的年龄组人口数源于1982、1990、2000年的每十年一次的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由于统计局正式公布人口普查结果的时间略滞后，因此，1990年期望寿命的计算采用的仍是1982年北京市人口普查数据，1991~2001年采用1990年的普查数据，2002年采用2000年的普查数据。然而，北京市从19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进一步逐渐老化。当采用普查年份比实际人口年轻的人口结构时，因为65岁以上老年组的人口数被低估，而此年龄段的死亡却占绝大多数（65岁以上死亡约占70%），以至于相应年龄的死亡率被高估，期望寿命则被低估。居民实际的年龄结构与普查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差距愈大，期望寿命被低估的程度也愈严重。

分析中还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市居民的期望寿命从1990年的72.5岁增加到2002年的77.9岁，共增加了5.4岁，虽然社会经济状况稳定，但期望寿命增长却极不均衡，1990~2002年间，期望寿命发生跳跃式异常增长的情况（1年内期望寿命增长超过1岁）共计3次，即1990年到1991年、2000年到2001年、2001年到2002年。1990年采用的是1982年的普查结构，而1991年采用的则是1990年的普查结构，相邻两年使用了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导致1991年期望寿命比1990年增长超过1岁；2001年和2002年间的期望寿命的异常增长同此道理。另外，由于2000年人口普查时公安部门集中注销户口，对具体死亡日期不清的死亡人员，均归为2000年度的死亡，这种注销方式使得2000年全市居民死亡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年份，相应地2000年全市居民期望寿命值被低估了，与2001年居民期望寿命的间距相对增加，从而导致2000年到2001年期望寿命的异常增长。

看来，问题出在了居民每个年龄组的人口数上（即人口百岁表）。准确掌握全市分性别、分年龄组的人口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由于在籍人口统计资料由市公安局户籍人口管理处负责管理，于是，疾控中心与人口处联系，请求提供全市及分区县户籍年人口百岁表。对方却提出，因其常规的统计报表不包括百岁表内容，百岁表只有卫生系统需要，希望由卫生局出资对现有的统计软件功能加以完善方可提供。

事情又陷入了僵局。

正好在此期间，张茅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卫生工作，到卫生局来调研听取意见建议。我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请市长协调解决。当天下午，就接到了市公安局分管局长的电话。事情圆满解决。公安局从2003年1月15日前开始，定期提供上年人口构成百岁表，使我局从此能向社会公众提供准确的人均预期寿命数据。

我们组织召开了由卫生部、市统计局、公安局等有关专家参加的全市居民期望寿命进行调整的论证会。根据专家意见，使用符合实际的人口百岁表，对1990~2002年不合理的居民期望寿命值进行了调整，说明原因并正式向社会发布。

北京的居民期望寿命终于又回归到正确的轨迹上。

北京市肿瘤登记工作的飞跃

新中国刚成立时，传染病是我国居民死亡的第一杀手。经过政府发动的爱国卫生运动，居民生活环境逐渐变得清新整洁，加上在儿童中长期坚持疫苗接种工作，使传染病发病率及其导致的死亡率直线下降。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逐渐取代传染病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死因。

70年代，针对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率上升的趋势，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我国各省级肿瘤防治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于1976年应运而生。该办公室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负责北京市癌症患者的肿瘤登记工作，逐年汇集并统计全市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数据，提供给卫生部门以制订有针对性的防治策略。从此，北京市拉开了肿瘤登记工作的序章。

起初，肿瘤患者的信息报告都是通过临床医生手工填写纸质卡片，肿瘤防办的人员定期到各医院收集卡片，之后再进行登记汇总和统计分析，不仅工作效率低下，最头疼的就是医生漏报、错报，每年防办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弥补这些数据缺失，有些数据则因时间久远无法挽回。

接任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兼防办主任的流行病学专家游伟程十分重视肿瘤登记工作。2003年，他亲自到卫生局与我沟通，希望开发一个肿瘤登记软件，让各个医疗机构通过软件上报肿瘤患者发病、死亡病例信息，从而提高肿瘤登记的效率。

恰巧在2003年北京遭遇非典疫情之后，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卫生统计信息工作，财政加大投入建设了北京市卫生信息采集平台，其中一类重要的采集内容就是全市二级以上医院信息系统（HIS）的住院病人出院病历首页的全部信息项。经了解，肿瘤登记需要的信息项全部包含在这些信息中，所以他们只要把与肿瘤相关的疾病名称、编码交给卫生局信息中心，就可以直接从全市医院的HIS系统中提取癌症患者相应的资料供他们分享，既解除了临床医生重复报告的工作量，提高了报告数据的准确性，减少了漏报，就连开发新软件的经费也节省了！这一结果真让游院长喜出望外！

于是，从2003年开始，北京市肿瘤防办每个季度通过“北京市卫生综合统计信息平台” 集中一次下载全市近200家二级及以上地方医院通过病案首页信息数据上报的肿瘤病例数据（注：其中未含驻京军队医院收治的非军人肿瘤病例的数据，这也是造成北京市肿瘤发病、死亡数据低于实际发生水平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因统计室每年给肿瘤防办提供肿瘤患者死亡数据库，作为肿瘤登记漏报资料的重要补充渠道。

每年初，卫生局信息中心从北京市公安局获得全市人口统计资料后，也分享给肿瘤防办。

这种工作模式北京市一直沿用至今，据说二十年后仍有些使用纸质报告卡的省份来北京学习取经呢！

从2007年开始，恶性肿瘤持续成为北京市居民首位死因，肿瘤防治工作成为保障居民健康的重要工作，肿瘤登记工作更凸显出指导防治策略的重要意义。肿瘤防办也配备了有能力的工作人员，开展覆盖全市的病案核查工作，严把数据质量，缩短报告数据滞后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每五年发布一次《五大洲癌症发病率》，北京市肿瘤登记曾在申报第九卷时因数据问题遭拒，经过几年来上下共同努力，数据质量大大提高，2010年和2015年已连续被《五大洲癌症发病率》第十卷和第十一卷收录，在全球资料中开始有北京的数据出现。北京肿瘤防办多次获得全国先进肿瘤登记工作一等奖、全国肿瘤登记随访先进单位和全国肿瘤登记工作杰出贡献奖等荣誉。

北京市肿瘤登记处2022年获得省级单位杰出贡献奖‍

便捷的信息共享方式为肿瘤登记工作插上了翅膀，登记处人员积极努力的态度使北京工作步入全国同行的前列！

北京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还有上升空间吗？

2005年，市政府又开始部署制订2006-2010年的十一五发展规划。市政府领导提出，是否能在下一个五年把北京居民期望寿命目标再提高一岁？

如果确定了这个目标，就应该有措施有把握能实现目标。随着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健康状况日益改善,人均期望寿命自 2005 年首次突破80岁以来,一直处于全国各省市前列,远超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对提高期望寿命影响最大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也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很难再降低了，因此，继续提高期望寿命希望渺茫！

还有其它更适宜的指标替代期望寿命成为新的评价标准吗？

我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发布“健康期望寿命”指标。传统的期望寿命只反映生存时间的长短，却无法反映生命的质量；而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不仅要活得长，还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健康期望寿命”则反映的是不包括伤病、年迈导致身体残疾失能的生存长度，可以对人群健康状况做出更科学合理的评价。但是，如果数据覆盖北京市全户籍人口，统计工作量浩瀚繁琐，而且由于与居民健康相关的疾病、失能、残疾信息尚不完整，需要从多方进行数据补充，研究工作有极大难度。在我国，当时仅有个别省市选择小样本量数据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一指标进行研究，远未达到正式应用的程度。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和方式开展这项工作。

2003年首都战胜非典后，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卫生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首都卫生信息事业急需一批既懂卫生、又懂信息的专业研究人员，以满足现代卫生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挖掘方面的需要。于是，我与首都医科大学吕兆丰院长协商，能否为首都培养一批卫生信息专业的研究人员。吕校长欣然同意，决定由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市卫生信息中心合作办学，我应聘成为卫生信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从 2010年秋季开始，就在学校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名下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说，我今年没有空余的学生宿舍了，如果你能找到床板，你找几张，我今年就可以给你招几个学生！

这时，我想到了北京120急救中心。

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120刚刚进行了功能定位调整，从自办急诊医院改变为专职开展院前急救的指挥调度转运机构，原来的病房尚有闲置。我赶紧与120领导、我在市妇产医院的老同事李巍院长联系，同样获得大力支持，他为我准备了两间学生宿舍，还给学生们提供了一间自习教室。作为回报，我答应一定在招来的学生中让他优先挑选一名学生从事急救专业研究。

这一年，来自全国各地的7名学生通过考试，成为首医卫生信息专业首批硕士研究生。我为其中一名来自湖北的男生胡广宇选定的论文题目就是建立在北京市现有卫生统计数据采集基础上的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期望寿命的测算方法研究。

他积极接受了这项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先是大量阅读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了解并比较健康期望寿命不同的统计分析方法，选择了健康期望寿命指标家族体系中最常用的三种指标，即自评健康期望寿命(HE based on self-perceived health,HE-sp)、无失能期望寿命(HE based on activity limitation,HE-al/DFLE)和无慢性病期望寿命(HE based on chronic morbidity, HE-cm)，并直接与采用这些指标的欧盟有关部门就技术问题进行联系沟通。健康期望寿命测算涉及人口、死亡、人群健康状况三类数据,在北京市卫生系统采集的统计数据中并不完备，需要从不同渠道获取。为此我与多方联系，找来了包括 2008 年北京市年度人口和死亡资料、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北京样本数据库和公开出版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北京卷)。他将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和统计分析，利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项艰难探索。

这是对北京市居民全人口健康期望寿命测算首次开展的实证研究，统计结果，2008 年北京市居民0岁自评健康期望寿命为72.75 岁；无失能期望寿命75.18 岁；无慢性病期望寿命 62.73岁。论文答辩时，所有的专家评委都称赞他完成的工作足以达到博士论文的研究水平。时任卫生局长方来英听完我们的汇报，开玩笑说，“呵呵，闹了半天，我活了80岁，后10年都是躺在床上的！”

这项研究对北京的卫生工作提出了三条政策性建议：

一是，北京市居民出生期望寿命自2000年以来已经进人平台期，上升空间有限，对人群健康状况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建议借鉴国外成熟经验，采用自评健康期望寿命、无失能期望寿命和无慢性病期望寿命三个常用指标进行人群的健康监测,并以无失能期望寿命作为评价居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使用和发布。

二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推进公安、卫生（包括社区、门诊、住院信息）、民政、残联等政府多部门合作，实现人口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与动态更新,将居民从生到死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信息进行整合与利用，为健康期望寿命测算打好基础。

三是，依据研究的测算结果,2008 年北京市居民出生时的无慢性病期望寿命为62.73岁,说明老年人口在余寿期内的绝大部分时间将面临慢性疾病的困扰，处于带病生存的状态之下;80岁的无失能期望寿命在期望寿命中占比为53.99%,说明高龄人口的余寿期内将有半数以上时间无法从事日常活动,处于需要长期照护的生存情形之下。因此,政府应当重视老年人口的长期照护需求,重点推进包括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完善、长期照护制度建设、养老设施规划等在内的健康支持体系建设,提高北京市老年人口余寿期的生命质量。

这篇题目为《北京市居民健康期望寿命测算研究》的文章发表在2013年第9期《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上。

令人欣慰的是，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2015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的白皮书中，第一次向社会发布了北京市18岁及以上户籍居民健康期望寿命的统计结果，真希望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把文革十年居民死因统计的空白填补完整

居民死因监测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由监测数据产生的婴儿死亡率、人口期望寿命、疾病与死亡的发生发展趋势是制定卫生政策和采取有效干预措施的可靠依据。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一本专著---《河南人口死亡调查研究（1949-1999）》，书中有一张河南人口死亡率变化趋势的统计图，书中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河南人口死亡率高达39.60‰，那个突耸的尖峰像一根针触目惊心。若按书中提供的数据，1959年河南省总人口4979万人，算下来那年河南省死亡人数高达197万！

从小就听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过人，但没有见到过报告，不知道死亡人数这么惊人。现在至少允许公开发表数据，说明中国政府敢于正视历史，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了！

这使我联想到，北京市自1949年开展死因监测工作，“文革”浩劫期间这项工作被迫中断十年，从1965年到1974年北京市居民死因监测资料有长达十年的缺失，文革过去几十年了，仍然一直未能得到补充。这使我们不能准确了解“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北京市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居民死因信息的中断，也使我们无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变化趋势进行完整的描述。

2012年，我已经离开北京市卫生行政岗位工作，但仍然兼任首都医科大学卫生信息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一次，我参加首都医科大学的课题评审活动，偶然与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简称哲社办）的领导在评委席上坐在了一起。通过他的介绍，我了解到北京市哲社办每年都有支持北京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专项资金，虽然资金额度不大，但课题规格很高，相当于省、部级课题，对提升研究单位的学术地位颇有好处。于是，我向他简单介绍了从1965年到1974年整整十年北京市居民死因监测数据缺失的问题、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拟定工作方案的可行性。他认为这项工作归属于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可以提出课题申请。最终，在首医大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的大力协助下，我们申报的“1949-2011年北京市居民死因统计”课题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支持。

我再次把这个项目委托给了负责北京市居民死因监测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室，并分配一名首医大卫生信息专业研究生参与工作。

北京市自1949年开展死因监测工作，但仅限当时东、西、崇、宣四个城区；“文革”浩劫期间这项工作被迫中断十年，1975年死因监测重新开始并覆盖全市户籍人口。要补充文革十年缺失的数据最大的困难在于，需要获得1965-1974年期间北京居民包括性别、年龄及死亡原因的人口数据。由于在过去多年工作中的密切合作与相互配合，卫生统计与人口管理部门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次，公安局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

北京市公安局有一套从1949-1988年的《北京市公安局四十年户口统计资料汇编》，可以提供北京市户籍居民分区县出生、死亡总数，但不包括死亡居民的性别、年龄及其死因的个案信息。北京市户籍居民死亡销户档案叫“底票”，上面有居民的人口信息和死亡时间，每个城区派出所一年合成一本并永久保存。要获得死亡居民的个案信息则只能到城区各个街道派出所查阅这些历史底票资料。

我的研究生动员了首医的同学帮助完成了居民死亡底票的查阅工作。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尘封了40多年的历史资料纸张已经发黄变脆，学生们戴着口罩、手套，小心翼翼地翻阅着每一张底票，逐一进行扫描或拍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室动员了各城区负责居民死因监测的同事将这些照片中的信息逐一录入统计软件，以便进行汇总、分析和保存。

在分析数据时，我们接连遇到了很多困难。一是我国关于死亡登记的项目、标准前后经历了很大变化，如年龄是按照0-14、15-39、40-59、60-分为4组，没有百岁表，死因分类标准也与现阶段不一致，给归类统计带来困难；二是由于文革十年卫生系统的疾病死亡登记报告制度被破坏，大部分因疾病死亡的数据未能准确记录、报告并完整保留，影响了对疾病死因统计的分析结果；三是历史上人口资料的保存制度不完善，一些历史资料因辖区内户籍管理机构职能调整、搬迁、遭遇火灾或水淹等原因丢失而无法再现，只能根据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推算。这使我们无法按照预订目标完成对这一时期居民期望寿命的测算，也无法准确判断当时影响居民健康主要疾病的变化趋势。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流动不活跃，公安部门负责登记的人口出生、死亡总数比较可靠，对非正常死亡原因全部登记明确，这些因素为课题获得宝贵的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最终，这项研究得出了以下重要的结论： 

1965-1974年北京市东、西、崇、宣四个城区十年累计总人口21379167，累计总死亡人数113928，死亡率5.33‰，其中最高发生在1966年（6.04‰）；其他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大兴区、通州区、怀柔区、昌平区、房山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等14个近郊、远郊区县死亡率6.95‰，其中最高发生在1969年（8.01‰）；城4区死亡率低于其他14个区县。

将1965-1974年北京市作为一个整体数据，将其死因顺位与此前的1964年、此后的1975年北京市死因监测报表进行比较，发现意外伤害在死因中的占比有很大变化。意外伤害在1964年排在第九位（3.13%），1975年排在第七位（3.97%），而1965-1974年则位居第四（13.22%），排名明显高于前后时期，其中自杀死亡在意外伤害中占比高达54.47%，且主要发生在15-39岁（40.72%）、40-59岁（78.44%）和60岁以上组（55.56%），被杀占7.25%。分性别统计，1965-1974年间男性意外伤害排名在死因顺位中居于首位，是女性的1.86倍。十年文革导致的社会动乱无疑是造成自杀死亡人数，特别是在男性青壮年人口中自杀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多的重要原因，这与上海市1989发表的一项分析结论是一致的。在每一个冰冷的死亡数字后面，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决心以自杀方式终结自己生命的人都有一段悲怆的人生故事。

这项工作对半个世纪前北京市居民文革十年死亡资料进行了抢救性的搜集，形成了一份珍贵的电子档案。在课题结题评审中，评委们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希望能从中挖掘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结论。这份研究成果以《北京市1965-1974年居民死因分析》为题发表在2016年第7期《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

关于作者

邓小虹

原国务院参事、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

妇产科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1978 年毕业于西安医学院医疗系; 1987 年在同济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79-2000年先后在北京北大医院妇产科、北大肿瘤医院妇科、北京妇产医院肿瘤科从事临床工作，曾任科副主任、副院长; 90 年代曾在日本大学医学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学习; 2000 年起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正局级巡视员; 2012 年受聘为国务院参事。

来源 | 艾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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