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周光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人物小传

周光霁，1928年9月出生于四川广安，著名皮肤病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教授。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58—1961年，调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从事防控梅毒麻风工作。1962年调回北京协和医院。1978—1985年，任北京医院皮肤科主任。1985—1991年，任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主任。

从事皮肤病和性病临床工作五十余年，在疑难皮肤病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从事梅毒和麻风病的实验、临床和现场防治研究。1958年作为主要参加者在国内首次研制出梅毒血清试验的心拟脂抗原，建立诊断梅毒螺旋体的VDRL试验，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达国际水平。在广东省潮安县牵头完成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和流行病学调研。参与的“我国高纯度鬼臼毒素的基础与治疗生殖器疣应用研究”项目获得1998年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独自或参与编著《皮肤科考题解》《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部分条目等8部专业书籍。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等职。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获评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分会第一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010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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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节选

乱世求学：结缘医学参加革命

董琳（以下简称“董”）：请谈谈您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和读书经历。

周光霁（以下简称“周”）：我是四川广安人，我的祖父在县城里当教员，等我知事的时候已经在家养老了。我的名字可能是祖父取的，我们家族有个取名的辈分叫“名光尚国”，我是“光”字辈，“霁”来自“光风霁月”。我父亲当时到北京学医，在北京医科大学，现在北医的前身，因为家里没钱，他就半工半读，一边念书，一边晚上在报馆当校对。他毕业后在县里开了一个诊所，还是比较知名的。家里人多，我们兄弟姐妹就四个，再加上我继母生的，十来个孩子，诊所还有助手，一大家就靠他的收入。

我母亲三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当时父亲忙得厉害，所以我从小学开始就住校了。小学初小、高小都在县里小学，初中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日本轰炸，学校迁到一个乡镇上。初中快毕业时，我有个堂伯父周建侯[1]曾是北大农学院的院长，因为抗战回到家乡，谈到他跟原来北大医学院的院长徐诵明[2]比较熟。他说徐诵明又被任命为同济大学的校长了，同济大学有个附属高中，我可以到那里去上学，将来学医，当时还可以公费，那是很好的机会，我父亲很赞成，我也同意，这大概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同济大学整个搬到四川宜宾的李庄，我就跟那个校长一道，到了同济附中念高中。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跟学校一道回到上海，我那时十几岁，在高中读三年级，然后经过考试升到医学院，我的学习就比较顺当了。那时经济上困难，离开四川之后我就没回去，直到1957年父亲病重，他临终前我回去了一次。

董：您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是什么印象？

周：大家经受了日本侵略下生活的艰苦，都希望抗战胜利以后国家能够建设得很好。可是我们到了上海以后了解到情况，心里就冷了，因为国民党不搞建设。当时在上海全是“接收大员”[3]，胜利以后很多汉奸、敌伪的财产都由他们自己接收，不是接收到国家。同济大学的医院以前是德国支持的，而德国是战败国，后来就改成中美医院了，由美国人支持。医院的重新建设就靠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的剩余物资，我们吃的、穿的不少都是美国大兵剩的。所以我那时看到的，一方面是“接收大员”，再一方面就是美国人，黄埔江里停的是美国军舰，街上横冲直撞的是美军吉普车，我心里特别反感，整个思想就有些变化。

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的？

周：第一次对我思想上有大的影响是沈崇事件[4]，一个女大学生在东单广场被美军强奸了，这下大家的怒火被激起来了，在全国大城市里搞了大的游行。再加上国民党在昆明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也对我们影响很深。从那次大游行以后，那一年多我们几乎经常罢课，搞聚会、游行、晚会，主题都是反国民党，当然现在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两条战线[5]。

我们学校搞学生运动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二九”运动[6]。1948年1月29日，因为反内战、反迫害，要到南京去请愿，全上海的学生都有代表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在其美路集中起来就往火车站冲。那天我在前排，国民党的军警，第一排是带警犬的警察，第二排是马队，后面是装甲车。双方发生冲突后，马队一来，就把我们冲到路边一个空地上，当时国民党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正在那里，他来阻止我们到南京请愿，结果就说我们打了吴国桢。我在场亲眼看见的，不是我们打的，他周围好多保护的，我们怎么打呢？我们被冲散以后回去，成百上千人到礼堂举行血债晚会，半夜时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出动，挨个把我们拉出来检查，学生证都收了。诬陷我们打的吴国桢，好多人被抓了，我大概没在名单上，就被放过去了。解放后才知道，那时领导学生活动的同济总支书记就是乔石[7]。

▲1948年1月29日，国民党军警镇压请愿学生

董：您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周：阶段式反美、寒衣运动，后来是“反内战、反饥饿”，一直持续到1948年。那时为了保存实力，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都不公开搞了，就发展组织。我们医学院有个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代号叫G。我1948年参加这个外围组织，那个时候学生运动已经转到地下，主要就是组织同学学习，还有很多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活动，做一些宣传组织工作。到了1949年4月，我才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和毕增祺[8]一道宣誓入党。入党是桑介寿和我谈的，正式的入党介绍人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姚民定，最后领宣誓的是庞其芳，那时白色恐怖相当厉害，都是单线联系。

▲青年时的周光霁

董：上海解放前夕您在哪里？主要做些什么？

周：加入共产党以后，当时形势比较紧张，经常来抓人，我们也往学校外面躲，到临解放的前几天，一天到晚就在街上转。我们当然是希望尽快解放，解放上海那个战争打得很艰苦。那时我们在医学院里面，也就是原周佛海公馆，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大家坐到院子里聊天，解放军的炮声都听得到。到最后，我们所有参加外围组织的人或党员，都参加了人民保安队，主要是迎接解放的护厂护校，在部队来了之后给解放军带路，解放后维持秩序。我们没参加真正严酷的斗争，当时就是老抓人有危险，可我们也没怎么考虑危险那些问题。

董：新中国成立之后，您在心情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周：那就痛快了，就毫无顾虑了。学校里面没多少事情，在解放初期大家都参加到各种政治活动中了，“三反”、“五反”、反银元运动，动员参加抗美援朝。我还做了一些保卫工作，身上背着枪当守卫，那时我在静安区区委值过班。

北上工作：接受协和文化熏陶

董：您是怎样来到协和的？

周：我毕业以后分配到军委，那时协和被部队接管了，准备治疗志愿军伤员，就把我们调到协和来进修。当时我穷得一文都没有，也希望赶快工作，有点收入。我离开上海的时候一个箱子、一件衣服都没有，同乡送了我两件衣服，还有一个同学叫姚嘉庆，他后来在安徽医学院，给我买了一个帆布袋，当时大概是两三块钱，我一直没还人家的钱，到现在还很抱歉。南登崑对我帮助也挺多，我生病的时候，经常给我点钱花，他后来在武汉医学院。

我是1952年由军委分到协和，大概是9、10月到的北京，到协和之后我们有一部分人就参军了。在这里第一次有收入就买了一件蓝布的棉袄，参军以后基本上前几年全都是穿军服，我现在床铺下面那个线毯还是军队发的。

▲身着军装的周光霁

当时协和由军委领导，党委书记叫张之强[9]。协和的地下党支部还存在，我分到这个支部，就几个人。放射科的苏学曾，现在在肿瘤医院，刘士廉后来当了医大的教育长，另外儿科有两个人，一个是支部书记祝寿河，一个是后来协和的工会主席邹德馨。

我们来的时候，协和刚好思想改造运动[10]解除了，整个气氛比较好，正是要商讨如何建设、搞发展的问题，当时讨论最热烈的是协和今后怎么发展，主要是医教研的关系。但最后决定是，协和要办成一个部队的进修学院。所以1952年以后，协和每年都要招收很多部队的学员。我住到15号楼4层，和我同屋的是一个云南籍的卫生干部。

董：您刚到协和时有哪些深刻印象？

周：一来到协和，觉得和我们原来的医院比较起来，那是不一样。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协和复院，皮肤科1950年底才复科，我们来的时候刚好赶上，就是新生力量。那个时候皮肤科只有4个人，两个教授，是李洪迥[11]大夫和曹松年大夫；一个事务员，等于科秘书，是白汉鱆先生；还有一个化验技术员，叫文世骏。两个大夫一个星期只开三个半天门诊，每次也就是十几个、二三十个病人。

我们一来就6个人，科里面对待我们很热情，第一天一去，给了我们那么长一个书单子，都是英文的各种书籍，就说好好把这些书看看。给我们介绍图书馆，一进去是负责接待的办公桌，旁边是查阅材料的卡片箱，杂志室有上千种杂志，都是外国期刊。皮肤科有三十几种期刊，主要都是英、法、德文的，还有少数日文的。楼上是比较新的各科图书，每科专门一间房，皮肤科房内两边都是满架子的外文书籍。

协和各方面物质条件都不错。有专门的大夫饭厅，大家都在医院吃饭，包饭是每月14元钱，每顿一荤一素。我们住院大夫住到15号楼，男的在4层，女的在3层。病房工作到9点就基本上结束，其他人一般6点下班，晚上7点到9点是党委组织的政治学习，9点以后，15号楼4层有一个休息室，里面可以打乒乓球，各科的大夫都回来了，睡觉前就在那儿聊聊天。每天晚上，每个人有几个口袋，把衣服包括手绢、袜子等都塞到里边，第二天就洗好送来了。

科室里面的材料也都很全，我们科好多照片都是专门学医学摄影学的蒋汉澄[12]送过去，照得非常好。后来科里出了一本图谱，每个病人都有照片，而且每次研究都有档案。所以我对协和的印象就是，协和已经被人民接管了，在走向新的发展道路了；另外一方面，她的技术设备、物质条件确实是比较好。

董：您对老协和时期的皮肤科了解吗？

周：我听李洪迥大夫、曹松年大夫他们讲的，老协和皮肤科主要负责的主任叫傅瑞思（Frazier）[13]。当时皮肤科里面中国人大概是胡传揆[14]在协和名气相当高，就是北医的那个校长，后来还兼任皮研所的所长。老协和的皮肤科最主要的成就是“甲种维生素缺乏的皮肤表现”，具体做工作的是Frazier和胡传揆，国外有些教科书上就是用的他们的图片。Frazier对胡传揆评价相当高，送他到美国去学习，胡传揆在主治大夫那么短的时间，发表了几十篇文章，都是在美国有名的专科杂志上。李洪迥大夫当时也被送出国，专门学梅毒学，主要研究黄白黑三种人的梅毒病程表现。

▲1940年协和皮肤科合影。前排中为皮肤科首任主任傅瑞思，右一为胡传揆，左一为李洪迥

皮肤科和基础组联系挺多，特别是病理科。曹松年大夫在美国学的是检验，他回来就在皮肤科负责实验室，所以皮肤科有比较完整的实验室，设备比较齐全，这在全国医院里可能都是独一份的。

李大夫常常说，在老协和当主任，一年开三次会，干什么呢？分钱。第一次就是编制，看你那个科多少人；第二次就是分科研经费；第三次是图书费，科里要买多少书，三十几份杂志还订不订？要订就在图书费里面出。

董：您和爱人怎么认识的？

周：我来协和的时候，皮肤科还属于大内科的学组，所以内科和皮肤科是一个支部，叫内科皮肤科支部。我老伴是支部的组织委员，我们工作中互相认识，更重要的是在多次活动中接触，促使我们更多地了解。那时我们的年龄也都是27、28岁，1956年我们就结婚了。

▲周光霁和爱人常世琴

董：皮肤科刚开始是在大内科里，您参加过内科大查房吗？

周：内科大查房有张卡通画，上边就有李洪迥大夫，那瘦高个的，画得确实不错。我们来之后没有大查房，直到内科分了好多组，血液组、内分泌组、心血管组等，每次内科各组一道查房还保留着。我们科也有全科大查房，或者每个月查一次，或者主任查房，大夫都参加。我们来的时候，主要的就是临床病理讨论会。

临床病理讨论会我觉得如果有条件应当恢复，临床上一些重要的疑难病例，对提高大家的诊疗技术、增长知识有好处，我参加了好多次，有两次是皮肤科的病人。一次是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个病人叫黄济，我当时是实习大夫，在内科管病房，还采用当时世界上普遍应用的凝冻法，第一次做实验看到红斑狼疮细胞，所以临床上一直诊断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但很奇怪，在那个病人的病程中间，有两三次发生肺炎，报告都是有炎症浸润，还有索条状阴影，符合结核诊断，但通过一般治疗或者最多加点抗生素，一两个星期就好了。结果在临床病理讨论会上，病理报告是全身的粟粒性结核。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想通，红斑狼疮有一个说法就是由于结核引起的，但这个病人就不知道怎么解释，内科医生的意见，一致认为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病理科医生的意见，都认为是粟粒性结核，结果两边吵了一下午。而且这个病人的妹妹黄洁后来也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也到我们医院治疗，说明系统性红斑狼疮有遗传因素。

另一个病人，主要症状是两个眼睛凸出来，还有其他一些全身症状。我们很长时间没诊断，都怀疑他是各种感染，因为他是西北来的，看来是个肉芽肿的病变，很像感染，到最后张孝骞大夫看了，他提出来叫Wegener's肉芽肿[15]。他一提到那个诊断，我们再查书，确实症状是相符，那时认为Wegener's肉芽肿是一个肉芽肿性的血管炎，当时血管炎正是世界上很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个病人死亡以后也做了病理讨论。

还有个病人脖子上有一个肿块，病理报告是肉芽肿，后来脑里面也有病变，原以为是脑瘤，结果开刀以后，病理报告也是肉芽肿，最后肺里面都有了，这下我们联系到文献上，就是叫淋巴瘤样肉芽肿病。这个病人在我们科诊断之后，经过激素治疗还缓解了，我们还在学会写了报告。

这些病人的印象挺深，我到现在还记得。临床病理讨论这种大的会诊，是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互相联系的一个途径，整个来讲，对病人也好，对医学研究也有好处。

调任皮研所：投身梅毒麻风事业

董：有一段时间您去了皮肤病研究所工作，请您谈谈这段经历。

周：协和1958年转归地方了，我们也转业了，当时的协和是进修学院，而卫生部又成立了皮研所[16]，目的是为了控制和消灭梅毒和麻风，这次方向上的调整，就把我们调到皮研所，这是很必要的。协和皮肤科还有会诊需要，留王定邦一个人在协和，其他人全部到了皮研所。去了之后，皮研所对我们很重视，李洪迥大夫成为副所长，曹松年大夫还是管实验室。

皮研所分成两部分，一个叫防研组，做防治研究，就是专门管消灭和控制梅毒和麻风，这是主要的；另一个叫医研组，做医疗研究，就是管皮研所在北京的皮肤病门诊和病房的医疗。我去的第一年，就分配我管医研组里的病房，有40来张病床，大夫是临时凑的，我就主要整顿病房。其他多数同志，除两位教授以外都到防研组，下到基层去消灭麻风和梅毒。

那正是在消灭梅毒的后期，就又给我加了个任务，搞晚期梅毒的治疗。因为梅毒已经快消灭了，留下来的都是些晚期梅毒，我们就考虑搞脊髓痨，即神经梅毒的一种，考虑用中医的办法，和中医科学院联系，当时他们选派中医理论最好的秦伯未大夫，他也是卫生部的顾问，和我们一道搞。找了两三个脊髓痨病人，经秦大夫等中医同行诊断分析，都认为本病属于阴虚，建议用刘河间的地黄饮子汤随症加减治疗，一周后复诊。一治疗几个病人就觉得症状明显好转，于是我们扩大治疗病人范围。后来病人不够，还联系天津总医院给我们找病人，每个星期我陪秦大夫到天津去治疗，当天来回。我们一共治疗了四十来例，症状确实有明显好转，而且很快就好转。但这都是病人主观描述，没有确切的客观指标。那个地黄饮子汤的方子是十几味药，最后就降到两味，怀疑里边有一味叫黑附片的中药含有乌头碱，对神经有刺激作用。梅毒感染引起的脊髓痨是脊髓后根的炎症，造成神经纤维毁坏，但还可能有一些残余的神经纤维，经过乌头碱的刺激使症状好转。我们总结了文章，曹松年大夫被当时的苏联皮肤病研究所请去参会，还把文章带到会上去报告了。

▲研究小组在《中华皮肤科杂志》上发表中西医结合治疗脊髓痨的文章

董：协和在消灭梅毒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周：在协和的时候，消灭梅毒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李洪迥大夫写了一本《梅毒学》，那个书还是不错的，从那本书上对梅毒有个比较全面的总体了解，他还写了一个宣传梅毒的小册子。曹松年大夫一直管实验室，为了配合消灭梅毒，就研究梅毒的血清试验，原来是康-华氏试验，用粗制的、心脏的类脂质做抗原，但国外已经用纯粹的心拟脂做抗原了，所以曹大夫就和生化科协作，一道做心拟脂的提取研究。我升主治医师后，科里安排我到实验室当曹大夫的助手，就参与这个研究。结果在生化科帮助下，心拟脂抗原的工作成功了，我们就按照美国性病研究实验室，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实验室标准做，我们的材料很齐备。曹大夫写了篇自制心拟脂抗原的文章，写了四十多页，被打回来，说太多了要删减，曹大夫不干，所以这文章就没发表，而实际上后面消灭梅毒也不需要这抗原了。结果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病毒所在20世纪80年代做出来了，得了奖，结果到我手上，我说我们1958年就做成了，可惜连篇文章都没有。

董：协和皮肤科实验室还有哪些重要工作？

周：临床真菌是较大综合医院不可少的部门，一般都由皮肤科负责，当时我们办了一个高级临床真菌训练班，由曹松年大夫主办。那个真菌训练班招了十个学员，我和文世骏就做实验辅导。结果不巧，真菌训练班开设不久，曹松年大夫就病了，肺部感染。幸好他准备工作安排得很细致，所以实验室那部分教学没有问题。讲课也得讲啊，没有办法，李洪迥大夫把我推上台。我那个时候刚升主治大夫，还不到30岁，就叫我给高级的学员讲课。我就讲皮肤真菌病，深部真菌病由李洪迥大夫来讲，最后十个学员反映都还比较满意。这个真菌训练班的举办，对我国临床真菌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1956年12月31日，协和真菌训练班师生留影。前排左三为周光霁，左四为李洪迥，左五为文世骏

董：请谈谈您在皮研所时消灭麻风方面的工作。

周：到皮研所以后，我的第二件事情是控制消灭麻风的研究，1960年我就被派到广东去搞麻风。首先要在三年内控制麻风不再发展，主要措施第一个就是预防，因为麻风是麻风杆菌传染的，它和结核杆菌差不多，都是抗酸杆菌属的，但传染性不那么强，所以就采取注射卡介苗的办法。第二个是切断传染源，把病人全部查出来，建立麻风村隔离起来治疗，划定土地，病人自己劳动、自己生产。

这个任务我带队，医生护士一共将近10个人，到广东去。这里面只有2个大夫对麻风比较懂一点，我对麻风没有经验，但也不能退，那时还在搞一条龙，从预防、流行病学一直到实验室研究，都要在一个县里面完成，任务相当艰巨。但是这项工作得到了省、地、县各级领导和同行的大力支持，最后决定潮安县为试点。

广东省每个县都有麻防站，从全省调了将近100个有经验的麻风防治干部，先到汕头集中训练，再给他们讲研究计划，之后下到基层公社大队进行普查，查出患者并进行预防接种。大概半年不到，大家就把全县70多万人普查搞完了，发现病人不多，整个发病率千分之三左右，这是被大家认可的。我每天和省、县里面的同行下到各公社大队，去了解普查情况和会诊病人，由于当时农村经济情况困难，工作进行不是很顺利，原计划的全民普查难以彻底进行，普查人员多数是按照他们过去所进行的线索普查，至于需要多次复查的卡介苗接种就更难以完成。我和徐天伟大夫写了一个潮安麻风流行情况的报告，提出了点状流行的特点，提示麻风主要在有麻风病人的村庄流行，一般不会向外较大扩散，传染力较小。新的麻风村建成了，收住了所有新发现的病人，按计划进行治疗研究，但是新村没有电和自来水，进行实验工作有困难。

普查后全组进行了一次总结会，撰写了70多篇论文，虽然质量不太高，但这是大家在艰苦条件下辛勤努力的结果，全部都上报防研组，特别加了评语，大家收益不少，在思想意识上有了较大提高，中国的发展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行，农村的改革是重中之重。

对麻风知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我心里增强了消灭麻风的信心。两年后，麻风治疗的办法有突破性进展，用联合化疗一下就解决了，所以现在麻风基本消灭了。

重返协和：建章立制恢复传统

董：您在去北京医院工作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

周：1962年要恢复医大，医大教学需要皮肤科，组织上决定调李洪迥大夫、我、文世骏、陈锡唐大夫四个人回协和。回来以后，我被医院派到海边一个半岛的农村下放“四清”一年。“四清”运动之后就是无产阶级大革命了，当时在协和工作很难开展，北京医院想要人，叫我过去，我就同意了。

董：您从北京医院又是怎样回到协和的？

周：我在北京医院有七八年的时间，负责皮肤科工作，主要是高干保健和普通门诊，普通门诊病人很少，这期间我看了不少书，也写了些文章。后来为什么回来？当时北京医院要修门诊，整个门诊要拆，这一下皮肤科基本没有病人了，起码得好几年，我说这一修，我就该退休了，心里还是想多做点事。吴蔚然[17]大夫是名誉院长，我就把情况跟他讲了，谈了两三次，他同意了。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李洪迥大夫退休了，陈锡唐大夫到中日友好医院了，协和缺人，这么回协和的。我在北京医院的时候，和南城的好几个医院一起做了疑难病会诊，每次他们都叫我来负责，搞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有点儿余热，想回协和来。回协和后，保健局还聘了我十年，作为保健会诊专家。

董：您再次回到协和后又开展了哪些工作？

周：回到协和以后，我当主任那几年，把查房、疑难病例讨论会这些过去的制度恢复了，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再就是希望培养一些干部，完成一些在北京医院因为病人少搞不上去的题目，比方关于皮肤淋巴瘤的一些问题。

▲协和皮肤科在进行病例讨论，前排右二为周光霁

再就是皮肤科好多重的病，比方结缔组织病，现在认为是免疫病了，那一类的病我们科一直比较重视，诊断、治疗也有一些经验。拿皮肌炎来讲，皮肤科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因为皮肌炎就是皮肤和肌肉的症状，可是一些病人就是皮肤症状，肌肉没有症状，我看到有一个病人12年了没有肌肉症状，我们怀疑之后，最后又从肌酶谱上诊断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协和皮肤科里所谓痒疹和湿疹是最常见的病，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就想把科里年轻人组织起来，分门别类地把这类病的病因进一步探讨，能提高业务，促进学科进步，也给科里培养点干部。后来我选了一个人叫王柠，她到日本最好的一个医学院学习，结果因为心脏病去世了。我心里为这个事也不太好受，至少我是鼓励她去的，想让她在那里学多一点，能够回来把皮炎湿疹搞起来。

谈到论文，我总结了天疱疮的问题，当时整个皮肤学界很推崇美国Lever推行的超大剂量激素治疗严重的进行性寻常型天疱疮，可治疗过程中激素反应的死亡率高达12%，而我国的天疱疮不是那么严重，我觉得用高剂量不合适。我国主要是轻型的红斑型天疱疮，天疱疮病人的基本问题是表皮细胞的离解，我认为天疱疮是个全层离解，离解的深度是判断病情轻重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能完全机械地说红斑型天疱疮就是表皮的两三层离解，从这点出发，我就通过做了病理的病人总结对离解的看法、对病情轻重的判断以及治疗的运用。结论是我国天疱疮的激素治疗剂量以每日40~80mg为宜，不宜超过100mg。

董：您有没有参加医疗队或者支边的经历？

周：我1964年参加了医科院的医疗队，主要是为原子弹试验。因为罗布泊试验在敦煌西边，怕下风向受到影响，所以在每次试验以前，周总理就要派医疗队到河西走廊，我们去了好几次，我去了一年。这一年不单是在敦煌，我还到了当金山一带，那已经是荒漠区了，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待了三个月。医疗队的日常工作就在农村里看病，住到卫生院，每天早上吃完饭就下生产队，挨家挨户访问，在外面吃一顿饭，晚上回来；另外就是培养赤脚医生，给他们上课。我在酒泉还会诊了第二例Wegener's肉芽肿。

中央派的医疗队去了很多人，不单是我们医院，还有北京医院，朱预[18]是整个医疗队的队长。我那老伴常世琴，原来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她下来检查的时候知道我在敦煌，来见到我，我才知道她也在那儿，就是为这原子弹试验去的。去之前她也不讲，她在苏联专门学放射病，后来联想起来，每年空爆的时候她都去了，不过就那次现场碰到了。

另外我也去了好多地方，为了研究心拟脂抗原收集标本，到内蒙古待了两三个月。

▲周光霁参加抗洪救灾义诊

从医感悟：一切来自病人，一切为了病人

董：您怎么看待临床和科研之间的关系？

周：我觉得临床的研究，主要从临床中间来。看病是我们主要的实践，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是从临床中间来的，而解决的办法、研究的结果也要应用到临床，所以我觉得临床研究工作，临床是关键，多看病是最主要的，要从病人中间来。假如做实验工作，那实践的实验室方法是从实验室中来，当然文献也是从实践当中来的，所以一些研究工作创新，都要从实践中间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行研究，然后再回到实践，我觉得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我是相当注重临床的。而协和也主要就是重视临床，所以我在改革开放后到协和来，就把原来有用的制度建立起来。

▲皮肤科查房，左起：周光霁、袁兆庄、王家璧、张保如、王洪琛、俞宝田、李世泰、苑勰

董：您在工作中肯定会跟其他科室联系，您怎么看待多个学科间的合作？

周：皮肤科差不多和每科都有关系，因为人体是一个整体，皮肤科的各种病因，感染、肿瘤等，哪一科的其他病也不外乎这几种病因，皮肤还有一个优点，是一个最好的研究部位，容易观察，所以皮肤科的疾病，其他科也有相应的病，多科协作是必然的。

我们和基础组的关系也比较好，比方病理科，皮肤的病理不好诊断，多半都是炎症，需要结合临床，我们有问题也经常请教他们，所以和病理科的协作就比较强。现在已经到分子生物学水平了，研究工作从粗到细，才可以再归纳，只有了解细节之后，才能够认识全貌，所以实验室工作还是需要好好搞。医院搞一个大的综合实验室，作为一个协作的平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临床有问题可以找他们，互相协作。

董：在您看来，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协和人？

周：过去我们一来，协和最常见的话就是“协和标准”，就是说每件事都有个规定，必须要做好，比较严谨。过去检查卫生是戴白手套来查，从哪个门出入都有规矩，什么级别穿什么衣服都很严格，吃了蒜就别上班，这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标准。

我觉得在协和，第一个，要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第二个，必须要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现在协和的水平，在全国来说并不是唯我独尊，假若不警惕的话，就慢慢要落下来。首先我们选拔的干部，不能是为了名和利，而是对病人要当成自己家人那样考虑，确实真心为病人服务，而且得确实有真才实学，这才能维持协和的发展，达到协和人真正要达到的那个标准。

▲2021年3月，周光霁在家中

董：您对协和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期待和寄语？

周：我当然希望协和很好发展下去，协和的基础是不错的，在今天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协和完全有可能发展得很好，前途无量，但是要把握住，不要靠吃老本儿，不要躺到过去的名声上。今后，生命科学、医学肯定要大发展，协和就要趁此机会，沿着那个基础赶上。现在协和的皮肤科，培养人才是最紧要的，要有这样的人，专心干好这行，而且各方面有一定的条件，这种人能够培养起来的话，对科室的发展有益。

注释

[1] 周建侯（1886—1973年），四川广安人，农业化学家、教育家，我国农业化学学科的先驱。

[2] 徐诵明（1890—1991年），浙江新昌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先驱及病理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北平大学校长、同济大学校长、沈阳医学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等职。

[3]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政官员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财产，他们疯狂掠夺人民财富，中饱私囊。

[4]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驻华美军强暴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美军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公愤，北平学生率先举行了反美示威游行，随即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5] 两条战线分别是指战场上的军事作战（第一条战线）和在国统区领导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第二条战线）。

[6] 1947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意在扼杀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自治会规则》，中共国立大学区委和同济总支提出“争民主、反迫害”的口号予以坚决反击。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罢课，并决定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国民党军警奉令镇压，造成69名同学受伤、上百人被捕的“一·二九”事件。

[7] 乔石（1924—2015年），浙江定海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曾任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组织指挥了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8] 毕增祺，1925年出生于北京，著名肾内科专家，我国肾脏病学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主任。

[9] 张之强（1915—2005 年），河南孟县人，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10] 1951年11月30日至1952年秋在中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11] 李洪迥（1908—1993年），上海人，著名皮肤病学家，我国皮肤性病学奠基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主任。

[12] 蒋汉澄（1900—1989 年），江苏苏州人，我国医学摄影创始人，1936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医学照相绘图室。

[13] 傅瑞思（Chester N. Frazier），中国现代皮肤病学先驱，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首位主任，在协和任职19年（1922—1941年），回美国后任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皮肤科主任。

[14] 胡传揆（1901—1986年），湖北江陵人，著名医学教育家、皮肤性病学家。1927—1941年在协和皮肤科工作，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等职。

[15] 这是新中国确诊的第一例Wegener's肉芽肿。

[16] 1954年创建于北京，原名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1957年合并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1984年迁南京现址，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从事皮肤病基础、临床、防治研究的国家级专业机构。

[17] 吴蔚然（1920—2016 年），江苏常州人，著名外科学家，曾任北京医院荣誉院长。

[18] 朱预（1927—2013 年），江苏苏州人，著名外科学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监制：吴沛新

主编：陈明雁

整理：王   晶

摄影：王鹏飞

摄像：刘玉拴

视频：李苑菁

编辑：董   琳 李苑菁

本文内容节选自周光霁教授3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周光霁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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