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仙丰碑（第19期）| 严棠：令人敬仰的内分泌学科奠基人

南岭苍苍，珠江泱泱，百年老院，似水流长。

编者按

我院作为中国首家西医医院，自1835年创建后，几经变迁，数度易名，风雨兼程，凝聚几代心血，终攀医学高峰。上世纪中叶，一批批医学泰斗投身我院。他们扎根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面对着种种沉疴宿疾，决心要“除百姓之疫病，创医术之辉煌”。他们以岁月为笔，以热血为墨，书写着大医精诚的精神。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他们信念如磐，大爱仁心，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医教研事业，铸就了一座座巍峨的时代丰碑。

严棠简介

严棠（1921-1999），我院内分泌科教授，曾担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科主任、医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历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名誉委员、《中国医学文摘》(英文版)总审、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编委、中国糖尿病杂志副主编、广东省糖尿病防治研究中心顾问等。参加了卫生部《内科学》1、2、3版编写。严棠教授是我省内科内分泌专科的奠基人之一，在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病因、发病机理及防治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山大学医科和我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严棠教授离开已逾二十载，然而，当已经成为专家、教授的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追忆严棠教授时，那些与恩师相处的细节点滴重新又生动起来。让我们追踪那些岁月的故事，一起回忆这位细致严谨、正大光明的医者、先师。

由北至南，岁月沉浮

严棠原籍浙江杭州，1921年12月20日出生于北京。其父严治，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是京汉铁路局工程师。三岁时，父亲去世，严棠及其兄弟姐妹六人由母亲朱渊一人抚养。严母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院，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位坚韧的女性给严家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严棠二姑公陈叔通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他的倡导下，各家亲戚捐款设立了家庭基金，由大伯操作，接济六兄妹的学习和生活。在家族的支持下，他和其他兄弟姐妹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1941年，严棠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同年考入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转学到上海圣约瀚大学、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及华西联合大学医学院。1947年，严棠从华西联合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 

这段坎坷却又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已随着严棠的逝世而无从得知，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这段辗转求学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严棠教授（后排左一）参加学院赴新疆讲学团

1948年，严棠来到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内科工作，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合并后，他来到了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并于1957年创建了内分泌专科。在当时国内大部分的医学院都只有大内科的背景下，这一举措使二院的内科成为了先驱者，并奠定了内分泌专科的基础。

1978年，医学院恢复招收研究生，严棠成为了硕士生导师，同年，医院内分泌生化实验室建立。这个实验室对内分泌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1年，严棠发表的广州地区糖尿调查论文

80年代初，我国组织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严棠主持了广州地区的糖尿病普查工作，首次为我国华南地区糖尿病患病率提供了较完整的统计学数据，为糖尿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1984年，我院建立了卫生部中山医科大学内分泌研究室，开始进行以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及防治为主要方向的研究。

1983年，严棠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1985年中山医学院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1990年，严棠成为校务委员之一。他与傅祖植、程桦教授共同带领的内分泌内科一直居国内先进行列，为国家首批博士点。在这基础上，我院内分泌科于1996年成立了“广东省糖尿病防治研究中心”和广东省第一个糖尿病教育中心。

严谨细致，言传身教

在学生们的回忆中，严棠是一位不怒自威的“严师”。他的第一届研究生，如今已是中山大学资深名医、内分泌专家的程桦教授在回忆他时说到：“他很威严，大家在他面前都不敢偷懒，该做什么做什么。但他并不苛求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工作、学习，就达到他的要求了。”现任内分泌科主任严励教授提到，“虽然他从来没有发过火，但要是说你一句‘糊涂！’，你心里便知‘完蛋了，要努力了’”。

1985年内分泌内科合照（前排左二严棠教授）

学生们的敬畏更多来源于他的认真细致，以及追求卓越的精神。每次专科查房他都会提前到床前仔细地询问病人的病史，亲自体检。当时病人的信息会写在黑板上，他在查房时随时询问住院医生相关情况。他非常敏锐，经常发现临床诊断、处理中的关键问题，譬如他会先看化验单相关的信息，没有问题再分析化验结果。这种“考验”使得大家都很紧张，却也总是使人收获颇丰。

严棠观察病情很仔细，且总是亲力亲为。观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病人尿量很重要，他就搬个凳子，守在病人床边，看尿液排出情况，以此来分析病情。学生们看到一个成名的大教授尚且如此，内心无不震动。

严棠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日常的各种小事中。当时没有电脑，幻灯片全部都是严棠自己亲手用黑墨水笔在一种半透明的纸上面一张张画出来的。“我还没有看过有谁的幻灯片比严棠的更漂亮、更细致。严棠自己做事那么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我们在他身边自然受到熏陶，自觉、认真地工作。”程桦谈起这些细节总是深有感触。她也曾多次强调严棠身上的浩然正气，“他为人正派，不说大话，不介意别人的奉承或议论，你在路上遇见他不主动和他打招呼他也都不会在意。”“当时博济楼后座四楼的办公室很少锁门，抽屉也从不上锁，无关的人不敢随便到我们那里来。”他很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学生们总能看到他在医院图书馆看书的身影。这位温而厉的“严师”始终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方式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医学院的学生们。

除了严肃认真、为人刚正，学生们谈起严棠又总会深情地谈起他对学生的教导和爱护。我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李焱教授回忆起自己撰写博士论文之时，深为英文摘要困扰。严棠得知便挤出时间，逐字逐句帮他修改。

早期内分泌内科职员合影

严励教授则提到自己永远铭记1983年刚来医院时，严棠对她说的话：“一定要打好基础，医生最重要的是实习和刚工作的前几年的工作积累。这个时候最有热情，最应该踏踏实实工作。”她还提到，自己是科研型的研究生，当时做的课题却偏临床，她一开始感到很吃力。严棠便亲自带她去联系相关学科的老师进行指导。刘顺莲技术员回忆道，在80年代糖尿病普查工作进行过程中，严棠曾手把手教她如何规范使用吸管和控制试剂量。她每次在实验室呆到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严棠则会过来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不错”。而严棠自己每天早上七点便已到实验室，比年轻医生还勤奋。敏于事而慎于言、事必躬亲，这是严棠留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

退休以后，严棠依然常常回到医院科室指导学生。内分泌科副主任徐明彤教授提到，1991年她刚来医院的时候，所在的是大内科，严棠非常关心科室的各个研究方向。当时她所研究的课题尚属前沿，自己开题的时候也非常紧张，而严棠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指导。

现任肾上腺亚专科主任张少玲教授谈到自己当时进行1型糖尿病的遗传学研究，开题的时候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查得很齐全了，而严棠指出有两篇文章不在报告中，并亲自去图书馆帮她查找到了这两篇论文。严棠不仅非常关心每个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自己也总是会去查阅相关的文献。这种严谨治学、言传身教的精神一直鞭策着内分泌科医生的成长。

尽管严棠不善言辞，但始终给人以温文尔雅而不是呆板顽固的印象。“他平常很少讲废话，与病人沟通也是言简意赅，但大家常常会因为他的幽默开怀大笑，并不觉得他话少就是冷漠。”李焱教授还谈起一桩趣事。有一次他与严棠在杭州机场候机时，他邀请当时还是年轻医师的李焱品尝咖啡。“当时我都紧张死了，面对那样一位大教授，又不知道这苦苦的是什么东西”。严棠则轻松地与他谈起自己年轻时行医的往事。“他始终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老人家品味高雅，爱看书，爱喝茶喝咖啡，爱听古典音乐，也嗜烟；有着恬淡闲适的生活态度，对名利之事看得极为淡薄。”李焱教授认为严棠的人生态度对他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一个严谨细致的医务工作者，也是一个具有高雅生活趣味的人。

宽宏大度，医者仁心

对待学术要求严格的严棠待人却宽厚有加。文化大革命期间，严棠也受到了冲击，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文革结束后，严棠得到了平反。当时一位曾刁难过他的“造反派”来到医院工作，很担心彼时已成为副院长的严棠会由此报复。而严棠不仅没有报复他，反而对他优待有加。“他当时年轻，年轻就会犯错。”这种风度每每令人赞叹。在工作中，每当遇到不同意见，他也总能虚心听取别人的建议，每次病例讨论后便会立即复核相关内容。

严棠对待病人更体现出了一个医者的仁心仁术。他经常跟学生说，不要给病人增加负担、仔细考虑这个检查有没有必要做、能不能想办法为病人减少费用等等。他从不在意自己的头衔，而始终将病人、研究放在第一位。

终其一生，严棠身上始终体现着中国传统贤者“恭宽信敏惠”的操行。这种君子之风也深刻地影响了内分泌科的风气。程桦教授提到陈玉驹教授、傅祖植教授、钟光恕教授等无一不受到严棠的深刻影响。整个内分泌科亲善和睦、没有派系之争，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地争论问题却绝不会背后论人长短。 

严棠一生获得无数的荣誉和头衔，然而在学生、同事眼中，他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学人、医者、先师。在辉煌的一生中，真正闪光的不是外在的荣誉，而是品格的光辉。

东风桃李、巨木成林，严棠的学生们都已成为内分泌学界中流砥柱。如今的内分泌科历经几代医务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已发展成为具有国内一流学术水平、华南地区领先、在内分泌学界享有盛誉的医学专科。这些成就离不开严棠这样的先驱者，他以其学识品行、人生态度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文案：李凌莉   责编：张阳、黄睿、刘文琴   初审：林伟吟   审核：欧阳霞   审核发布：古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