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1990—2019年乳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呈逐年上升趋势,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是乳腺癌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提示应进一步加强≥40岁年龄段女性的乳腺癌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提升诊断技术和治疗水平,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本文来源:刘雪薇,王媛,韦丹梅,等. 1990—2019 年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及死亡趋势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23,26(1):34-41.
本研究显示
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风险和死亡风险呈逐年上升趋势:
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粗发病率从14.14/10万升至52.81/10万,粗死亡率从7.22/10万升至13.40/10万。乳腺癌年龄标化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1990年为17.07/10万,2019年为35.61/10万),年龄标化死亡率呈平稳略减趋势(1990年为9.16/10万,2019年为8.98/10万),详见表1。
65~69岁女性的乳腺癌发病风险最高:
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年龄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净漂移值为2.58%〔95%CI(2.34%,2.83%)〕,局部漂移值在65~69岁年龄段达到最高,为3.46%〔95%CI(3.11%,3.80%)〕,见图1。
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占主导地位:
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效应中乳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见图2~3;以2000—2004年为参考时期,发病风险的时期效应总体呈上升趋势(RR值为0.79~1.47),死亡风险的时期效应总体呈下降趋势(RR值为1.08~0.90),见图4;以1955—1959年为对照组,乳腺癌发病风险的队列效应总体上有所升高(RR值为0.27~2.48),乳腺癌死亡风险的队列效应呈先增(RR值为0.78~1.06)后降趋势(RR值为1.06~0.44),见图5。
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不断增加的原因可能为:
(1)饮食结构的转变,研究表明我国从植物膳食模式向高脂肪、高蛋白饮食模式(西方膳食模式)的过渡使得乳腺癌患病风险增加了14%;
(2)生活方式的变化,大量摄入高热量食物、缺乏体育锻炼、饮酒、吸烟、熬夜等不良生活方式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3)精神压力的增加,新时代女性背负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由此给女性带来的精神压力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
(4)近年来女性初潮年龄的提前和首次分娩年龄的延后已被证实可使乳腺癌患病风险有所增加;
(5)晚婚晚育、外源激素摄入、绝经后女性体内激素水平失调也会加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
同时,另有大量研究证明乳腺癌发病率呈增加趋势。不同国家之间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明显差异,发达国家乳腺癌发病率高,而发展中国家的乳腺癌死亡率高。
本研究发现65~69岁女性的乳腺癌发病风险最高,原因可能为:
该年龄段女性的乳腺良性疾病比例和雌激素使用比例相较其他年龄段更高
本研究发现乳腺癌死亡风险的队列效应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原因可能为:
1910—1954年女性乳腺癌死亡风险呈上升趋势,胎儿起源学说可对此种现象进行解释。1910—1954年我国处于社会动荡时期,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导致该阶段出生的女性乳腺癌死亡风险高于其他年龄段。1955年之后出生越晚的女性乳腺癌死亡风险越小,这可能与社会安稳、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乳腺癌治愈率和好转率提高等有关。
小结
中国女性1990—2019年乳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呈逐年上升趋势,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是乳腺癌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提示应进一步加强≥40岁年龄段女性的乳腺癌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提升诊断技术和治疗水平,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本研究还存在的局限性及其处理方式包括:
(1)APC模型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变量存在完全共线性,本研究所用的网页模型已通过内生因子法(intrinsic estimator,IE)解决共线性问题;
(2)APC模型出生队列计算后具有重叠现象,本研究通过取各个出生队列的中间值加以避免;
(3)该数据库未提供乳腺癌的城乡数据,因而无法深入分析城乡间乳腺癌的流行趋势差异,未来还会继续关注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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