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恶性肿瘤学科发展报告（2021）》——血液病转化医学研究进展篇

概述

血液系统疾病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改善血液病患者预后及生存质量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目标的关键。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随着前沿生物技术的革新优化，我国血液病转化领域发布了多项重磅成果，取得了重大进展。精准诊断和靶向免疫治疗方式等诊疗策略日新月异，多种治疗方案持续探索和优化，极大改善了血液病患者的生存。本文就2021年度血液病转化研究的学科进展做一概览。   

1.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疗关键技术成果转化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一组起源于造血系统中髓系原始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 靶向治疗及低强度治疗的发展增加了患者的治疗选择，随着研究的深入，靶向药物治疗耐药、治疗毒性、缺乏有效靶点等问题亦逐渐显现，为AML治疗带来了新的挑战。

目前靶向治疗药物主要包括BCL-2抑制剂、FLT3抑制剂、IDH1/2抑制剂、XPO-1抑制剂、PI3K抑制剂、EZH2抑制剂等[1]。更好地开发新的药物是靶向治疗重要的研究方向。

有研究显示小鼠和人类AML原始细胞亚群表达高水平的PD-1，其通过激活MAPK/ERK 信号通路介导疾病的发生和生长。PD-1阻断抗体逆转了这些活性，并可能有助于抗 PD-1治疗在AML中的临床疗效[2]。

此外，有研究表明CPT1a（脂肪酸氧化的一种限速酶）的过表达可预测AML的不良临床结果，CPT1a选择性抑制剂ST1326联合Bcl-2抑制剂ABT199对AML显示出强烈的协同抑制作用[3]。 

近年来，测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我们对AML基因突变谱有了更全面更深层次的认识。有研究通过测序确定了308个circRNA作为总体存活率的独立候选预测因子。Hsa_circ_0075451表达被验证为独立预测因子，它导致AML的不良预后并为其提供新的治疗靶点[4]。

有研究发现MAP4K1不仅调节HHT抗性，而且独立预测AML预后。体外研究表明MAP4K1通过MAPK和DNA损伤/修复途径调节细胞周期，了解MAP4K1的调控机制揭示了耐药性和难治性AML的新治疗策略[5]。

一项多中心Ib期试验发现，与阿扎胞苷单药治疗的IDH1突变患者相比，使用IDH1抑制剂与阿扎胞苷联合治疗的患者，总有效率为78.3%（18/23例，95%CI为56.3%~92.5%），完全缓解率为60.9%（14/23例，95%CI为38.5%~80.3%），12个月生存率为82.0%（95%可信区间为58.8%~92.8%）。

二者联合应用治疗AML实现了更高的缓解率、更长的总体生存和更长的无事件生存[6]。这项新进展为不适合强化疗的老年IDH1突变AML患者带来新选择。测序技术带来的研究成果已逐步丰富及改变了目前AML的临床治疗方案。

2.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转化相关进展

通过全基因组CRISPR/Cas9筛选，确定了线粒体活性是ALL的帕比司他抗性的驱动因素。机制上，异位SIRT1表达激活线粒体活性，并通过激活线粒体相关的细胞凋亡途径使ALL对帕比司他敏感。SIRT1与不同肿瘤类型的帕比司他敏感性显著相关，因此可能是癌症中帕比司他反应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数据表明，癌细胞中SIRT1表达较高的患者可能会受益于帕比司他治疗，实施SIRT1或线粒体激活剂联合治疗可克服帕比司他耐药性[7]。有研究发现JAK/STA和PHF6突变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比其他患者短，这表明PHF6在白血病进展中的潜在作用。

Phf6缺乏可通过抑制与JAK3/STAT5信号通路无关的Bai1-Mdm2-P53信号通路，促进JAK3M511I诱导的小鼠T-ALL进程[8]。携带T315I突变的复发性Ph+ ALL患者接受维奈托克、波纳替尼和地塞米松（VPD）治疗的临床结果显示，VPD方案为T315I/复合突变复发难治性Ph+ ALL在完全口服和无化疗模式下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9]。 

研究表明CDKN2A缺失的成年T-ALL患者预后较差，这些患者可能受益于强化化疗或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10]。此外，JAK3抑制剂（托法替尼）和MDM2抑制剂（idasanutlin）的联合治疗可降低体内Phf6 KO和JAK3M511I白血病负担。

研究表明JAK3和MDM2抑制剂联合治疗可能会使PHF6和JAK3突变 T-ALL患者获益[11]。 

ALL目前已进入精准诊断/预后分层个体化治疗和微小残留病（MRD）指导下的“精准”医学时代。通过各种遗传学标记能够对患者进行分层，指导治疗方案的选择。

MRD检测是ALL治疗的关键，国内一项关于儿童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ALL）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绘制了儿童B-ALL MRD的单细胞图谱，发现低氧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是儿童B-ALL MRD细胞的重要特征[12]。

低氧信号通路是儿童复发难治B-ALL治疗的潜在治疗靶点。

3.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进展

口服靶向治疗已经推进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的治疗。一项非随机II期试验结果显示，伊布替尼和维奈托克联合治疗后有56%患者在12个周期时达到骨髓U-MRD缓解，66%患者在24个周期时达到骨髓U-MRD缓解。

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93%，3年总生存率为96%[13]。一项正在进行的III期随机临床研究，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6个周期的伊布替尼和12个周期的维奈托克（Ven-Obi）或12个周期的苯丁酸氮芥（Clb-Obi）。

MRD分析表明，Ven-Obi后MRD的出现明显慢于Clb-Obi后，MRD减少更有效。在52个月的中位随访中，Ven-Obi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检测不到的MRD率仍然较高。12个周期的Ven-Obi对所有临床相关风险组的一线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具有持续的长期益处[14]。

固定疗程的伊布替尼和维奈托克方案可为初治CLL患者带来较好的临床获益，其治疗前景值得关注。 国内一项研究发现幼淋巴细胞百分比在CLL患者中具有一定的预后意义[15]，不同B2MG、Rai分期、LDH、CD38表达、TK1、IGHV突变状态和TP53状态的CLL患者幼淋巴细胞百分比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X-tile分析显示幼淋巴细胞百分比的最佳截止值为1%。并且幼淋巴细胞百分比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两组之间在TTFT（P<0.001）和OS（P=0.005）方面均显示出明显的生存差异。针对化疗耐药，研究发现核仁和纺锤体相关蛋白1（NUSAP1）通过DNA损伤修复信号增强CLL细胞中RAD51的机制。

因此，NUSAP1有望成为治疗化疗耐药性的CLL的潜在靶点[16]。

4.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新药进展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是一种侵袭性B细胞肿瘤，也是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 NHL）最常见的组织学亚型。

利妥昔单抗联合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和强的松（R-CHOP）可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是被广泛认可的一线标准方案，但对30%-40%的难治性或复发性DLBCL患者无效或复发。 

DLBCL的治疗模式是以内科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包括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应综合考虑患者年龄、临床分期、病理类型、分子遗传学特征等来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近年来，随着治疗方案的不断优化以及新药研发，也为DLBCL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一项I/II期研究结果表明地西他滨联合标准免疫化疗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和强的松（DR-CHOP）有希望的疗效和良好的耐受性[17]。

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接受改良Berlin-Frankfurt-Münster-90（NHL-BFM-90）方案治疗的DLBCL儿科患者的生存结果与青少年患者没有显著差异。早期疾病患者的OS和EFS率均为100%，而接受改良NHL-BFM-90方案治疗的晚期组患者EFS率更高（P < 0.05）。

一项多中心、单臂 、II期临床研究表明Zanubrutinib在非生发中心B细胞样DLBCL中表现出适度的抗肿瘤活性[18]，并且Zanubrutinib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可控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被证明[19]。各项基于真实世界的研究结果为DLBCL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研究表明表观遗传在DLBCL的肿瘤进展中起重要作用。研究中对DLBCL患者进行了基因组分析，探究了肿瘤微环境中CREBBP/EP300突变对TAM极化的潜在机制。

研究发现CREBBP/EP300突变导致DLBCL的肿瘤进展和异常的肿瘤微环境，抑制H3K27乙酰化并激活NOTCH信号通路，与降低的外周血绝对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率以及较差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显著相关[20]。

国内也有研究表明，SOX9可以通过DHCR24和胆固醇生物合成途径驱动DLBCL发生。这种SOX9-DHCR24-胆固醇生物合成轴可作为DLBCL的新治疗靶点[21]。有研究表明糖蛋白PTGDS通过MYH9介导的Wnt-β-catenin-STAT3信号调节促进DLBCL的肿瘤发生，并强调了AT56作为DLBCL治疗的新治疗策略的潜在作用[22]。

5.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进展

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种淋巴系统恶性增殖性肿瘤，是一种高度可治愈的疾病。目前复发难治HL的首选治疗方案为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对经典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益处仅限于在大剂量治疗后早期复发的非常年轻的患者，以及对检查点抑制剂有反应的ASCT或化疗耐药患者。

近年来维布妥昔单抗、PD-1单抗、CAR-T免疫疗法等新药、新疗法的在治疗复发难治性HL的研究取得进展[23]。

一项II期研究显示培溴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长春瑞滨和脂质体阿霉素（Pbro-GVD）的二线治疗方案是一种高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方案，95%的患者实现了CR（仅在两个周期后达到92%），并且可以有效地将复发难治性经典HL患者桥接到HDT/AHCT。

但是疾病缓解的持久性仍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来确定[24]。国内一项多中心、II期临床试验不仅显示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在复发或难治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r/r cHL）患者中显示出有效的抗肿瘤活性、良好的耐受性[25]。这提示卡瑞利珠单抗单药疗法能继续为复发难治性经典HL患者提供强大而持久的反应、长生存期和可控的安全性。

6.滤泡淋巴瘤踏入精准治疗门槛

滤泡性淋巴瘤（Follicular Lymphoma, FL）是常见的惰性B细胞淋巴增生性疾病，30%-40％的滤泡性淋巴瘤会转化为侵袭性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约21%的滤泡性淋巴瘤会转化为预后更差的双打击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

FL的治疗正趋向个性化方法，实现精准治疗。Luminari等人报道了FOLL12研究的长期结果，该研究探索了FL一线诱导后反应适应性维持治疗对比利妥昔单抗标准维持治疗对于进展期FL患者的疗效。

FOLL12研究是一项多中心的研究，包括了既往未经治疗的II期或更高级别的肿瘤负荷高的FL患者。研究不仅提出推荐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更重要的是表明一种适应反应的治疗方法在多中心环境下是可行的，并且确定了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治疗不同风险群体的精准治疗方式的可行性。

FOLL12研究是建立在未来临床试验设计上的一种有效模型[26]。 继利妥昔单抗之后，抗CD20单抗的奥托珠单抗为FL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相比于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方案，奥妥珠单抗联合化疗使初治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的进展、复发和死亡风险下降了34％。经长期随访奥妥珠单抗联合化疗的疗效均优于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且两种方案在安全性方面无显著差异[27]。

7. T细胞淋巴瘤病因与预后研究

国内NK/T淋巴瘤研究取得突破性创新，发现2个致病因子：2q12.1上的 IL18RAP和6p21.3上的HLA-DRB1；建立BAFF及microRNA相关基因SNPs预测T细胞淋巴瘤预后新技术，率先将BAFF及microRNA相关基因SNPs引入TCL预后评估[28]。

一项多中心、单臂、II期临床试验证明Sintilimab治疗复发/难治性结外NK/T细胞淋巴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1名患者（75.0%，95% CI：55.1-89.3%）达到客观缓解。中位随访时间为30.4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未达到。24个月OS率为78.6%（95% CI，58.4-89.8%）[29]。

8.套细胞淋巴瘤转化相关进展

国内两项研究数据显示Zanubrutinib对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患者有效，并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这两项研究BGB-3111-AU-003和BGB-3111-206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24.7和24.9个月。总缓解率（ORR）和完全缓解（CR）率分别为84.8%和62.5%，中位缓解持续时间、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分别为24.9、25.8和38.2个月[30]。

通过对套细胞淋巴瘤患者样本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确定MCL的遗传亚群的基因表达特征以及与临床结果的关联，为设计侵袭性MCL的精确疗法奠定了基础[31]。

9.多发性骨髓瘤的新药与免疫治疗取得进展

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无法治愈的克隆性浆细胞疾病，约占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10％，MM目前仍无法治愈。基于真实世界研究的广泛开展和新药的持续研发，MM领域迎来了许多新进展。

继FDA批准的首个治疗复发难治性MM的抗CD38单抗Daratumumab（Dara）以来，FDA于2020年批准了第二种抗CD38单抗——isatuximab与泊马度胺和地塞米松的联合方案，并于2021年批准与卡非佐米和地塞米松联合治疗R/RMM。

第三种获批用于MM的单抗是elotuzumab[32]。BCMA在浆细胞上的特异性和一致表达使该抗原成为基于T细胞的免疫疗法的理想靶蛋白，针对BCMA靶点的新药、新疗法包括CAR-T免疫疗法、抗体药物偶联物、双特异性抗体等。

一项I期临床试验研究显示双特异性抗体BM38 CAR-T治疗复发难治性MM是可行、安全、有效的[33]。 2021年MM领域新药的进展也有可能对临床实践带来改变。

有研究发现，剪接因子SRSF1调控的异常选择性剪接通过减少正常亚型和增加致癌亚型促进了骨髓瘤的进展。此外，SRSF1及其关键剪接靶点可作为MM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因此，SRSF1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治疗靶点和MM的潜在预后生物标志物[34]。白藜芦醇是一种从葡萄、浆果或其他水果的皮中提取的天然化合物，已被证明通过促进细胞凋亡和抑制细胞活力对MM具有抗肿瘤作用。白藜芦醇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发挥抗MM作用，可作为临床MM的新治疗策略[35]。

一项研究阐明了骨髓脂肪细胞在 MM 发病机制中的关键作用，MM患者体内骨髓脂肪细胞升高，并且通过调节FABP4功能重塑了骨髓微环境中的代谢和免疫。

FABP4增强了骨髓瘤细胞的能量和脂质代谢，将骨髓微环境调控为促肿瘤环境，从而促进了骨髓瘤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为FABP4选择性抑制剂BMS309403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特别是肥胖MM患者提供了治疗潜力[36]。 

目前对MM的肿瘤内异质性和克隆进化的研究仍处于整体水平层面，单细胞水平的研究较少。在2021年第18界国际骨髓瘤研讨会上，我国阎禹廷团队的研究阐明了MM在单细胞水平研究关键细胞遗传学异常的克隆发育树和演变模式。

通过在单细胞水平上进行多基因定量荧光原位杂交检测（QM-FISH），绘制每例患者的亚克隆的系统发育树，并评估患者复发进展时的克隆演变模式。

75.4%（43/57）的MM患者在初诊时就存在3-4个亚克隆，MM复发进展可分为四种克隆演变模式，克隆稳定型患者的总生存和复发后生存时间均显著优于其他三个模式的患者（稳定型、分化型、分支型和线性型的中位OS分别为71.2、39.7、35.2 和25.5个月，p=0.001）。

MM复发后出现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与较短的复发后生存相关，对复发后生存时间的预测，复发后的高危遗传学异常比初诊时更具预测意义（HR=2.07 vs.1.55）[37]。这项研究强调了MM复发进展后重复进行细胞遗传学评估的重要性。

10.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转化相关进展

有研究表明MiR-126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的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HSPC）维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靶向miR-126的治疗是MDS中一种潜在的新方法。

MDS患者和NHD13小鼠的骨髓单个核细胞中miR-126水平高于其各自的正常对照（P < 0.001）。NHD13小鼠中miR-126的遗传缺失降低了MDS HSPCs的静止和自我更新能力，并减轻了NHD13小鼠的MDS症状。

离体暴露于miristen（抗 miR-126寡脱氧核苷酸）增加了人类 MDS HSPCs的细胞周期，降低了集落形成能力，并增强了细胞凋亡，但保留了正常人类 HSPCs。体内miristen给药部分逆转了NHD13小鼠的全血细胞减少并阻断了白血病转化（联合组与DAC组，P < 0.0001）。

非编码RNA PTTG3P被证实为新的miR-126靶标，较低的PTTG3P水平与MDS患者较短的总生存期相关[38]。有研究确定了四个突变基因——TP53、DNMT3A、FAT1和IL-7R突变，与正常核型的MDS患者的较短生存期相关，而在异常核型组中仅发现TP53突变是不利的，TP53突变被认为是OS的不利因素[39]。

11.CAR-T疗法新时代

2021年国内连续批准了两款CAR-T产品，均适用于复发难治大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是中国的里程碑事件。虽然CAR-T疗法并不能治愈癌症，但可使晚期肿瘤获得缓解，是治疗复发难治或末线肿瘤的治疗手段之一。

国内一项单臂、开放标签、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研究通过对5例难治复发性T-ALL/LBL和3例难治复发性ETP-ALL/LBL接受CD7 CAR-T细胞输注，疗效评估后提示自体CD7 CAR-T是一种有前景的难治复发性T-ALL/LBL免疫疗法， 在治疗难治复发性T-ALL/LBL和ETP-ALL/LBL方面表现出令人鼓舞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40]。

一项研究显示在复发难治性T-ALL患者中，供体来源的CD7 CAR- T细胞表现出有效的扩增，并实现了高完全缓解率和可控的安全性。供体来源的CD7 CAR-T细胞的多中心II期试验正在进行中[41]。 

CD19导向的CART19疗法是有效的，并被批准用于复发/难治性DLBCL。双靶点CAR-T治疗优于既往单靶点治疗，双靶点CAR-T治疗毒副反应较小，神经毒性发生率较低，可提升CAR-T对复发难治性DLBCL患者的治疗效果。

国内一项I/II期研究使用靶向CD19和CD20的CAR-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巴瘤，ORR达78%，中位PFS为27.6个月[42]。除此之外，一项单臂I期临床试验研究了序贯不同B细胞抗原靶向CAR-T细胞疗法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性伯基特淋巴瘤的可行性。

在第一次CD19 CAR-T细胞输注期间，34.8% 的患者发生≥3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21.7%的患者发生神经毒性。在随后的输注过程中，只有少数>2级CRS和神经毒性发生率。所有不良事件都是可逆的。

有CNS受累的患者和没有CNS受累的患者之间神经毒性的严重程度没有显著差异。序贯CAR-T细胞疗法可能会产生持久的反应，并且在小儿复发/难治性Burkitt淋巴瘤中是安全的。

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患者可能会受益于连续的CAR-T细胞治疗[43]。 国内一项研究评估桥接CAR-T疗法与半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了52名在CAR-T治疗后接受haplo-HSCT的复发/难治性费城染色体阴性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从CAR-T治疗到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中位时间为61天。

中位随访24.6个月，1年无事件生存率、总生存率和累积复发率分别为80.1%（95%可信区间，69.0~90.9）、92.3%（95%可信区间，85.0~99.5）和14.1%（95%可信区间，10.7~17.4），2年概率为76.0%（95%可信区间，64.2~87.7）。84.3%（95%CI，74.3~94.3）和19.7%（95%CI，15.3~24.0）。

移植前可测量的残留疾病阳性状态是总体存活率较低的独立因素（危险比：4.201，95%可信区间：1.034-17.063；P=0.045） [44]。这表明haplo-HSCT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策略，可提高CAR-T治疗后的无事件生存率和总生存率。

12.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发展

单倍体相合干细胞移植（Haplo-SCT）是一种替代供体来源，为AML患者提供了一种治疗方法。移植技术的进步，如供体选择、调节方案的修改、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预防等，成功地改善了接受单倍体干细胞移植的AML患者的预后，扩大了AML的单倍体相合移植指征[45]。

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与接受单倍体相合同种异体移植的患者相比，用半相合同种异体移植治疗首次完全缓解（CR1）的高危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可显著降低移植后MRD的累积发生率（18%比42%，P<0.001），增加无复发存活率（63%比43%，P=0.035）。

这些结果表明，在CR1的高危AML患者中，Haplo-SCT比MSDT有更强的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因此，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单核细胞移植应该被推荐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移植后最佳治疗选择之一[46]。

此外，有证据表明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可能受益于移植后的维持治疗，特别是对高危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如去甲基化药物、Flt3抑制剂和异柠檬酸脱氢酶抑制剂等[47]。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探讨了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联合地西他滨预防对HSCT后高危MRD阴性AML患者复发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rhG-CSF与小剂量地西他滨维持联合后，观察到自然杀伤细胞、CD8+ T和调节性T细胞数量增加。rhG-CSF联合allo-HSCT后的小剂量地西他滨维持可以降低复发率，并伴随淋巴细胞亚型数量的变化[48]。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用于治疗血液系统癌症和疾病。allo-HSCT的主要优点是由于供体T细胞对肿瘤产生的移植物抗肿瘤效应而产生的有效抗肿瘤反应。然而，供体免疫细胞攻击基因不同的受体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是发病的重要原因。

其中，严重急性肠道GVHD是早期发病的主要原因。随着微生物群分析尖端技术的快速发展，微生物组在健康和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已被广泛揭示。这些成就开辟了许多研究方向，以修改微生物群成分，以在临床前模型和临床中建立高效的微生物组疗法。已有多种选择性微生物群改变方法来改善GVHD和改善HSCT结果。

早期临床前研究表明，使用抗生素和在无菌条件下移植可显著降低GVHD。然而，也有相互矛盾的临床数据表明接受预防性抗生素的患者预后较差[49]。

参考文献

[1]Newell, L.F. and R.J. Cook, Advance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BMJ, 2021: p. n2026.

[2]Suo, S., et al.,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Intrinsic PD-1 Functions Promoting Leukemia Development By Recruiting SHP2. Blood, 2021. 138(Supplement 1): p. 1173-1173.

[3]Mao, S., et al., Inhibition of CPT1a as a prognostic marker can synergistically enhance the antileukemic activity of ABT199.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1. 19(1).

[4]Wang, J.,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ovel circular RNA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BMC Medicine, 2021. 19(1).

[5]Ling, Q., et al., MAP4K1 functions as a tumor promotor and drug mediator for AML via modulation of DNA damage/repair system and MAPK pathway. EBioMedicine, 2021. 69: p. 103441.

[6]DiNardo, C.D., et al., Mutant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 Inhibitor Ivosidenib in Combination With Azacitidine for Newly Diagno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J Clin Oncol, 2021. 39(1): p. 57-65.

[7]Jiang, C., et al., Genome-wide CRISPR/Cas9 screening identifies determinant of panobinostat sensitivity in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lood Advances, 2022: p. bloodadvances.2021006152.

[8]Yuan, S., et al., PHF6 and JAK3 mutations cooperate to drive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progression. Leukemia, 2022. 36(2): p. 370-382.

[9]Wang, H., et al., Venetoclax-ponatinib for T315I/compound-mutated P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lood Cancer J, 2022. 12(1): p. 20.

[10]Wang, H.P., et al., CDKN2A dele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 outcomes in 101 adults with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 2021. 96(3): p. 312-319.

[11]Yuan, S., et al., PHF6 and JAK3 mutations cooperate to drive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progression. Leukemia, 2022. 36(2): p. 370-382.

[12]Zhang, Y., et al., Elucidating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of paediatric B-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by single-cell analysis. Nature Cell Biology, 2022. 24(2): p. 242-252.

[13]N, J., et al., Ibrutinib Plus Venetoclax for First-line Treatment of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A Nonrandomized Phase 2 Trial. JAMA oncology, 2021. 7(8): p. 1213-1219.

[14]Al-Sawaf, O., et al.,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Dynamics after Venetoclax-Obinutuzumab Treatment: Extended Off-Treatment Follow-up From the Randomized CLL14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1. 39(36): p. 4049-4060.

[15]Xing, L., et 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olymphocyte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Blood, 2021. 138(Supplement 1): p. 4694-4694.

[16]Han, Y., et al., Nucleolar and spindle associated protein 1 enhances chemoresistance through DNA damage repair pathway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by binding with RAD51. Cell Death & Disease, 2021. 12(11): p. 1083.

[17]Huang, Y.H., et al., CREBBP/EP300 mutations promoted tumor progression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through altering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via FBXW7-NOTCH-CCL2/CSF1 axis.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1. 6(1): p. 10.

[18]Yang, H., et al., Zanubrutinib monotherapy for relapsed or refractory non-germinal center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Blood Advances, 2022. 6(6): p. 1629-1636.

[19]Tam, C.S., et al., Pooled safety analysis of zanubrutinib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B-cell malignancies. Blood Advances, 2022. 6(4): p. 1296-1308.

[20]Huang, Y., et al., CREBBP/EP300 mutations promoted tumor progression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through altering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via FBXW7-NOTCH-CCL2/CSF1 axis.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2021. 6(1): p. 10-10.

[21]Shen, Y., et al., Oncogenic role of the SOX9-DHCR24-cholesterol biosynthesis axis in IGH-BCL2+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s. Blood, 2022. 139(1): p. 73-86.

[22]Hu, S., et al., Glycoprotein PTGDS promotes tumorigenesis of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by MYH9-mediated regulation of Wnt-beta-catenin-STAT3 signaling. Cell Death Differ, 2022. 29(3): p. 642-656.

[23]Brice, P., E. de Kerviler and J.W. Friedberg,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The Lancet, 2021. 398(10310): p. 1518-1527.

[24]Moskowitz, A.J., et al., Phase II Trial of Pembrolizumab Plus Gemcitabine, Vinorelbine, and Liposomal Doxorubicin as Second-Line Therapy for Relapsed or Refractory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1. 39(28): p. 3109-3117.

[25]Wu, J., et al., Camrelizumab for relapsed or refractory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Extended follow‐up of the multicenter, single‐arm, Phase 2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2022. 150(6): p. 984-992.

[26]Luminari, S., et al., Response-Adapted Postinduction Strateg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Stage Follicular Lymphoma: The FOLL12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1. 40(7): p. 729-739.

[27]Hiddemann, W., et al., Immunochemotherapy With Obinutuzumab or Rituximab for Previously Untreated Follicular Lymphoma in the GALLIUM Study: Influence of Chemotherapy on Efficacy and Safety.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18. 36(23): p. 2395-2404.

[28]Zhai, K., et al., CytokineBAFF              Gene Vari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T-cell Lymphomas.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2. 18(8): p. 2250-2256.

[29]Tao, R., et al., Sintilimab for relapsed/refractory extranodal NK/T cell lymphoma: a multicenter,  single-arm, phase 2 trial (ORIENT-4).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1. 6(1): p. 365.

[30]Zhou, K., et al., Zanubrutinib monotherapy in relapsed/refractory mantle cell lymphoma: a pooled analysis of two clinical trials. 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2021. 14(1).

[31]Yi, S., et al., Genomic and transcriptomic profiling reveals distinct molecular subsets associated with outcomes in mantle cell lymphoma.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22. 132(3).

[32]Elnair, R.A. and S.A. Holstein, Evolution of Treatment Paradigms in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Drugs, 2021. 81(7): p. 825-840.

[33]Mei, H., et al., A bispecific CAR-T cell therapy targeting BCMA and CD38 in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2021. 14(1).

[34]Li, B. and W. Zhuang, Splicing Factor SRSF1 Promotes Tumorigenesis Via Oncogenic Splice-Switching and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Multiple Myeloma. Blood, 2021. 138(Supplement 1): p. 1133-1133.

[35]Ma, R., et al., Resveratrol induces AMPK and mTOR signaling inhibition-mediated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in multiple myeloma cells. Acta Biochim Biophys Sin (Shanghai), 2021. 53(6): p. 775-783.

[36]Shu, L., et al., Bone Marrow Adipocyte Shapes Metabolism and Immunity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o Promote Multiple Myeloma. Blood, 2021. 138(Supplement 1): p. 892-892.

[37]Yan, Y., et al., Clonal phylogeny and evolution of critical cytogenetic aberrations in multiple myeloma at single-cell level by QM-FISH. Blood Advances, 2022. 6(2): p. 441-451.

[38]Wang, H., et al., Targeting miR‐126 disrupts maintenance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1. 11(10).

[39]Zeng, X., et al., Somatic mutations predict prognosis in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patients with normal karyotypes.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2021. 6(1).

[40]Zhang, M., et al., A Single-Arm, Open-Label, Pilot Trial of Autologous CD7-CAR-T Cells for CD7 Positive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T-Lymphoblastic Leukemia/Lymphoma. Blood, 2021. 138(Supplement 1): p. 3829-3829.

[41]Pan, J., et al., Donor-Derived CD7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 for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First-in-Human, Phase I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1. 39(30): p. 3340-3351.

[42]Wang, C., et al., Anti-PD-1 antibodies as a salvage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who progressed/relapsed after CART19/20 therapy. 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2021. 14(1).

[43]Liu, Y., et al., Sequential different B-cell antigen–targeted CAR T-cell therapy for pediatric refractory/relapsed Burkitt lymphoma. Blood Advances, 2022. 6(3): p. 717-730.

[44]Hu, G., et al., Unmanipulated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an excellent option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 relapsed/refractory Philadelphia chromosome-negative B-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fter CAR-T-cell therapy. Leukemia, 2021. 35(11): p. 3092-3100.

[45]Chang, Y.J., X.Y. Zhao and X.J. Huang, Haploidentic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urrent Therapies,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ive. Front Oncol, 2021. 11: p. 758512.

[46]Yu, S., et al., 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 might have superior graft-versus-leukemia effect than HLA-matched sibling transplantation for high-risk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 first complete remission: a prospective multicentre cohort study. Leukemia, 2020. 34(5): p. 1433-1443.

[47]Xuan, L. and Q. Liu, Maintenance therapy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2021. 14(1).

[48]Gao, L., et al., Effect of rhG-CSF Combined With Decitabine Prophylaxis on Relapse of Patients With High-Risk MRD-Negative AML After HSCT: An Open-Label,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0. 38(36): p. 4249-4259.

[49]Khuat, L.T., M. Dave and W.J. Murphy, The emerging roles of the gut microbiome in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Gut microbes, 2021. 13(1): p. 1966262-1966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