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金 | 肝吸虫病伴Budd-Chiari 综合征1例MDT 讨论

肝吸虫病伴Budd-Chiari综合征1例MDT讨论

李寅, 游科, 王佳国, 刘作金. 肝吸虫病伴Budd-Chiari综合征1例MDT讨论.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22, 29(9): 1174-1180. doi: 10.7507/1007-9424.202206042

摘  要

目的    

通过多学科协作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模式讨论1例肝吸虫病伴Budd-Chiari综合征患者的治疗。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2021年8月收治的1例肝吸虫病伴Budd-Chiari综合征患者的 MDT讨论及疾病诊治过程进行总结。

结果   

该患者因“肝部分切除术后8年余，腹胀1年余”入院。入院前8年患者因右肝巨大占位行右三肝切除术+左肝管-空肠吻合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提示：多灶坏死伴肉芽肿反应，考虑寄生虫性感染。入院前1年患者开始出现腹水，经内科治疗疗效不佳。本次入院后行上腹部CT检查提示下腔静脉肝段狭窄、肝静脉显示不清及大量腹水。经MDT 讨论后决定行直接性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direct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DIPS）联合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出院后随访9个月血管支架通畅，未见腹水再发。

结论     

DIPS联合PTA能够明显改善继发于肝吸虫的Budd-Chiari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症状，通过MDT模式讨论可提高治疗的有效性，获得更好的预后。

肝吸虫病是一种危害极大且容易被忽视的食源性寄生虫病，主要发生在包括中国、韩国、越南、俄罗斯部分地区等在内的东亚国家[1-5]。肝吸虫病患者的肝脏和胆道系统的功能紊乱及癌变发生率极高[6]。布-加综合征（Budd-Chiari syndrome，BCS）是一种罕见且可能致命的疾病，它也被称为肝静脉流出道梗阻（hepatic venous outflow tract obstruction， HVOTO） [7]。引起BCS的梗阻通常位于肝小静脉、大静脉或下腔静脉的肝上部。BCS 的病因包括骨髓增生性疾病、先天性和获得性高凝状态等。也可以根据肝静脉流出梗阻的直接病因，分为原发性或继发性。因肝静脉外病变（良性或恶性肿瘤、囊肿、脓肿等）的压迫或侵犯所致的肝静脉回流受阻被认为是继发性BCS[8]。抗凝是治疗具有高凝状态的BCS 病例以及介入放射治疗后维持治疗的主要手段。介入放射治疗如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TIPS）、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等可降低门静脉高压及减轻下腔静脉回流障碍，改善并发症。在药物治疗不足以控制门静脉高压并发症的情况下，继发于肝吸虫的BCS 患者可单用或者联合TIPS、 PTA等介入放射技术，并能够改善相关临床症状。目前尚未见关于肝吸虫病导致BCS 的相关报道。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我院” ）肝胆外科于2021 年8月收治了1 例肝吸虫病伴BCS 患者，经过 MDT 讨论后对该例患者实施了直接性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direct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DIPS）联合PTA，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史资料

患者女性，25 岁，因“肝部分切除术后8年余，腹胀1 年余”就诊于我院。入院前8年，患者因厌油、乏力于我院治疗，入院后行腹部CT检查提示：肝右叶巨大占位及多发低密度影并广泛钙化；肝内胆管扩张。遂行右三肝切除术+左肝管-空肠吻合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肝右内叶）多灶坏死伴肉芽肿反应，请结合临床，除外寄生虫性感染。术后未出现严重并发症，患者顺利恢复出院。入院前1年，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持续性腹胀，伴双下肢水肿，无其他伴随症状。患者于外院就诊，完善检查提示大量腹腔积液，予以腹腔穿刺放出腹水，患者腹胀较前缓解。为行进一步诊治，患者于我院就诊。其余既往史、个人史无特殊。

1.2   体格检查

患者入院意识清楚，全身皮肤和巩膜未见黄染，未见肝掌及蜘蛛痣，浅表淋巴结无肿大；腹部膨隆，腹式呼吸存在，见腹壁静脉怒张，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全腹无压痛，无反跳痛及肌紧张，肝脾肋下未触及，胆囊未触及，Murphy征阴性，振水音阴性，肝浊音界存在，肝区无叩击痛，双侧肾区无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阳性。

1.3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血红蛋白115 g/L，白细胞计数 7.67×109/L，中性粒细胞61.5%，血小板计数 208×109/L，嗜酸性粒细胞绝对数0.20×109/L。肝功能检查：白蛋白26.9 g/L，前白蛋白115 mg/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16 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 17 U/L，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22.2 μmol/L，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DB）13.0 μmol/L。凝血功能检查：凝血酶原活动度80%，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1.15，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14.8 s，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42.1 s, 纤维蛋白原4.87 g/L。肝吸虫IgG 抗体阳性。

1.4   影像学检查

上腹部增强CT检查提示：肝右叶缺如，肝左叶代偿性增大，肝实质瘀血，肝间质水肿；下腔静脉肝段狭窄（图1a、1b），肝静脉显示不清；门腔间隙-肝左叶散在高密度影；肝内胆管及胆总管显示欠清；胆囊未见显示，脾脏、胰腺和双肾未见异常；腹腔内及腹膜后未见肿大淋巴结影；腹腔内可见大量积液。

2  MDT讨论

2.1    放射影像学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刘欣杰副主任医师认为：患者于我院2013 年初诊时腹部CT 检查示肝右叶巨大占位及多发低密度影并广泛钙化，寄生虫病变可能，于2013-03-26行右三肝切除术+左肝管-空肠吻合术。从本次入院腹部CT检查结果来看，患者肝静脉显示不清，下腔静脉肝段局部管腔狭窄，肝实质瘀血，肝间质水肿，影像学考虑诊断为BCS。

2.2    感染病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凌宁副主任医师认为：患者肝吸虫IgG 抗体阳性，结合影像学检查，考虑诊断肝吸虫继发性BCS。患者既往行外科手术治疗，现患者下腔静脉狭窄，门静脉高压症，大量腹水，内科治疗疗效不佳，可通过介入放射治疗如TIPS、PTA等以降低门静脉高压及减轻下腔静脉回流障碍，改善并发症。患者肝功能分级为Child-Pugh B 级，大量腹水，术前应积极予以利尿剂治疗，输注白蛋白，合理应用保肝药物，加强营养，改善患者一般情况及器官功能。同时抗凝是治疗具有高凝状态的BCS 病例以及介入放射治疗后维持治疗的主要手段，术后应予以抗凝治疗。患者肝吸虫诊断明确，可选用吡喹酮、阿苯达唑等行抗寄生虫治疗。吡喹酮相比于阿苯达唑疗程短，但需警惕发生类赫氏反应。患者入院影像学检查未见明显脾大和门静脉侧支循环形成，虽未行胃镜检查，但不排除门静脉高压胃病的可能，围手术期可加强抑酸护胃治疗，严防围手术期出现上消化道出血，必要时可采用消化内镜下止血治疗。不论采取何种治疗方案，术后需加强保肝治疗，并警惕肝性脑病的发生；若患者术后出现肝功能衰竭、肝性脑  病等并发症，肝病感染科愿积极协助诊治。

2.3    临床营养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童师雯副主任医师认为：患者24 h 饮食调查示全天摄入能量约800 kcal，进食后有腹胀症状，否认糖尿病史，否认食物过敏史。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dex，BMI） 21.4 kg/m²，营养风险评分3 分。经营养评估患者每日所需能量1 375 kcal，蛋白质66 g。患者现考虑为中度营养不良，饮食差，建议行肠内营养支持，可经口补充“低脂型全营养素”55 g、3 次/d，可供能690 kcal，蛋白质23.4 g。肠内营养不足能量可行补充性肠外营养。患者拟行TIPS 治疗，其围术期饮食原则：适宜能量、蛋白质、低脂、高微量营养素饮食，合理安排餐次，少量多餐，睡前加餐（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馒头、面包），饮食宜清淡、易消化、无刺激。烹调方式以蒸、煮、烩、炖等为主，禁用油煎、油炸等方式。如术后出现肝性脑病（或血氨升高）情况，应严格限制蛋白质的摄入；待血氨得到控制后，逐步增加优质蛋白质奶类、蛋类、植物性食物（豆类及其制品）及动物性食物的摄入。其中豆类富含支链氨基酸而芳香族氨基酸较少，在摄入大量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有利于预防肝性脑病的发生。不宜选择动物性汤类。禽肉（鸡、鸭等）产氨量大于畜肉（猪、牛、羊），若发生肝性脑病不宜摄入动物性肉类。未发生肝性脑病时，可根据情况适当摄入新鲜畜肉（100～150 g）。围术期应密切监测血氨、肝功、肾功、电解质、血脂、血小  板等情况，警惕肝性脑病发生。

2.4    肝胆外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刘作金主任医师认为：患者青年女性，发病时间长，病情进展缓慢，肝功能分级为Child-Pugh B 级，患者现考虑诊断肝吸虫继发性BCS。该患者术前影像学提示肝实质瘀血、肝间质水肿；下腔静脉肝段狭窄、肝静脉显示不清。同时患者合并顽固性腹水等症状，仅行内科治疗效果欠佳，故手术指针明确。传统外科手术主要包括各类分流术、转流术等，因其创伤大、围手术期死亡率高、后期通畅率低等原因已较少应用于临床。同时对患者行肝移植也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认为从技术层面可行，但存在供体来源的严重紧缺、患者无法承受昂贵的经济花费等因素。因此患者最佳手术方式为TIPS联合PTA。患者入院CT检查示肝静脉显示不清，介入术中如无法寻找到肝静脉可能需选择下腔静脉到门静脉路  径，即直接性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

3  围手术期处理

患者术前无明显手术禁忌，经积极术前准备后行择期手术。术后返回病房，予以持续心电监护、中心吸氧，给予头孢唑林预防性抗感染，门冬氨酸鸟氨酸和异甘草酸镁保肝，精氨酸预防肝性脑病，补液、营养支持等治疗。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  严密复查血图、肝功能、凝血等情况。

4  手术及结果

4.1    手术情况

患者取仰卧位，预先肌肉注射镇静镇痛药物。先行右侧股动脉穿刺，置入5F 血管鞘，RH造影导管及导丝插入腹腔干及肠系膜上动脉造影，间接造影判断门静脉位置及走行。然后经右侧颈静脉穿刺成功后，置入血管鞘，导丝引导进入下腔静脉并造影，未见肝静脉显影，肝后段下腔静脉狭窄，伴周围侧支循环血管开放（图1c）。以专用穿刺针在其导向器配合下，经肝后段下腔静脉主干处穿刺门静脉左支主干成功，置换C2导管进入脾静脉，造影示门静脉及分支显影尚可，主干及分支稍增粗、迂曲（图1d）。更换猪尾管，测定门静脉压为55 cm H2O（1 cmH2O=0.098 kPa），依据上述改变，置换0.08 cm×260 cm超硬交换导丝后，以8 mm×60 mm球囊导管成功扩张穿刺通道并将导管鞘插入门静脉主干。以5F 眼镜蛇、猪尾导管、5F C2 导管配合，于门静脉左支至左肝静脉开口间置入8 mm×40 mm镍钛合金网状覆膜支架1个及8 mm×100 mm镍钛合金网状支架1个，见支架展开良好、位置合适、造影提示支架内血流通畅、门静脉及分支灌流良好，侧支静脉通路阻塞（图1e）。复测门静脉压力为35 cmH2O，提示DIPS手术操作成功。继续取右侧股静脉入路，以2%利多卡因局部麻醉满意后，采取Seldinger技术行右股静脉穿刺，置入5F血管鞘，以5F 猪尾巴导管配合超滑导丝插管至下腔静脉肝下段行造影见腔静脉肝后端狭窄；术中更换14F血管鞘，予以C2 造影导管配合超滑导丝插管至腔静脉，置换0.08 cm×260 cm超硬交换导丝后，以8 mm×100 mm球囊导管成功扩张下腔静脉狭窄段（图1f）并置入100 mm×20 mm Z型支架，造影示下腔静脉内支架内血流通畅（图1g）。再次造影见2个支架展开良好、位置合适、支架内血流通畅（图1h），手术结束。拔除股静脉及股动脉血管鞘，予以压迫器压迫止血未见异常，颈内静脉予以纱布压迫15 min 后胶布固定。术中患者无明显不  适，生命体征平稳。总操作时间为180 min。

4.2    结果

患者术后第1 天出现心悸、喘累等不适，心率120次/min，呼吸35 次/ min，血压80/50 mm Hg （1 mmHg=0.133 kPa），实验室检查：凝血酶原活性度 33%，INR 2.29，PT 25.7 s，ALT 1 257 U/L，AST 1 837 U/L，TB 45.1 μmol/L，B 型尿钠肽前体6 350 pg/mL，降钙素原 49.460 ng/mL。床旁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腹腔大量积液。通过心内科、感染病科等MDT讨论后考虑患者存在术后右心回流血液增多引起急性心功能不全，术后腹腔积液增多致膈肌上抬进一步影响心肺功能，以及患者术后肝脏灌注减少引起急性肝功能不全。立即予以腹腔穿刺引流减轻腹腔压力，输注血浆改善凝血功能，亚胺培南抗感染，呋塞米利尿，门冬氨酸鸟氨酸和异甘草酸镁保肝，多巴胺强心升压等对症治疗。术后第3天，患者心悸、喘累等不适较前明显缓解，凝血功能与肝功能较前稍好转，腹围及体质量未见明显变化。术后第7天, 患者腹围及体质量均较前减小或降低，凝血功能及肝功能明显改善（凝血酶原活性度 56%，ALT 78 U/L，TB 40.5 μmol/L）。患者术后2周复查CT提示下腔静脉内支架通畅，下腔静脉至门静脉主干间部分支架血栓形成并管腔狭窄-闭塞（图1i、图1j），予以氯吡格雷抗凝治疗。术后第18 天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82 g/L，白细胞计数 7.67×109/L，血小板计数154×109/L，白蛋白 35.7 g/L，ALT 17 U/L，AST 18 U/L，TB 28.8 μmol/L，凝血酶原活性度 86%，INR 1.09，PT 14.2 s， APTT 47.3 s，血氨 40μmol/L，降钙素原 0.160 ng/mL，B 型尿钠肽前体 368.80 pg/mL。结合患者肝吸虫病史及血管支架置入术后，予以吡喹酮抗肝吸虫治疗、氯吡格雷抗凝治疗。术后第20 天，患者一般情况明显好转，无心悸、喘累等不适，遂出院。出院后随访至今（术后279 d）患者腹部平坦， 未再次出现腹胀。

图 1     示术前、术中及术后影像学检查结果

a、b：术前增强CT扫描（a）及三维重建（b）见下腔静脉明显狭窄（白箭）；c：下腔静脉造影见肝后段下腔静脉狭窄（黑箭），未见肝静脉显影；d：门静脉造影见门静脉主干及分支稍增粗、迂曲；e：门静脉右支至右肝静脉开口间置入支架，造影示支架内血流通畅、门静脉及分支灌流良好；f：球囊导管扩张下腔静脉狭窄段并置入血管支架；g：造影见肝后段下腔静脉显示良好，支架内血流通畅；h：见下腔静脉支架（白箭）和门静脉支架（黑箭）；i、j：术后CT扫描（i）及三维重建（j）见下腔静脉充盈良好（白箭）

5    讨论

BCS 是一种罕见且可能致命的疾病，被定义为肝静脉流出梗阻，其流行程度因地理位置而异。在既往文献[9-11]报道中发现，西方国家以肝静脉阻塞型为主，其中最常见的肝静脉阻塞原因是血栓性疾病，包括: 第五凝血因子莱顿突变、凝血酶原基因突变、蛋白C缺乏症、蛋白S缺乏症、抗凝血酶缺乏症、抗磷脂综合征、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和阵发性夜间血红蛋白尿。而下腔静脉阻塞（伴或不伴肝静脉累及）型肝静脉-BCS在亚洲更为常见，主要是特发性或与解剖异常（如膜性梗阻）相关[12]。肝静脉流出路径的阻塞将导致肝血窦压力升高、肝静脉瘀血与门静脉高压。其中肝静脉瘀血将导致肝实质细胞缺氧损伤和缺血性坏死[13]。同时慢性肝充血会造成肝窦血栓形成和压力升高，反过来促进肝纤维化[14]，如果肝窦压力没有通过治疗来得到缓解，那么可能发生肝结节再生、肝纤维化以及最终导致肝硬化[15]。对于BCS 的诊断，有肝静脉流出梗阻体征或症状的任何肝病患者都应考虑BCS。BCS的诊断是基于肝静脉流出道梗阻的显示，这可以通过多普勒超声、CT或MRI等影像学检查准确地显示[7]。随着对BCS认识的不断加深，BCS的治疗已经逐步标准化。治疗原则主要包括：① 积极控制原发病；② 控制临床表现（如腹水、静脉曲张出血）；③ 控制静脉血栓；④ 重新建立肝静脉血流。以往外科门静脉系统分流术一直是BCS 患者首选的减压策略[16]。但随着介入放射治疗学的发展，传统手术如分流手术及转流手术因其高围手术期死亡率、低后期分流术通畅率、技术困难等原因[17-19]逐渐被经皮血管球囊成型术/支架置入术、TIPS等介入治疗所取代。在既往报道的诸多病因中，目前暂无因肝吸虫导致继发性BCS 的报道。

我国BCS患者常合并肝静脉和下腔静脉梗阻[20-21]，与笔者报道的病例一致。既往文献[22-23]报道了血管成形术在亚洲广泛应用于下腔静脉梗阻的治疗，且具有良好的长期疗效。在此基础上有报道进一步推荐PTA联合支架置入可以减少这类患者再闭塞的发生率[22-26]。根据美国肝病研究协会的指南[8]建议，TIPS 适用于严重门静脉高压并发症或肝功能持续恶化的病例。TIPS 的主要指征是门静脉高压症状，主要包括难治性腹水、肝功能衰竭和上消化道出血。同时TIPS 也是治疗严重BCS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本例患者术前影像学检查提示肝实质瘀血、肝间质水肿，下腔静脉肝段狭窄、肝静脉显示不清，同时患者合并顽固性腹水等症状，仅行内科治疗效果欠佳，故手术指针明确。传统TIPS 术是由肝静脉穿刺至门静脉建立分流通道，在遇到BCS患者肝静脉阻塞时，需行DIPS，即由下腔静脉直接穿刺门静脉建立分流通道。DIPS是TIPS 的一种改良术式，其术中无需通过肝静脉而从下腔静脉直接穿刺门静脉，在安全性和分流效果方面与TIPS术相当，分流道更短，可操作性更强[27]。本例患者术中造影未见肝静脉显示，因此我们选择行DIPS。

对于合并肝静脉和下腔静脉梗阻的BCS，有报道建议对其进行分步治疗：先通过肝静脉或下腔静脉血管成形术或血管支架置入术，再行TIPS 等分流手术[28-30]。这种方式理论上适合绝大多数患者，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合并肝静脉和下腔静脉梗阻的BCS，有时TIPS中置入支架的路径不得不选择从下腔静脉到门静脉，因此无论我们优先行血管成形术或TIPS，都可能会对下一步介入治疗造成障碍。以本例患者为例，术中我们无法寻找到肝静脉分支，因此在介入手术中我们选择了下腔静脉到门静脉路径，即直接性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如果我们选择行分步治疗可能不利于下一步介入治疗，因此我们选择了DIPS 联合PTA。其二，患者因素，该患者下腔静脉肝段狭窄及肝静脉闭塞明显，肝脏重度瘀血，若仅先行DIPS，患者术后仍可能因下腔静脉阻塞造成肝脏血液回流不畅，加重肝脏瘀血；若仅先行PTA，患者的门静脉高压和肝静脉闭塞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改善，造成患者对初期治疗反应不佳，影响患者治疗信心。当然联合手术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以本病例为例，患者术后出现一过性的急性呼吸功能不全、急性心功能不全及急性肝功能不全，行联合手术后患者血流动力学改变明显，特别是对于基础状况较差的患者，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因此应优化策略以使患者在手术选择中获益。

在亚洲因独特的饮食习惯，肝吸虫感染普遍，其与多种肝胆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肝吸虫病常常容易继发急慢性胆管炎，进而可发展为急慢性肝实质炎症、肝脓肿等可能[1-5]。在本病例，CT扫描可见肝左叶大片状不规则稍低密度影，增强后各期未见明显强化，部分病灶边缘可见动脉期明显强化，反映出肝实质灌注缺损及肝吸虫合并肝实质局灶炎症。同时可见门腔间隙-肝左叶散在高密度影，我们考虑可能为肝吸虫导致的肝实质坏死伴肉芽肿形成及肝实质破坏导致的钙盐沉积所带来的影像学表现，这在之前的病理诊断中也得到了证实，同时也间接反映了患者长期肝实质炎症的发生。反复的炎症刺激及肝实质坏死伴肉芽肿形成也导致邻近的下腔静脉肝段狭窄及肝静脉闭塞，最终导致了BCS的形成。对于本例患者的抗寄生虫治疗，我们在营养科、感染科等MDT讨论后决定优先处理患者门静脉高压症改善腹水，调整患者肝功能，待患者营养状态改善后再行下一步抗寄生虫治疗。目前对于肝吸虫治疗我国尚缺乏标准化疗方案，各地区在药物种类、剂量、服用次数和时长方面存在一定差异[31]。主要以阿苯达唑、吡喹酮等药物为主。有文献[32]报道三苯脒与吡喹酮治疗华支睾吸虫病相比，可能副作用较少。对于本例患者，我们经过MDT讨论后予以吡喹酮餐后0.5 h、 0.3 g、 3次/d、第1～2 天，1.5 g、3 次/d、第3～6 天，总疗程6 d。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未出现明显吡喹酮相关性副反应。

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所有BCS患者均应及时开始长期抗凝治疗。低分子肝素是首选的初始抗凝剂，其次是维生素K拮抗剂，目标INR为2～3[8]。有文献[21]报道，术后缺乏抗凝治疗与支架发生闭塞有关，建议BCS患者在血管支架置入术后进行抗凝治疗。对于本例患者，介入术后凝血酶原活性度33%，我们考虑患者术后肝脏灌注减少引起肝功能衰竭，患者凝血功能差，出血风险高，故暂未立即予以抗凝治疗；术后第7天患者凝血功能改善后予以氯吡格雷抗凝治疗。患者术后2周复查CT提示下腔静脉内支架通畅，下腔静脉至门静脉主干间支架血栓形成并管腔狭窄-闭塞。对于肝吸虫继发BCS 患者介入术后抗凝时机的选择，目前暂无相关文献报道。我们考虑该患者介入术后可能因血流动力学改变、血管内膜损伤等因素导致血栓形成，因此应在排除相关禁忌后提早开启抗凝治疗，以防止或减少支架内血栓形成。同时也需要更多病例报道以设定更好的抗凝时机。

总之，目前对于肝吸虫继发BCS的患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诊疗计划。但在药物治疗不足以控制门静脉高压等并发症的情况下，DIPS联合PTA等介入放射技术可用于继发于肝吸虫的BCS 患者。在继发于肝吸虫的BCS 患者中，DIPS联合PTA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另外，对于血管支架置入术后及肝吸虫病情反复，存在血栓继发分流功能障碍或血管内膜增生继发狭窄的风险。因此，建议介入治疗术后严格抗凝及抗寄生虫治疗，并定期随访，对其他治疗方法没有良好反应的严重病例必要时可考虑肝移植。通过MDT模式对肝吸虫继发性BCS 进行诊治，在术前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术后也多次通过MDT讨论协助治疗相关并发症，各学科医生群策群力，共同制定诊疗方案并有效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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