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在老龄社会30人论坛上的演讲

我特别同意刚才（王）振耀讲的一个观点，高质量发展主要应该体现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现在所说的“高质量发展”，有时过于偏重“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比我们先进得多，也比我们富裕得多，但是经过近几年新冠疫情的检验，有些事情就看得更清楚了，光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100万。科技先进、经济富裕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质量发展，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发展的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在中国，商业逻辑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企业、一个产品，要站得住脚、挣钱、挣大钱，其实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买帐就行了。中国14亿人中，有4亿、5亿人都用你这个产品，你能不发财吗？所以按照商业逻辑来讲，只要顾及社会当中三分之一的人就行了。这个逻辑影响到国家治理，商界人士这么想不足为奇，可政府和学界很多人脑子里也老想着这三分之一的人。比如现在的政策设计者，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老年人舍不得花钱，等我们老了就不一样了。其实这个思路还是商业逻辑，做政策设计的一般属于中产阶层，他身边的人也是中产。于是推而广之，就认为全社会都是中产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在中国仍然有低收入阶层，可能还在60%以上。要讲社会的逻辑，就应该追求“人人享有”。

我最近看到一段话，特别感兴趣，就是“照护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我觉得很有道理，人一出生就被照护，一直到十五六岁成年独立。在青年阶段和中年阶段，如果伤病残疾还是要被照护。进入老年阶段，更是要被照护，尤其在严重失能失智和完全失能失智阶段。另外，虽然青年人和中年人，身体健康时自己不需要被照护，但是还是要作为一个照护者照护父母和祖父母、照护子女。从这个意义上说，照护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

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政府和社会承认照护是一项社会劳动，在家里看孩子、照护老人、照护病人残疾人，这应该被承认是在从事社会劳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开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卡。在中国，这些劳动一直被看作家务劳动，不攻破这个关卡就会有很多问题。承认照护是社会劳动，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照护产业”。这个照护产业要走“准市场”的路子，不完全按商业逻辑来实施，而应该把社会逻辑放在第一位，其终极目标应该是“人人享有”。当然，市场因素不可忽视，现在即使是慈善公益，也在引进市场因素，这就是“社会企业”。

我觉得将来照护服务的主流，不会是现在一些政策设计者设想的“院舍式”机构服务，不要把照护服务限定在办幼儿园或者老人院。现在我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办院舍”的这种模式是从医院模式发展过来的。将来比较理想的模式，基点在社区，把社区作为一个平台。我们的专业机构除了做好院舍服务，专业人员要下到社区去，再从社区这个平台去推动居家服务，居家服务不是现在讲的每个星期去几天、每次去几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居家服务首先是培训老年人的家属来做非正式照护者，把一些必要的技术传授给家属，让家属来照护自己的家人。

有很多专家（譬如杨燕绥）提倡，可以让年轻老人出来照护高龄老人。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先让他们照护自己家里的高龄老人，在这过程中，如果有培训，他们可以学到照护的技能，同时会对高龄老人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这样，其中一部分人会愿意去照护别人家的老人，这是自愿的选择。现在有很多老人院的院长，就是因为有了照护自己父母亲的一段经历，在老人百年之后，他们就去办老人院。这在老年照护服务圈内，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现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老年照护服务并不是以院舍服务为主。因为实际上老年人都是愿意在自己家里终老的。只有最后阶段实在没办法了，只有专业机构才能维持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那时候老人才不得不去老人院。郑功成他们到发达国家考察归来，发现那里95%，甚至98%的老人都住在家里，只有到最后时刻才会去长期照护机构。

关于国际经验，我比较关心联合国以及其专门机构（如联合国人口署，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老年服务的出版物，这些文献资料对我们非常有用。光研究国别的经验，譬如日本、德国的经验，这个路子是有问题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不花很大的精力去做研究，常常只看到皮毛。现在中残联的工作进步很大，我认为与他们非常关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总结出来的经验相关。最近在一个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资料上看到，日本老人居住在机构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居然达到18%以上，排在第二的瑞士只有7%，发达国家大多在4—6%，中国是0.3%。一直听说日本照护保险制度财政支出很紧张，还不太理解。如果这个资料提供的数据无误，那就可以理解了。不过，以上引用的是联合国人口署的文献，其中的数据应该是本国政府提供的。当然，这里面可能既包括福祉介护机构，也包括健康介护机构（日本人的分类）。如前所述，在当今世界院舍服务已然不是发展方向，因为全世界的老年人对去机构都是不情愿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一直把研究思路局限在研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其实现在国际上讨论最多的是“全球老龄化”，各个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是有共性的。打开视野，我们可以看到，未来老年服务应该不是院舍服务为主，而是居家服务为主。居家服务的支持平台在社区。现在一些国家，如果子女在家里照顾老人，政府就给发津贴，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中国的成都、广州、天津的长期照护制度也有类似的规定，当然还有继续改进的空间。

养老产业不是不能盈利，但一定是薄利，不太可能暴利。

把老年服务当做经济增长点来拉动经济也许是个笑话。这样往下走，一定会把路子走偏的。只有把老年服务机构作为社会企业来办，准市场运作，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最近写了篇文章《老年照护体系的整体效应》，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最后，聊聊生孩子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如果想要缓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光考虑怎样把老年人给养起来并没有出路。国际学术界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人口学的统计和预测是最靠谱的。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人口学的基础数据是最有把握的，因为人都已经生在这儿了。想知道哪段时间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多，回过头来看60年前或65年前就行了，那时候生的孩子多，60年后或65年后老年人就多。

我们还是要把关注的目标放在生孩子上。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如法国（1865年）和瑞典（1890年），他们进入人口老龄化纯粹是因为孩子生得少。试想，一个半世纪前，欧洲老年人的寿命会有多长？当年，俾斯麦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到70岁可以领养老金，可很多左翼学者嘲笑他，说德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才50多岁。但是，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2019年的数据，法国、瑞典的总和生育率至今还维持在1.8。当今世界上，有两个人口出生率的“洼地”，一个是南欧——西欧、北欧都已经退出了；还有一个是东亚——就是包围着中国并包括中国在内这一片土地。中国“七普”的数据是1.3，虽然不是最低的，但按人口学界的定义，也是“极低生育率”了。

北欧的福利国家是怎么来的？起因就是因为人们不愿意生孩子，搞社会福利，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刺激和鼓励人们生孩子，所以儿童福利、家庭福利、生育福利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北欧国家的模式。目前中国其实还有希望可以去试一试，俗话说，“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2022年生个孩子，2042年就是一条好汉了；其实到2038年，也可以算是一条16岁的准好汉了，而那时正式中国老龄化的高峰期。今后应该把人口再生产，当作解决老龄化的重点来抓。

现在“积极老龄化”喊得很响，但积极老龄化不是光把老年人看作做劳动力，这在国际共识中被称为经济主义、生产主义的倾向。应该基于“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中的“独立”原则让老年人自己做出决定，最终实现“收入有保障，工作有机会，退休可选择”的积极老龄化。另一方面，老年人原则中的“参与”原则也与积极老龄化相关，具体而言就是“社会融合、社会参与和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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