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董怡：与中国风湿病学事业一同成长

人物小传

董怡，1932年2月出生于上海，著名风湿病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家政系，1951年转入上海第一医学院，1956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7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风湿免疫学组，后正式成科。1980—1981年受世界卫生组织派遣赴英国肯尼迪风湿病学研究所访问学习。1993—1997年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

董怡从事临床免疫及风湿病的医疗、教学、研究工作数十年，她探索多种自身抗体的建立和临床应用，提高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的早期诊断水平，是我国干燥综合征研究的开拓者和倡导者。1992—2000年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第三、四届主任委员，1996—2000年任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风湿病学学会联盟（APLAR）副主席，1999年创建北京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并担任第一、二届主任委员。主编专著《干燥综合征》，曾任《中华风湿病学杂志》总编辑、顾问。

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APLAR终身荣誉奖，2011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2015年获APLAR大师奖，2017年在国之名医评选活动中获“国之大者·特别致敬”称号，2019年获北京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风湿名医”称号。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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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节选

一生的事业从协和起步

李苑菁（以下简称“李”）：董老师，请谈谈您的成长经历。

董怡（以下简称“董”）：我是上海人，1932年2月出生。父母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希望我一生都能很快乐，所以取了“怡”字。

我小时候是在上海度过的，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母工作有调动，在我6岁时，全家搬到了香港。那会儿我还没上学，母亲就把我送到家对面一所天主教的嬷嬷学校念书，他们那儿叫Convent[1]。

后来，香港也沦陷了[2]。我父母觉得不能再在香港待下去，我们又去了重庆。从香港去重庆，这条路是很难走的，日本人老是设卡，走得非常辛苦。我在重庆待了三年，大概也就念了两年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又回到上海。

回上海后，我在中西女中[3]完成了中学的教育。那是一个教会学校，特点就是很重视英语教育。后来我念的大学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的内科。

我家里虽然没多少钱，但父母还是倾尽所有，让我们兄妹四人都念了书。生活方面就差一点，穿衣穿得将就一些。

▲1947年6月，董怡初中毕业照

李：您从小就想当医生吗？

董：其实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也很迷茫，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也没有很大的志向，不像有的人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学医。我高考时，一下子考了三个大学三个方向，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工商管理，燕京大学的家政，还有圣约翰大学的护理。

我那时候觉得要出去看看世界，就跑到北京来了，念了燕京大学的家政系。但是过了没多久，燕京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把各个系合并到其他学校[4]，我就转到上海医学院[5]去了。我在燕京待了一年左右，然后到上海医学院，五年后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

▲董怡（右二）与同学在上海医学院门前合影

我觉得我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我心里想要做点什么，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还是从到了协和医院开始的。

李：您被分配到协和工作是哪一年？初到协和适应得怎么样？

董：我是1956年分配到协和医院的。从上海一起来的有纪宝华[6]、王爱霞[7]等好几个同学。那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从上海到北京坐火车具体要坐多少个小时我记不清了，反正很累。

我们心情很忐忑的，因为协和医院名气太大了，还不知道协和接不接受我们呢。但是我们刚到医院的门口，就看见当时人事科的田科长在等着接我们，大家心里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还是被重视的，很高兴。

后来，田科长帮我们把行李送到护士楼宿舍，又带我们去内科报到。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内科张孝骞主任。在我们即将担任内科住院医师之前，张主任告诉我们，执行住院医师24小时值班制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病人病情变化的全过程，并且从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他说：“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要在工作里学习。”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我也明白了住院医师是一个非常基础但是却十分重要的阶段。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住院医师的生活。

▲1960年国庆，董怡与爱人纪宝华在协和留影

李：协和的住院医师培养有什么特点呢？

董：好多人都说，协和的住院医师是“精雕细刻”出来的，要求很严。很多别的医院也愿意把他们的初年大夫送到协和来轮转一两年，感受熏陶，接受培养。

协和的住院医师会被分配到门诊、急诊、病房等不同地方轮转，有专门的教授管我们，我们定期汇报情况。虽然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是我有一个共同的体会：作为住院医师，一方面要掌握医生必要的技术，例如仔细询问病史、进行体格检查、分析病情等；另一方面要自己多学习，多动脑筋，不是问完病史、查完体、写个病历就完事了，还得思考怎么进一步为患者诊治、再完善哪些检查等等。

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上级大夫也会提供帮助，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思考。初年的住院大夫需要跟着教授看门诊，我记得我跟过心内科的黄宛[8]教授出门诊。有一次他看完病人后问我：“为什么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时是一个隆隆样的杂音，而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时候又是一个吹风样的杂音？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根本答不出来，被问着了。我只好到图书馆去看书，先认识心脏的结构，再了解心脏血液动力学，才能知道血液经过不正常的地方所发出声音的区别。上级大夫启发你，但是学习要自己去想，这样才会成长。

做住院大夫是很辛苦的，以前是24小时值班制，每个礼拜只有一个下午可以休息，不用管病房里的所有事情，我们叫作PM off。我在血液病房轮转时，曾经遇见一个病人，因为血小板低而脑出血，那时候治疗手段很匮乏，不像现在可以输血小板。这个病人病得很重，来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家人也都放弃了。正好那一天下午，我是PM off，可我想了想，我还是不要走了，我得守着他，就像张孝骞主任说的，医生需要知道病人病情变化的全过程。所以即使到现在，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李：您是什么时候担任的内科总住院医师？

董：住院医师做了三四年以后就可以做总住院医师，我大概是在1960年左右担任的。那时是两个人倒班，一人值一天24小时，第二天休息，换另外一个人值24小时。

总住院医师的工作非常复杂，等主任、主治医师都下班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你负责，包括业务工作、行政事务等等，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为你担任主治医师做了准备。

总住院医师还要负责挑选大查房的病例，如何挑选呢？一是要选有教育意义的，比如说是罕见病，大家需要了解知道。还有呢，要选需要我们反思的，比如在处理过程中遇见了困难，或者处理得不合适的。我记得有一位病人临床表现非常像胃癌，所以别的地方对他进行了胃癌的治疗，后来这个病人在协和去世了，我们通过尸检发现，其实他患的根本不是胃癌。这个病例给了所有人一个教训：没有恶性肿瘤的金标准、证据、病理结果，绝对不能够按照肿瘤治疗！大查房的病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够我一辈子想了。

▲1964年7月，董怡在协和

李：经历了这些锻炼后，您去了哪个科室工作？

董：我们做完住院医师和一年的总住院医师后，就可以入内科的教研组了。我记得有传染组、呼吸组、心肾组、胃肠组，那时候教研组很少。入组是双方面的，互相选择。我后来去了传染组，在传染组里碰见了李邦琦[9]大夫和张乃峥[10]大夫。

我在协和工作的几十年里，对三位教授印象最深刻。一位是张孝骞主任，他的好多教导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受用。另一位是李邦琦大夫，他是传染组的组长，和他共事的这些年，我对他的为人处事感受很深。再一位是张乃峥教授，我从改革开放以后就一直跟着他工作，差不多有20年。 

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风湿免疫学组

李：您做完总住院医师后进入了传染组工作，那后来是怎么结缘风湿病学事业的呢？

董：后来呢，就要再提到张乃峥教授了。张教授在1959年被卫生部派到苏联去学习风湿病学。回来以后，他做梦都想在中国开一个风湿病的专业，那时候中国没有。

那会儿国内的风湿病人很可怜的，常常辗转各个科室求医。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一会儿去看骨科，一会儿去看内科，却没有科室能收他。我见过有病人因为血管炎，脚上烂了很大一块。还有的病人因为血管炎，得了特别严重的虹膜睫状体炎，他去看眼科，眼科也没办法啊，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张乃峥教授去苏联学习后，后半辈子的梦想就是要在中国成立一个风湿科。可是，他回来的时机不凑巧，有些业务工作不好开展，他也被调到桂林南溪山医院去了。一直到1976年以后，他又回到协和，回到传染组，那时他还是想要成立一个风湿科，而我因为在协和医院看到了好多风湿病人，又了解了国际上风湿性疾病的研究进展，和他的兴趣相同，我们就聊起来了。我跟他说，如果你要成立一个风湿组，我可以跟你一块去。我们两个就鼓秋鼓秋，成立了一个风湿组，开始看门诊。后来又找了一个技术员做实验室工作，早期只有我们三个人。

说到这个过程，我又要提李邦琦大夫了。因为张乃峥教授和我都是传染组的，如果我们另外成立一个组，就不能为传染组继续服务了。而且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真正独立，还附属在传染组，我们既要看自己的病人，不能把精力放在传染组里，还要占用传染组的床位收治病情严重的红斑狼疮、皮肌炎病人。李邦琦大夫为了医学的发展，非常宽宏大量，不计较这些，分给了我们几张床。他为人很正派，有意见就直接提，从不去争抢，非常淡泊名利，他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6年，李邦琦教授在协和

李：风湿免疫科正式建科是什么时候？建科过程顺利吗？

董：正式建科是1980年，建科时人不少了，我记得主治医师有张乃峥，我，陶学濂，好像还有金瑷，研究生有唐福林、曾庆馀、于孟学等，加起来有十几个人。我们在15楼1层有了一间房间作实验室，虽然大概就20平米，但我们可是如获至宝啊，做实验也在那儿，开会也在那儿。

那时大内科主任是方圻教授，他非常支持，我觉得创科没有遇见什么困难，没有什么阻力，顶多就是缺少空间这种物质上的问题，我们不觉得有困难，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个科非常好。

赴英学习，推动学科与国际接轨

李：听说为了推动学科发展，当初科里派了很多人员出国学习，您去了哪个国家？

董：我是在张乃峥教授的鼓励之下出去的，考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留学资格。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WHO对我们也很支持，每年给资金，提供一些留学的名额。我考取后，张乃峥教授帮我联系了英国的Kennedy Institute of Rheumatology，肯尼迪风湿病学研究所。

▲1980年，董怡在肯尼迪风湿病学研究所实验室工作

那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所，以做科研为主。我在那儿的supervisor是Professor Maini，他研究英夫利西单抗研究了30年，出来很多成果，我很佩服他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专注研究。他每写一篇文章，内容都非常丰富，含金量非常高。

我当时觉得中英在风湿病领域的发展上至少差了三四十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现在你再去看看类风湿的病人，很少有发展到畸形程度的了。这还是要感谢张乃峥教授的高瞻远瞩，他看到了我们缺少的东西，积极和国际上取得联系，带着大家在中国开创引领了学科。

李：在英国学习期间，您主要研究哪方面的内容?

董：自身抗体，那时全世界同行最关注的是自身抗体，已经发现好几种了。张乃峥教授也带着大家在国内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发展得比较慢，也是等到我和科里其他在外学习的同事回国，再加上有新的自身抗体被发现，我们才把自身抗体这方面的工作推进了一步。

自身抗体对诊断自身免疫病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回国以后，干燥综合征的诊治就发展起来了，现在它已经成了风湿病里面很常见的一种病。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对自身抗体的认识，才能进一步开展相关疾病的工作。协和最早发现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是在肾小管酸中毒的病人里发现的。因为干燥综合征的病人可以合并肾小管酸中毒，我们在对病房里的患者进行采血以后，发现他有干燥综合征的自身抗体，抗SSA和抗SSB，这就确诊了。我们再接着做很多研究，才发现中国的干燥综合征患者其实很多。

再比如说，很早以前内科大查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病人是腹膜后纤维化，当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腹膜后纤维化。现在我们对腹膜后纤维化的了解很多了，查一下IgG4就知道，而且用激素很快就缓解了。所以说呀，自身抗体对医学发展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1980年，董怡在英国

李：在英国学习和生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董：其实很多事情我印象都很深刻。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抽来了血清要进行保存，我出国前实验室的保存方法是把血清统一储存在-70℃的冰箱，每次要用的时候进行提取。但在英国不是这样，他们用小瓶把血清分装成许多个1毫升。虽然我们的实验室现在都是这么操作，但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先进很值得学习的。你想想，如果每次把血清化开，抽取出来，再冻起来，血清没几次就会失效了。像这样的小事我印象很深刻，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

生活上也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我住在地下室，有一次回家发现房间被盗，窗户被打碎了，录音机、现款都被偷走了。那时候出去学习，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1981年，肯尼迪风湿病学研究所同事们为董怡（一排右二）举行告别会

李：您在英国待了多长时间？学成回国后开展了哪些工作？

董：我在英国学习了一年，回国后我协助张乃峥教授开展工作。他是科主任，在管理方面思考得比较多，我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多在业务方面发展。

▲20世纪80年代，董怡（前排左一）与风湿免疫科部分同事合影

我回来后筹办了中英风湿病学讨论会，联合英国的专家和国内的学者一起开了这场全国性的风湿病学会议，为198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风湿病学分会打下了基础。

说到国内风湿病学的发展，要感谢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国际交流才多了起来，科里的好多同事都受到资助出国进修。除了APLAR，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LAR），美国风湿病学会（ACR）等都有我们的身影。

国内很多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带头人都是协和培养出来的，有的是从协和毕业的，有的是来协和进修过的。我们不仅在北京办学习班，而且几乎每年都去新疆、内蒙、云南等地区办学习班，这些地方的大夫不方便来北京，我们就自己去，不收他们钱。效果还是挺好的，能拓宽大家的视野，虽然有的人学了回去不能成立一个科，但至少他们知道了风湿病人应该怎么处理。

李：您接任风湿免疫科主任后，为了推动学科发展做了哪些工作呢？

董：我是1993年接任的科主任。我没做什么工作，说来就是继承张乃峥教授的规划，尽可能地发展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我觉得医教研里，医疗是最容易的，作为医生，你只要多看病人，用心地看病，你总能在医疗上创造一些好的事情。但是做研究是很难的，所以我个人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干燥综合征的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协和的风湿免疫科从无到有地推动了我国干燥综合征研究。当然，学科的发展不能老盯着几个病，我们还逐渐开展了对白塞病、血管炎等疾病的研究。

我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筹开2000年的第九届亚太风湿病学学会联盟大会（APLAR）[11]。这是第一次在中国风湿病学界开世界范围的会议，非常重要，需要争取资金、筹备会议，甚至提前准备会议的内容。我们花了很多功夫，最后效果也很好。现在中国学者在APLAR里话语权还是比较重的，这是因为国内研究风湿病的年轻人多了，大家贡献了很多成绩，而且我们的临床工作也做得多，临床科研做得比较好。

下辈子也还要做医生

李：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退休之后还经常来医院吗？

董：我是65岁退休的，退休后我就看看门诊，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还有病人来找我，我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一直出门诊出到2020年的1月。

▲退休后的董怡教授在门诊

李：从医数十年，您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董：哈哈，我不觉得我有什么成就感，只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从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也没亏待过病人，这点我很欣慰！

李：您觉得协和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董：我生在上海，家在上海，毕业时我很愿意留在上海。当初到协和虽然是服从分配，但我真的很感谢协和，她改变了我的人生，给了我很多的智慧，教会我做一个好医生。

我觉得能到协和来，很好。现在叫我回上海我都不回去了，我觉得这儿已经成了我的故乡。

李：您和纪老师都是医生，会不会都很忙？

董：我们两个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后来两个人都做了医生，非常忙。

以前，我常常看门诊看到中午一点多，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只能在家等着我中午从食堂买饭回去。值班的话，我得跟纪宝华商量好，这周我要值班，你尽量不要值班。我们还要下乡，不是他下乡就是我下乡，很难有两个人都休息带孩子的时候。

▲1972年，董怡、纪宝华一家前往上海探亲时留影

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医生，一切都要为病人着想，不能强调一天只工作八小时，这不可能的，病人病情有变化，你就得待在那儿！医生要牺牲很多，朝九晚五是不可能的，当然没事你也可以到点走，但是有事，你就得盯着。

医生是比较辛苦，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无怨无悔。有人问我“下辈子再做医生好不好”，我说好，我愿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职业，我的两个孙子也都学了医，我挺高兴，希望他们也做个好医生。

▲2021年，退休后的董怡在家中

李：您对新百年的协和有什么希望？对年轻人有何嘱托？

董：希望协和保持自己的优点，精益求精，永争第一。希望年轻人任劳任怨，说真话，说实话，做个有协和文化的好医生！

注释

[1] 女修会开办的学校。

[2] 1941年12月8日凌晨，在偷袭珍珠港当天，日军入侵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

[3] 上海中西女中，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于1892年创办，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女子学校，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前身。

[4]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教育改革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各所大学的家政专业被陆续取消。

[5] 国立上海医学院于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复旦大学，后成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6] 纪宝华，湖北黄梅人，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教授，董怡的爱人。

[7] 王爱霞，上海人，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教授。

[8] 黄宛（1918—2010年），浙江嘉兴人，著名心脏内科学专家。

[9] 李邦琦（1915—2008年），天津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内科传染病专业组组长。

[10] 张乃峥（1921—2014年），河南安阳人，中国风湿病学奠基人。

[11] 董怡教授于1992年至2000年担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在她的带领下，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经过多次申请，于1997年成功申请到2000年第9届APLAR年会的举办资格。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钩沉传奇故事，解构文化内涵，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监制：吴沛新

主编：陈明雁

整理：李苑菁

摄影：王鹏飞

摄像：刘玉拴

视频：李苑菁

编辑：董   琳

本文内容节选自董怡教授1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董怡教授提供，感谢董怡教授家人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