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希望他是乐观的,也是理性的,可以定期复诊,对肿瘤再次复发保持警觉。
我是一位“80后”,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份收入稳定的事业。直到2021年8月被确诊为肝细胞癌,从此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求医之路。
大学毕业后,我就一直在山东某县城的工地上工作,比较稳定。2021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觉得肚子疼痛难忍,就去了附近的卫生院,自己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就输了液。
疼痛一直没有缓解,医生建议我做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没有马上告诉我,而是让我再去做个B超。当时,我感到不对劲,心想肯定是生了什么不好的病。B超室的医生特别仔细,一边做检查,一边问跟肝脏有关的问题: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大量喝酒,有没有体重下降等。此时,我心里差不多就有答案了。
从B超室出来后,医生跟我妻子单独谈话。看到妻子的泪水,我就确定自己得了恶性肿瘤。那时,我的心态还好,也可能是肚子疼得厉害,由不得我想太多,只是尽力安抚妻子。医生给了一个不确定的诊断叫“肝脏占位”,建议我去大医院看病,也给我配了止痛药,嘱咐我能忍住疼就不吃药。
当晚,父母知道情况后立即联系了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的叔叔,第2天一大早我跟妻子就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在上海住院检查了一周,最终确诊为原发性肝细胞肝癌。我当时叮嘱妻子:“帮我照顾好父母跟孩子。”后来,我从网上查了好多资料,有人说这个病最长5年存活期。说实话,不害怕是假的,但是我的外表看起来很坚强,还一直在劝慰妻儿老小。8月做了第一次肝切除手术。签手术知情同意书时,我被各种风险吓得心慌,以致躺在手术台上时整个人都在抖。
麻醉医生看我这么紧张,就让我做深呼吸,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了,当时有强烈的劫后余生感。医生告诉我,被切下来的肿瘤有3.5×3.4厘米大。8天后,我出院了,医生让我一个月后回医院复查。出院后,我就开始吃靶向药,各种说不出的难受开始攻击我的身体,感觉像钝刀割肉,看不到尽头。
第一次吃的靶向药是阿帕替尼,几天下来,手脚都出现了皮肤溃烂,一碰就疼,整个人特别的燥,鼻腔上火,口腔溃疡。那段时间还结识了几个病友,经常互相交流各自的状态,他们说我这属于正常现象,除了忍耐,别无他法。一个月后,感觉身体渐渐有了点力气,就是手术切口恢复得太慢。然后住院做了一次介入治疗,治疗后胸口特别疼,还伴有低热。免疫治疗(PD1)也出现了发热,感觉特别难受,像一辆即将熄火的破车,疲乏无力。
大概住院一周时间,我感觉身体状态比上次手术后还差。其间认识了一个病友大哥,他比我早一个月做手术,但是黄疸一直降不下来,身上的引流管已经挂了2个月了。跟他一比,我才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不久后,我又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在老家的医院做了B超。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是的,肿瘤复发了,B超查出来一个1厘米大的肿瘤。我再次来到上海做检查,医生说我的甲胎蛋白一直没降下来,这是个不好的征兆,需要继续做介入治疗,确认是不是肝癌复发。
这次的介入治疗不太顺利,可能是因为我太紧张了,血压升高,全身哆嗦。介入治疗的结果证实了肿瘤复发。然后医生建议我再做个射频消融,于是我在犹豫中第三次上了手术台,虽然还是很害怕。做射频消融后的第3天,我就出院了。医生说靶向药可能对我不起作用,而且甲胎蛋白还在持续升告,于是换了瑞戈非尼。前10天,吃2颗/天,我没有任何不良反应,10天后增加到3颗/天,我就开始有高热,全身瘙痒,还出了红疹。
我立即去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的急诊,当天就住院了。入院后检查发现肝上复发的不是1个肿瘤,而是2个,主治医师贾医生建议我立刻手术,因为有发热、皮疹等不良反应靶向药也建议先不吃。这次,我各种推脱和逃避手术,告诉贾医生我希望春节后做手术。其实,我希望在红疹退掉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过春节,因为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春节。
从我生病至今,家里光医疗费就已经花了30万,我想在父母面前表现得坚强一点,好好陪他们过春节。于是我任性了一把,不顾家人的反对,过了一个看似正常的春节。正月初十,我回到浙大一院,必须去面对手术了。幸运的是,肿瘤并没有因为我一个多月没吃药(已补充)而长大,手术很顺利。此次出院前,甲胎蛋白值居然恢复正常了,这是生病后的第一次正常。
出院一个月后,我再次去医院复查,甲胎蛋白值更低了。出院后3月,我去医院配了靶向药,进行PD1治疗,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适,心态也开始放松下来了。生病以来,我没有为自己哭过,但是看到父母伤心难过时流下了眼泪。现在,我只想先养好身体,争取更多的时间,陪父母老去,陪孩子长大。
这是一位跟我同龄的患者,身材高大。初次见面时,他全身都是由靶向治疗引起的皮疹,还伴有发热,看起来就像个“小红人”。住院后跟他接触得越多,心理距离就越近。从诊断肝癌到肝脏左外叶切除,再到经动脉栓塞化疗(TACE)、射频消融、靶向联合免疫治疗,迂回曲折的治疗经历让他的肉体和精神遭受了双重打击。尽管如此,他很乐观,采集病史时给我传递的都是正能量。入院后,针对靶向治疗不良反应进行了对症处理,皮疹和发热很快就被控制住了。但是,肿瘤确实复发了,手术后不到4个月就再次复发,从侧面反映了肿瘤的恶性程度较高,复发的病灶有2颗,一颗在切缘旁,一颗在左肝,多学科讨论后认为依然有手术的机会,而且是根治手术的机会。我希望他能够接受手术,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第二次手术后,患者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但是肝癌复发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肝癌术后5年的复发率超过50%[1],目前针对肝癌复发采取的预防策略还是比较局限的,如预防性TACE、靶向、免疫治疗等,更重要是的定期甚至终身随访。我经常告诉患者“肿瘤复发并不可怕,只要及时发现转移灶,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来控制肿瘤的,可怕是术后没有定期随访,出现明显症状后再来检查,那时往往已经是多处转移,没有很好的办法了。”影响患者最深的,可能不是手术,也不是肿瘤本身,而是各种治疗措施带来的不适感,皮疹、发热、乏力,这些造成了患者的焦虑,对医生的不信任,甚至逐渐对生活失去希望,不愿意接受治疗。
因此,我希望他是乐观的,也是理性的,可以定期复诊,对肿瘤再次复发保持警觉。
参考文献:Sugawara Y, Hibi T. Surgical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iosci Trends 2021, 15(3): 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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