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院史之七|不忘从医初心，不辱医者使命

从1948年8月樊城朝圣门关帝庙（现朝阳路康健大厦）内的大众医院开始，70余载历史画卷舒展开来，传承与坚守、光荣与梦想、执着与付出、创新与发展，“人民医院 服务人民”的服务理念薪火相传。

本期，我们刊载《不忘从医初心，不辱医者使命》，让我们一起聆听建院元老熊德云讲述从医故事，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人物简介

熊德云，1921年出生，于2020年病逝，享年99岁。

1940年，他参加抗日游击队起家的部队，从此开始从医之路，先后任上尉司药和上尉军医。抗日胜利后他回到家乡，1950年2月，在樊城后沟开设的德云诊所，当年5月受聘方济医院（1929年意大利传教士在樊城定中门创办的天主堂施药所），任内科医师，业务负责人。1952年，方济医院、黄瑾保产院（始建于1930年，位于樊城前街福音堂隔壁）先后被政府接收后合并改名妇产科病院（襄樊市人民医院的一部分），他负责全院业务管理。1956年，他参加全国科普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1978年他任襄樊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1978年他当选第五届市政协副主席， 1990年退休。

故事一：临时医院灭两病  

1961年春节前夕，市卫生局通知，襄樊市浮肿病和传染性肝炎流行严重，市里拨款开设一所临时医院，专门收治这两种疾病，用一年时间将两病消灭。医护人员从市医院、市防疫站和各卫生院抽调，春节过后即集中学习。市医院抽调医生有我（熊德云）、杨代新，司药刘志华，护士胡兴英等六人。我们这些老兵，又有用武之地了。

刚结束半年汉南支农工作，回门诊不到两个月的我，接到紧急通知去市卫生局集合。局长李正之说我市将成立临时医院用于治疗肝炎病与浮肿病的患者，我担任该院业务负责人。由四十多人组成的临时医院就此成立。

临时医院的前门在前街，后门在大同街。通前彻后，有五个小院，中间是一座砖木结构二层楼房，靠前一侧是一座大厅，整座建筑两侧都是厢房，共约数十房间，放一百张病床，绰绰有余。房子划定后，第二天临时医院职工，各搬行李住进医院，并准备各自的工具、用具、家具。伙房当天开伙，药房进行采购，经过几天筹备，就开始接收病员。病员的来源都是市防疫站普查确诊的，第一批足足收治一百人，其中肝炎和浮肿各收50人，这些病员中，许多是我的老病号。

临时医院不设门诊，只收各单位普查登记在册病员按计划分批入院治疗。浮肿病绝大多数是营养不良，蛋白质缺乏，钠潴留引起的。这种病治疗容易，吃几天好伙食，再补以维生素类和蛋白质类药品，以及适量的利尿药，一般在一周时间即可出院。肝炎病则不同，它是传染病，住院目的一是治疗，二是截断传染源，住院天数起码住够一月隔离期。

按照中华医学会肝炎治愈标准达标，才算治愈。标准：1、临床症状消失；2、肝缩小无压痛；3、肝功能转阴。如第一次治疗不当，以肝炎迁延不愈，而成迁延型肝炎或慢性肝炎。肝炎的治疗当时无特效药，一般采取综合治疗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又开展体育活动，请了两位体育专家，一位教气功，一位教太极拳。两个病区通过喇叭广播，一起进行体育锻炼，每天上午做20分钟，下午做20分钟。为使病员早日康复，采取休、养、治三结合，实行封闭治疗。

期间我收治一位肝硬化女病人，入院时腹水很多，黄疸也很高，经过一个月的中药治疗，效果非常理想，处方名为攻坚汤。这位患者出院后，多次到市一医院找我开药。

开办职工临时医院，主要是为了消灭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带来的浮肿病与肝炎病。到1961年灾害已经过去，这些年国家调整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到年底浮肿病逐渐自行消灭。肝炎病也稳定下来，没有新的病例发生。临时医院所收治的两病，均已痊愈，陆续出院。

1962年１月上旬，临时医院院长传达上级指示，宣布临时医院圆满地完成消灭两病任务，就此停办，工作人员各回各单位。这一年来，收治浮肿病七百余例，肝炎病三百余例，合计千余例。这些患者无死亡无恶化，也无转院，这是全体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

故事二：担任内科主任    

1962年１月，我从临时医院回来，没有休息就走马上任，到内科上班。市医院设内科病床68张、外科病床50张、妇产科病床30张，合计148张。这三个科同设在二个相连的四合院里。大四合院坐北朝南，内科在四合院最南端。妇产科座落在最北端，外科在两院之间的正中间。

内科是个大科室，有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室各一间，还有一个配药间。有病房16间，其中四个大间，每间放病床6张，10个小间，每间放病床4张，两个传染病隔离间，每间放病床两张，合计病床68张。医院派我接任内科主任，并免去我医务科主任和门诊部主任两个职务。

内科有医生5名（包括我），我与大家一起轮流值班。我在门诊工作多年，体会到门诊病人是游击性的，不易系统观察病情，病房医生是集体作业，能取长补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我进了内科发现自己存在许多弱点，必须要向大家学习。如胸穿、腹穿、腰穿等，还有气管切开、插管、拔管等技术都是我的弱点。此外，工作流程不同，如过去查房采用口头医嘱，来这里要求亲自下长期医嘱。临时医嘱还要开住院处方，另外还有一些新药、剧毒药过去我没用过，而这里却是常用药，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我在这里既当主任又当学生。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我有二十余年临床实践经验，有一看就会的自学能力，有鉴别疾病的理论基础，有细心观察病变，不明确诊断绝不罢手的决心，还有熟练的体检基本功。

一日清晨，收治一位60岁的中风昏迷患者，诊断脑出血。我查房时见病人昏迷，但无肢体瘫痪和阳性病理反射，却发现病人多汗，上肢肌肉震颤，疑有机磷农药中毒，翻开眼睑，见双眼瞳孔缩小，小如针尖，遂排除脑出血，试用阿托品和解磷毒，患者迅速清醒。我询问他是否解除农药，他回答：“夜间干腿子发痒，我取下墙上挂的1605药瓶，用棉花一团沾药涂抹腿上止痒，后来就睡着什么也不知道了。”翌日清晨，家人发现老人叫不醒，立刻送往医院抢救。这位老人如果不及早发现，纠正诊断和治疗，恐怕会危及生命。

故事三：快速疗法治流脑  市内医院传经验  

1963年，流行性脑膜炎在襄樊大流行。2至5月，我收治921例病患，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而其他医院竟高达百分之十。市内各医院都来找我学习磺胺疗法，从而降低死亡率。

流脑即流行性脑膜炎，全名叫流行性脑脊髓炎。病原是脑膜炎双球菌，通过飞沫传染，冬春季发病，一般呈现散发性，多见于10岁以下儿童。主要症状有发烧、头疼、喷射性呕吐、昏迷、颈项强硬等。在磺胺药物问世之前，死亡率达50%至70%，有了磺胺死亡率下降至5%以下。多年以来，我院内科仅收入少量病例。1963年春，突然爆发大流行，从元月至六月下旬，共收治1052人，这样的规模，对我这个内科主任来说是个严峻考验。流行之初我未重视，到二月中旬我才注意到它的严重性。

最初一天只收二三病人，以后病人日渐增多，一天达到上十人，某日我值班，病房中午到晚上共收入20位病人，这是最多的一天。这天我顾不上写病历，只能等夜间不写，一夜未写完下班后又补写半天。病床不够用，医院动员轻病出院，其他重病转外科病房。还将理疗室、放射科甚至外科等病房征用。

流脑以前多见于儿童，那年大流行，老少均有，最小年龄2个月，最大年龄70岁。流脑的治疗首选药物是磺胺，磺胺有好多种，其中以磺胺嘧啶为佳，但磺胺各家用法不同，一般多采用小量多次给药，注射或口服，疗程三至四天。

我们的用法则不同，是将磺胺嘧啶钠盐，一日总用量12至14克，配成1.2%。溶液静脉点滴，我把这种方法称作快速疗法或突击疗法。快速疗法对一般轻型流脑只需磺胺嘧啶钠盐一个剂量，第二天症状和体征基本上都会消退，但对重症流脑必须磺胺与青霉素或氯霉素合用，还要加用脑部脱水剂，伴有休克的，还加用正肾素以及激素，对华佛氏综合症，还要加大激素用量，若当天能存活的病例，第二天第三天仍要继续用。磺胺易在肾脏结晶，在使用大剂量磺胺时可静滴或口服与磺胺相同剂量的碳酸氢钠，这样就可避免结晶。我每天泡在病房，万幸没有把病毒传染给家人。据统计，脑膜炎住院医药费，平均每人为15元1角4分。

流脑大量流行之初，专属医院收治已在120余人，死亡10多人，与此同时我院内科已收治200余人，仅死亡3人。专署熊秘书长来我院探望他住院亲戚时，得知我院死亡率低于专医院甚多，便问我是否能到专医院传经送宝，以降低死亡率，为病人造福，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我答应了的熊秘书长的邀请。

1963年2月11日上午，院长周世民通知我，下午二时到专署医院作流脑专题讲座。我从收治的第一个病例讲起，并介绍了我们的快速疗法，并详细讲解了一般脑膜炎的处理、重症脑膜炎的处理、华佛氏综合症的处理以及磺胺用法、用量、用药后的副作用如何处理，最后谈了出院问题。并回答了几位内科医生的提问。

随后，我还在襄阳县医院和市中医院进行巡讲，市防疫站邀请我在防疫会议上讲流脑快速疗法。从此我的名声大震，卫生界和群众都知道市医院有个熊主任，许多襄城病人专门渡河来市医院求医。

——摘录熊德云著《我的奋斗历程从医岁月》

【一医精神  薪火相传】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从传染性肝炎、脑膜炎，到如今的新冠疫情防控，襄阳“一医人”始终怀揣使命、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与病毒殊死较量；他们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扛在肩头、记在心里，携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救治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始终牢记襄阳“一医人”克难攻艰、敢于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不忘从医初心，不辱医者使命，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群众。

编辑丨陈文

审稿丨龚波

监制丨邢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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