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动”起来、“深”下去,我们的国家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人民将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读书以明理,可辨美善真。读书以求智,可利家国民。党的十九大以来,“读讲一本书”活动已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荐书读书讲书、研讨交流思考、展示学习成效的特色品牌,搭建了党员干部互学互助、锻炼展示的重要平台,营造了全员读书、交流共享的良好风气和浓厚氛围。
在2022年“读讲一本书”活动中,北京协和医院的参赛队员们共斩获3项特等奖和2项最佳人气奖,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协和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秀素质。
本期阅读,将带领大家了解信息中心胡海洋的读讲作品《激越·百年战“疫”》,以及外科临床医学博士后孙晓宁的读讲作品《调查研究中的科学精神》——
激越·百年战“疫”讲述人:信息中心 胡海洋
初见这本书,是在去年10月医院组织的老专家与青年座谈会上,每位参会青年代表都获赠了一本由协和老专家签名赠予的《碧瓦》。翻开这青绿色的封面,就像铺开了一卷无际的河流。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再次探寻百年协和在中国抗疫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和精神力量。
这是90年前的一份病案,患者其实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住院医师,为解百姓之苦,他竟拿自己做实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疫病肆虐,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研究回归热,他在自己身上养病虱,7天被咬了1000多次,他就是钟惠澜。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当时有一种黑热病,几十万人感染,死亡率很高。钟惠澜在研究时不慎染上。他却一边忍受发冷、发热、流鼻血的痛苦,一边记录下“亲身体验”,为黑热病诊断提供了宝贵的临床参考。
好不容易康复,他又因有了抗体无法继续在自己身上实验。这时妻子站了出来:“你就痛痛快快在我身上做实验吧!”5个月后,钟惠澜终于在妻子的骨髓中发现了黑热病病原体,证明了犬、人、中华白蛉之间黑热病传染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学者的错误论断,对黑热病的防控具有关键指导意义。
面对可怕的传染疾病,坚持“生命至上”的协和人,常常忘了自己。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人员在SARS病区救治患者
2003年春,“非典”疫情突如其来、席卷全国。3月17日,协和医院收治了第一例确诊的“非典”病人,一场历时百天、惊心动魄的战役从此展开。
为了阻击非典,协和医院先后开辟了四个“战区”(东院、西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SARS医疗中心、中日友好医院SARS重症病房)。
全院3350名职工中,共有2306人先后奔赴了抗击SARS前线。累计收治SARS患者308例,接待发热患者4040人。
全院医生、护士服从医务处、护理部的统一调配,接到命令都第一时间赶到工作现场。不少年轻医师、护士和辅助科室技术人员向科领导主动请缨,要求前往非典防治第一线。
医务人员通过亲自采样、亲手提取,从79例“非典”患者的158份鼻咽拭子标本进行分离,成功获得3株SARS冠状病毒,命名为“PUMC”病毒株,为明确“非典”肺炎病原体作出重要贡献。
协和制定了“协和医院非典诊治标准” 和“非典接诊流程图”,最早提出“早期小剂量激素治疗非典”,避免股骨头坏死并发症,在提高确诊率和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医护感染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发挥了学术引领作用。
这是一次人类与自然灾害的较量,这是一次疾病对人类意志、智慧、情感和道德的考验。面对非典恶魔的威胁,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务人员依靠科学,无私无畏,与病魔展开了生与死的较量,谱写了新时代的奉献之歌。
面对全新的传染性疾病,协和人总是挺身而出,勇担使命。
2020年,新冠肺炎拉响了全球疫情的新警报。北京协和医院闻令而动、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先后4批次186人医疗队驰援武汉,是武汉保卫战中去得最早、离开最晚的一支国家医疗队。
书中写道——17年前,感染内科刘正印大夫进入SARS病房前,告诉师兄:“我写了一封信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还有我自己的存折,密码也在上面,万一有什么事,你拿了给我爱人。拜托了。”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54岁的刘正印再次主动向医院请缨,“如果需要,希望医院派我第一个支援武汉。”
作为第一批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的队长,刘正印教授在武汉一呆就是81天。第一个组建国家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筹建中法新城院区第一个新冠ICU病房、医疗队第一例尸检患者家属谈话……身兼感染内科专家和感控专家两职的刘正印教授不畏艰险、勇当尖兵,把初心写在“抗疫一线”。
世纪风雨,赋予这片青砖碧瓦不凡的记忆。传染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还在持续,协和人将一如既往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谱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篇章!
调查研究中的科学精神讲述人:外科临床医学博士后 孙晓宁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医学的沧桑巨变。
有这样一部举足轻重的著作,首次发表于1910年,即引发美国医学教育界的革命性变革,奠定了现代医学教育的基石,被后人冠以作者的名字,它就是《弗莱克斯纳报告》。
1908年,教育学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受邀开展对美国和加拿大医学教育的调研任务。
当时的美国社会,医学教育模式参差不齐,招生入学缺乏标准,教育过程缺乏品质管控,执照制度长期缺失,大量以营利为目的的医学院校鱼目混杂,侵害着民众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权利。
弗莱克斯纳恪守着调查研究的严谨原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亲自走访了北美155所医学院校,详实记录了各处的师资能力、办学规模,以及实验室和教学医院的硬件水平,一部近400页、总计14万字的研究报告问世。
因为有着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弗莱克斯纳报告》敢于直面弊病,尖锐提出批评,大胆列举建议。报告阐明了现代医学教育的原则和理念,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模式奉为模范,提出了提高医学院入学标准、标准化学制、关闭不合格医学院、重视临床教学和研究等一系列改革建议。
披荆斩棘的探路尝试迅速演变成高歌猛进的社会潮流。“报告”发表后的13年里,北美地区医学院校从155所锐减到60所,美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也从此进入快车道,高素养的临床医生批量出现,系统性地提升了社会医疗质量。
作为一名协和人,这份报告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和触动。
北京协和就是按照报告中的理想框架在东方打造的医学殿堂。协和医院在成立之初便成为医学发展的理想沃土,科学信念在此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严谨求精的调查研究精神深深镌刻在协和人的气质中。
细致严谨,将调查研究做“细”。
临床工作是医生最好的教材。“在患者面前,我们永远是个小学生”,这是张孝骞先生常说的话。行医六十载,他格外重视临床第一手资料积累,养成了坚持用“小本本”记录患者病情的习惯。数十册的小本本,成为“大内高手”的武功秘籍,遇到疑难病例,他随口就能说出同类患者的病情。
研究让见识成为学识,张老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达到人所未及的医学造诣。
刻苦钻研,将调查研究做“深”。
在毫无有效治疗方法的年代,绒癌一度被视为不可治愈的“癌王”。宋鸿钊教授对绒癌治疗的药物选择、配伍、给药途径、顺序、速度等诸多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记录和分析。为了攻克化疗毒副作用的难题,他亲自到床旁观察患者、亲自进行血常规检查,摸索患者毒副作用发生发展的规律。
千百次的试炼,终于敲开绒癌患者“重生”之门。宋鸿钊教授用一辈子的时间,使绒癌从死亡率90%到根治率90%,绒癌研究成果震撼世界。(绒癌根治术成为我国最早得到国际认可的,领先国际水平的医疗成就之一。)
实事求是,将调查研究做“实”。
医院管理中的调查研究,也是推动医院发展提高的关键前提。1960年前后,林钧才、董炳琨带领医院党委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临床,遍访各方代表,在查房中听民声、会诊中察民情、病例讨论组访民意,交接班中集民智……经过一年半的调研研究,出台了《提高医疗质量的十二条意见》,迅速改变了医院面貌。
1962年,总结凝练出了著名的“三基三严”教育方针,惠泽一批又一批年轻医生的成长。
审慎的调查、科学的研究,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2020年,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提高七种能力,就包含 “调查研究”。
作为一名青年医生,一名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也深深感受到了强大的使命和责任。“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沉淀多少真情。”
未来职业道路上,我将终身修炼调查研究这门基本功。下“真功夫”,扑下身子真调查,真抓实干。下“实功夫”,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难题。下“苦功夫”,迎难而上,刻苦钻研,持之以恒。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动”起来、“深”下去,我们的国家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人民将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图片/宣传处 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肖雄 傅谭娉 陈恔
主编/陈明雁
监制/吴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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