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学生临床实习日记——我与国学巷37号的故事

我叫唐伟龙，是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2018级临床医学五年制的一名学生。

在华西校区内，有一座古老又极具标志性的钟楼，其下是一片盛大的荷花池；在荷花池的不远处，有一条从校区通向医院的长路，路两边种有高大的银杏树。夏天时，荷花开满东院的池塘，蓬勃地宣示着生命的萌发；深秋时，银杏树叶铺满前行的道路，无声地暗示着生命的迟暮。

由生命的开始到结束，组成了我们从医学院到医院必经的行路。而在这路上来来往往4年间，尤其是进入临床实习的两个月，这当中发生的几件小事，让我对生命的意义、医学的意义有了更多的思考。

“医生，我的时间不多了。”这是我刚进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实习时，一名患者在查房时对我们说的话。

婆婆今年七十多岁，颈部有一个原因未明的巨大肿块，大到已经严重压迫气管，手术切除的风险巨大，暂时借助吸氧才能免于窒息。婆婆家里并不宽裕，从发现脖子上有个肿块到逐渐长大，一直不愿意就医，直到影响呼吸才拗不过子女入院，在来这里前已经去了很多医院，非但没有多少缓解，家里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转入华西后，需要先进行以查明肿物原因为目的的检查，但婆婆在知道费用后坚定地选择了拒绝，只要求供氧。我们多次解释接下来的诊疗计划，希望她能够配合却被坚决回绝。婆婆的女儿在床旁，为难而不知所措。

我的带习教师是这位婆婆的主管医生，她很为婆婆感到惋惜。她一直怀疑这个巨大肿块可能与血液疾病相关，在查明原因后或许通过化疗等手段可以缓解。但面对婆婆的一再拒绝和她女儿为难的表情，主管医生最终无法坚持治疗的想法，同意了婆婆出院的请求。

最后，婆婆穿着一身崭新的衣裳，离开了医院，我甚至还来不及更多地了解她的经历与遭遇。离开时她说话已模糊不清，听力也因痼疾下降明显，她渐渐开始与世界隔绝了。

几天后，我所在的医疗组又收入了一名“急性呼吸困难”的16岁男孩。他的颈部同样有一个巨大的肿块、同样严重压迫着气管，只有一直坐着才能使呼吸困难稍微缓解。

男孩父母在南方打工，因为孩子的病情匆忙赶回，四处求诊几乎花光了本就不多的积蓄，男孩父母迫切希望华西能治疗好儿子的病，但多项检查都在提示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恶性肿瘤且已全身转移，加上家中老人刚刚去世的打击，男孩父母一直处于十分痛苦与沮丧的状态。

主管医生一方面告知男孩父母做好心理准备，一方面联系各个相关科室请求会诊。会诊后，主管医生与男孩父母交流，认为淋巴瘤可能性较大，治疗可能有效果，但存在一定的风险。男孩父母也表示虽然家中已经几乎没什么积蓄了，但为了孩子愿意承担风险！面对同样的未知，医生和家属都鼓起最大的勇气，为这位男孩寻找一种可能。

被父母瞒在鼓里的男孩还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不了解父母和医生付出了多少努力，一直认为只是有点小毛病，因为怕痛不愿接受任何打针穿刺，谈条件般地接受治疗。好在男孩父母和医生们都一直坚持着，虽然还不知道最终疗效如何，但至少症状缓解很快，现在男孩终于能躺下睡觉了。

感悟

即使是相似的情况，也有不同的处理，走向不同的结果。在世间，不是所有疾病都有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所有治疗的代价是患者及家属都能承受的。

治疗的过程中，权衡利弊的人，不仅仅是医生，同样也有患者及其家属；一边是不那么确定的医疗效果，另一边却是明确的需要付出的具体代价。拯救病人是医生与患者和家属共同的目的，但面对某些疾病时，越寻求治疗的成功，它的代价也许越无法承受，其最终结果也越难以确定。每种选择，终难找到完美而无悔的答案。

医生不是机械，患者同样也不是，我们彼此都是活生生的个体。除了医疗这个纽带外，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其他的接触，我们终究会对彼此有所触动，我们终究会对彼此倾注真情。

我所在的医疗组有位学姐收治了一位因晚期肝硬化伴大量胸水的中年患者。胸水的存在让这个患者呼吸困难，只能侧卧着呼吸。学姐一方面忙碌于积极寻求胸水形成的原因，一方面随时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

长期的肝硬化让这位患者的身体十分虚弱，但是这位患者对于各种检查，从未表示过任何不满，他一直很温柔地向周围的医护人员与病人释放着善意。后来经诊断，造成胸水的原因就是来自肝硬化，但患者的肝硬化程度已到晚期，基本难以改变，住院已经没有太大必要。在充分与患者及其家属交流后，他们选择了出院。虽然我们并没有最终帮助到太多，但出院时他们却一直在表达着感谢，我们只能眼看着患者年迈的父亲推着患者的轮椅走出医院，无能为力。

后来，我在办公室找到了患者出院时没有现身的学姐，她整个人充满了沮丧和深深的无力感，她不想去面对患者离开时的情景，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还有一名患者，在我陪床护送她去进行CT检查时，她的丈夫一直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病床上的妻子，精神高度紧张，一路上一言不发，和他说话也几乎得不到回复。直到他去办手续时，患者才带着歉意对我说：“他耳朵现在听不清了，你们对他说话的时候可以大声一些”。患者声音虚弱，眼神一直投向在远处忙碌的丈夫，里面尽是温柔和谢意。将患者推进CT室后，她丈夫面向那扇厚厚的铅门伫立着，我在他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眼神，里面尽是关心和爱意。

感悟

医学一直都是一个严肃而严谨的学科，但落实于实际，作为医学主体的我们和患者都是有着情感的生命。

患者渴望能活下来，但现有的医学实践未必能满足这个需求。在这种时候，医生是否能根据自己最朴素的情感为患者推荐可能有效、但未被充分证明有效性的一种实验性的治疗方式。特别是面对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一名医生需要权衡温度和理性，过于理性，则失去了医学的温度；而过于感性，则让医学失去了其专业性。

人们总将医生视作一种高尚的职业，但在医疗活动中，高尚的不仅仅只是医生。

我见过白日里第一住院大楼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见过夜晚零星几位或靠着椅子或席地而睡的患者家属；

我见过那些身上已被接了各种监护治疗仪器、却仍愿意配合实习医生询问与操作的患者，也见过那些被病痛折磨、却仍不忘安慰旁边怕打针的孩子的患者；

我见过白天奋笔疾书记录病史的一线医生，也见过那些在急诊科忙于为患者心肺复苏的医生，虽已疲惫不堪，但并未放弃；

我见过夜晚还在值班室操作各种仪器设备的老师；也见过那些愿为医学生们答疑解惑的各位老师，无论专业知识还是课外生活，都支持着我们在医学路上继续前进……

这些举动，不为高尚的加冕，只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支持。

生、老、病、死，我们终究无法避免。那么，医疗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去权衡医疗效益与代价？我们如何在面对未知的病情时决定医疗进行到哪一步？我们如何处理专业与情感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恐怕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在进入临床前的一堂理论课上，有一位老教授曾经说过，对于一位医生而言，在医疗指南建议的“白圈”与指南禁止的“黑圈”之中能正确做出选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两者交界的“灰圈”。如果患者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突发疾病，不及时进行有创治疗极有可能死于疾病本身；如果进行有创治疗，患者身体虚弱，极有可能经受不起治疗本身的损伤。这时，你选择治疗与否，都有支持，也都有禁忌；做与不做，都有风险。这时该如何在最短时间做出选择，成为了一道现实而艰难的问题。

医疗是人与人之间最高级的互助，我们总归是希望给患者最大的帮助，而非让患者及其家庭用巨大的代价来换取微薄的效益。在这没有任何指南和标准能够提供可靠指导的“灰圈”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诊断与治疗？如何在看不清前路是否有光明时选择建议患者及家属继续治疗还是放弃？这也许是每个医生都曾经历过的、如千斤般沉重的问题，也是所有医生终其一生要去亲身实践并思索的问题。但每个医生，最后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无论对错。

人在众人期待中呱呱坠地，在众人悲痛中默言离世，我们都是生命的经历者。医生要理解患者和家属，因为他们带着对生命最朴实的爱；当然也要让患者和家属能够理解医生，医生不是判人生死的神衹，只是将前人的经验总结成医学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和预判患者的病情。在莫测的生命面前，医者和患者同样都是被动的。

医疗这种最高级别的互助，不应该在我们的疏忽与患者及家属的误解中变味。“守护生命”终归是我们的落脚点，而守护的不仅是患者及他们的家庭，同时也包括我们医生自己及其他医疗参与者。我们与患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成为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支持的一种方式，成为因生命而建立的纽带。

＊

我相信这些不是答案的全部，只是我对关于医疗与生命这个宏大命题思考的小小开始。我开始走在了这条从医学生到医生的路上，前方有花开，有叶落，有无数坚定的脚印。这条路，终究还很长很长。

即使人生如梦，可我们投入的都是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