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道丨干货】BRAF检测与治疗策略进展

以下文章来源于洞见分子 ，作者复旦中山分子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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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视频栏目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分子病理中心纪元教授发起，栏目以靶点为核心，聚焦靶点前沿进展，邀请知名病理学专家及不同学科医学教授参与，旨在以权威学术交流节目，引发新的思考与尝试，助力分子病理事业新发展。

第二期的Insight栏目，纪元教授邀请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内科刘天舒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超声科徐辉雄教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病理科董磊教授对BRAF靶点的相关热门话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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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什么时候需要进行

基因检测，早期患者是否需要

BRAF检测？

徐辉雄教授：

以甲状腺癌患者为例：病理检查方法主要包括手术前或复发性肿瘤/淋巴结超声引导下FNA(ultrasounic guided-FNA, UG-FNA)、粗针穿刺、术中快速冰冻切片诊断和术后常规病理，以及分子病理检查。病理是诊断的金标准，在甲状腺癌术前评估、复发风险分层、指导临床诊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FNA 细胞学辅助以细胞蜡块和免疫细胞化学方法、粗针穿刺辅助以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有助于术前明确肿瘤性质，以为后续诊疗提供判定依据(如恶性淋巴瘤不推荐手术治疗)。

如有明确的FNA细胞病理学报告作为依据，术中快速冰冻切片诊断建议用于淋巴结转移、手术切缘、甲状旁腺的判定。

术后病理检查包括大体检查、HE切片形态学观察、电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和分子病理检测等方面，从而明确病变性质、肿瘤组织学类型及亚型、肿瘤大小、侵及范围、腺内播散、手术切缘、脉管侵犯、神经侵犯、淋巴结转移数和总数、TNM分期。

分子检测结果有助于肿瘤良恶性鉴别、肿瘤复发风险分层，并为甲状腺肿瘤患者靶向治疗提供分子依据。在临床实践中，对于早期患者会进行超声的影像学评估，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兼顾诊疗产品的可及性，患者的依从性和耐受度，对于特定的基因突变（BRAF v600e,RET/PTC,RAS,PAX8/PPARƴ），多基因检测或者单一的基因突变检测；此外对于非典型病变，滤泡性病变，滤泡性肿瘤或可疑滤泡性肿瘤进行分子检测；此外若出现疾病相关症状或影像学进展也建议进行分子检测，分子检测结果需要结合个体的临床，影像学以及FNA细胞学结果进行解读。   

不同瘤种的BRAF突变患者，

检测的时机与方法选择？

董磊教授：

在多种人类恶性肿瘤中，如恶性黑色素瘤、结直肠癌、肺癌、甲状腺癌、脑胶质瘤及朗格汉斯细胞组织增生症，均存在不同比例的BRAF突变，BRAF基因突变可作为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随着特异性的BRAF抑制剂的出现，患者生存获得了极大地改善，所以早诊、早治对于BRAF突变患者的意义重大，无论是术前穿刺，还是术中术后病理与分子检查，选用PCR,一代测序还是NGS，都需要根据个体的临床需求，样本质量来进行判断和选择。

目前不同瘤种的国内外指南如恶性黑色素瘤，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均推荐患者应常规进行BRAF基因检测。准确、快速的找到患者突变靶点，分子分型，为了避免样本浪费，节约检测时间，对于活检样本，应跟进所选用的技术特点，一次性切取需要诊断组织学类型和进行分子检测的样本量，避免重复切片浪费样本；如果肿瘤标本不可及或者量少不能进行基因检测时，可通过外周血游离肿瘤DNA进行突变检测。   

对于BRAF突变的患者

伴有其他靶点突变的治疗策略选择？

刘天舒教授：

以结直肠癌为例，BRAF突变发生在约10%的mCRC患者中，是预后不良的标志，通过已有研究可观察到BRAF突变的晚期肠癌治疗相对复杂，联合治疗是趋势，不同的联合方案探索中，BRAF抑制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在抗EGFR联合化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ORR和PFS。对于BRAF突变伴MSI-H/dMMR晚期结直肠癌可接受免疫治疗，免疫治疗的应用值得进一步探索。临床用药遵循指南建议，结合临床个体化，给予患者最合适的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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