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社会史看“后医学”健康政策

摘要：本文从医学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回顾了人类与致病微生物斗争的历程。在20世纪前60年的“医学时代”，科学医学在与急性传染病对抗中凭借“神奇子弹”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自从进入“后医学时代”后，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剧变，慢性病成为人类第一杀手。与此同时，由于人类不断破坏自然环境和侵犯野生动物，导致本与人类无涉的新型病毒突袭报复，成为人类社会的心腹大患。但在这一时期，科学医学仍然沉浸在追寻新的“神奇子弹”路径依赖中，人类社会则对投入较少，受益更大的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健康管理掉以轻心。尤其在当前遭遇新冠肺炎突袭的背景下，受到医学技术和伦理法规的限制，“神奇子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出来。在疫苗试制期间，有限的医疗资源只能用于救治危重病人，而其他人群只能靠封闭社区和社交隔离来消极等待，其中的一部分又逐渐发展成危重病人。中国的幸运之处在于有中医干预，可以帮助绝大多数人安度难关。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是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保持整体的生态平衡以消弭新型病毒的危害。

关键词：医学社会文化史； 医学时代； 后医学时代； 神奇子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医干预

作者简介：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赵卫华，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亨利·西格里斯特（Henry Sigerist）在《人与医学》一书中指出：“如果让读者参与到一个观念的发展历程中去，那么他对这个观念的理解就会变得容易一些，因此，我求助于历史，把历史当作描述基本事实的一个工具”。在菲力普·亚当（Philippe Adam）和克洛迪娜·赫尔兹里奇（Claudine Herzlich）的《疾病与医学社会学》一书中则提出：“现行体制下流行病卷土重来，公共场所疾病也不时出现，本书可以使我们了解该体制下的一些关键问题，因而颇具现实意义”。

新冠病毒肺炎的突袭，至少给了我们100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安心地宅在家里读书。于是，从医学社会史到医学文化史，一本本地读下去……不料读书多了，反倒产生了更多的疑虑和不安。这就迫使我们去琢磨、去思考，试图能参悟出一些什么来。

2020年以来，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的“战疫”中，中医中药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17日，国家中医药局披露，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例的96.37%，在湖北地区中医药的参与率也超过了90%。中医药作用的发挥体现在抗击疫情整个过程中，包括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

其实在国内，还是有人不看好中医。因为中医被认为是不能被实证的，因此就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对科学医学似乎也没有那么自信，更没有那么自傲。在世界医学史以及相关的社会史著作中，对科学医学的现状更是屡屡提出挑战。

一．医学发展：社会学的角色不可或缺

平心而论，在源于西方的医学社会学或健康社会学著作中，对医学现状表示不满和疑虑其实是常见的话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弗雷德里克·沃林斯基（Fredric Wolinsky）和威廉·考克汉姆（William Cockerham）都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的立场对西方医学发展的历程作了梳理并发表了中肯的评价。

(一)医学史上的以人为中心和以病为中心

在沃林斯基所著的《健康社会学》一书中，他把科学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脉络划分为八个阶段，并以医学史上八个“最有代表性的精彩片段”作为每一阶段的标志。这就是：(1)公元前15世纪许癸厄亚（Hygie）哲学的时代；(2)公元前12世纪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崇拜时代；(3)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que）时代；(4)中世纪的教会束缚的时代；(5)17世纪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理性主义时代；(6)18世纪的公共卫生迅速发展的时代；(7)19世纪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科赫（Robert Koch）的细菌学理论时代；(8)当代系统论影响下“完整人”健康的时代。饶有兴味的是，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充斥着“单纯生理”的一元哲学与“生理（躯体）—心理（精神）”或“生理（躯体）—生理（精神）—社会”的三维哲学的争拗。更有趣的是，上述几种思潮还一直在“轮流坐庄”。

从一部西方医学思想史或医学哲学史中，沃林斯基以健康社会学的范式概括出医学的四组“二元性”，这四组二元性反映了西方医学深层次的内在纠结：

“第一组是医学既依赖于巫术，也依赖于科学，这是医学始终具有的一个二元性。”这里所说的“巫术”，应该是泛指某种神秘力量。说到医学的起源，总会提及上古时代的巫术。医院的出现，也与基督教的兴起相关。再看现代医院的就医过程，其实有一种刻意营造的神圣氛围和仪式感。另外，一个人一旦进了医院，其社会身份就变成了必须听命于医方的“病人”或“患者”。至于医疗服务的结果，爱德华·特鲁多（Edward Trudeau）的墓志铭表达得最为直接：“有时，能治愈；常常，是缓解；总是，去安慰。”

“现代医学的第二组二元性是倾向于个体医学和倾向于群体医学之间的差别”。沃林斯基认为：在医学部门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体医学，其基本原则是治疗和康复；而在公共卫生部门占统治地位的是群体医学，其基本原则是预防。沃林斯基更指出了一个诡异的现象：“虽然倾向于群体的医学对健康水平有更大的影响，但我们绝大部分的卫生经费是用在了倾向于个体的医学上了。”

“现代医学中的第三个二元性是把将肉体和心灵看作彼此独立的部分和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之间的区别。”沃林斯基认为：恰恰是不断增长的科学知识直接把情绪压力与生物学组织的变化连接起来。他指出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现代医学不断积累和收集社会、心理压力与躯体状态变化相联系的大量信息；另一方面，现代医学却继续把心灵和躯体当作彼此独立的部分来对待。

第四个二元性医学用技术手段而不是用人文的或整体论手段来治疗完整的人。沃林斯基强调，这个最后的二元性是以上三个二元性的衍伸和深化，他认为：“这是科学的碎片式方法的精致产物”。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所具有的人文特征，看来与现代医生所受的技术性训练相冲突：“尽管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走进了医生的诊所，但他只是被唯技术论的医生当作一个疾病来治疗的。”对此，考克汉姆则进一步揶揄说：西方的宗教和医学科学都支持这样的观点：人体是一个机器，疾病是机器的故障，而医生的职责就是修理机器。

直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的发展，从系统的完整人的角度来研究医学和健康的趋势才重新回归。WHO的健康定义便是对“完整人原则”的完整表达：“健康不仅仅是不生病或不衰弱，而且还是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完整人原则呼吁医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流行病学等现代学科密切合作。

话虽如此，但沃林斯基还是以社会学的问题视角表达了他始终挥之不去的疑虑：“这种医学和健康的新哲学才刚刚开始，它能否取得主导地位——和什么时候取得这种地位——还不清楚。”

(二)科学医学曾经的辉煌和现实的迟滞

1986年WHO发布的题为《生活方式与健康》的报告中提出：20世纪以来的科学医学史可以分为“医学时代”和“后医学时代”。在《医学社会学》一书中，考克汉姆引用了WHO的这个说法，并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作了诠释：20世纪的前60年是所谓医学时代，这一时期是科学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迄今为止最为辉煌的高光时刻。之后，发达社会便逐渐走入后医学时代。虽然在这一时期，科学医学仍处于不断进步中，但似乎就结构和过程而言的生物学或生理学的“科学发现”更多于就结果而言的医学的“科技发明”，与前一时期的高歌猛进相比，未免有一些坎坷和迟滞。当然，一种事物在历史发展中有起有伏是客观规律，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科学医学能及早获得新的突破。

在一部科学医学史中，我们不妨在20世纪开始的医学时代之前再杜撰一个“前医学时代”。在这一阶段，公共卫生先于临床医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考克汉姆指出，19世纪改善健康状况主要得益于“工程手段”，建立安全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实现农业现代化以便生产充裕而廉价的食物，这些手段目前仍然在改进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健康水平。因此，有研究表明，19世纪后半期传染病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饮食、居住、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改善，而不是因为医学创新。

直到19世纪后半期，细菌学诞生则迎来了真正的医学革命。巴斯德、科赫及其他学者创立了疾病的微生物理论，发现了如伤寒、破伤风、白喉等许多疾病的病因，并发明及提供了免疫的疫苗。20世纪初，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之前药物生产在工业化基础上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时，上述这些因素促成了辉煌的医学时代。在医学时代，主导的卫生措施是大规模地接种疫苗和为了对抗感染而广泛使用抗生素，这使以往肆虐于人类的急性传染病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被有效控制。二战以后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使政府的卫生政策的关注点转向怎样提供医疗服务和怎样为其付费。

在70年代进入后医学时代后，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生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和环境因素所侵蚀，包括特定类型的个人行为（如吸烟、过度饮食）、社会组织的失效（孤独）、经济因素（贫穷）和物理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都不能通过直接的医学进步来处理。卫生政策主要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以获得健康与福祉（Well-being）。

无独有偶，与以上的科学医学史的划分相对应，社会流行病学的研究也把19世纪以来的学科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早期的“公共卫生阶段”，流行病学关注的焦点是污水处理和排水系统的建设，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引入公共卫生计划。第二阶段是“传染病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这一阶段的主要预防措施是切断病原与宿主之间的传染链。第三阶段是“慢性病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病原和环境来控制风险因素。第四阶段是“生态流行病阶段”，虽然慢性病仍然是主要威胁，但旧的传染病又再度回潮，还有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和非典，当然也包括目前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

社会流行学的划分，更细致地把后医学时代又分成了两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后医学时代的生态流行病阶段。在这一阶段，有众多领域的科学家参与进来，运用他们的技术，从分子层面、社会行为层面、人口层面和全球层面来处理健康问题，预防手段变得多学科化。

综上所述，从19世纪初至今的220年中，从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科学医学最辉煌的时代是20世纪前60年的医学时代。但是，人类疾病谱也随之立即转型，人类社会进入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时代。然后，鬼影憧憧的超级细菌和新型病毒，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新难题。曾经战无不胜的科学医学，陷入了长期苦战未果的窘境。应该强调，医学是讲求结果，讲求外部效应的，在后医学时期，尤其在生态流行病阶段，在等待新的摧枯拉朽般的突破的同时，以让人少生病乃至不生病为目的，科学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健康管理，更应成为实践领域关注的焦点。

总而言之，一部医学史，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实际上蕴含着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分分合合。科学医学在医学时代战无不胜的这份荣耀，看起来似乎应该由科学独享。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积累的与急性或烈性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沉淀，科学医学能够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的辉煌成就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同时可以解释，在后医学时代为什么出现医学的迟滞和困顿。

二．病毒突袭：神奇子弹并非唯一选项

最近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场合，国内媒体和自媒体会时不时提到特效药的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把能够将致病微生物（细菌、病毒或多细胞生物）一枪毙命的药物——亦即常说的特效药——命名为“神奇的子弹”。但是，在后医学时代，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却反对把寻求“神奇子弹”当作医学发展的唯一选项。

(一)医学时代造成对神奇子弹的路径依赖

如前所述，医学的胜利显然得益于19世纪后期细菌学的蓬勃发展，究其原委，就是细菌学引领科学医学发现了可以对症下药的“神奇子弹”，“过去致人死命的传染病现在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治愈了”。

“神奇的子弹（Magic Bullet）”一词是埃尔利希首先提出来的，是指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它能立即治愈疾病或改善健康状况但没有有害的副作用。埃尔利希提出了一种化学结构理论来解释免疫反应，并早在1906年便预言化学家很快就能在实验室里合成针对特定病原有特效的化合物。这种药物会有选择地针对某一类细菌，而不影响其他生物体。埃尔利希称这些药物为“神奇的子弹”，后来这个词被用来泛指可对致病微生物一枪毙命的药物或医学疗法。虽然有时也被译成“魔法子弹”或“灵丹妙药”。但在考克汉姆和沃林斯基著作的中译本中，这个词被不约而同地译成了“神奇的子弹”，本文亦沿用之。

考克汉姆指出：20世纪的医学实践牢固地建立在“任何疾病都有一个特定的病原”的前提之上。医学思维被这种想法主导了，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在生物医学领域内，找寻作为神奇子弹的药物，注入人体以清除或者控制病变。沃林斯基则认为：从细菌学理论视角看，每一种疾病都会有一个特异的致病原因。在一个生物医学框架中，治疗疾病的最佳方法是消除或控制病因。细菌学理论使医生形成了一种牢固的观念，即努力寻找神奇的子弹以击杀疾病。

但是，当寻找神奇子弹被当成医学实践唯一选项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线性思维显然束缚了科学医学的手脚。考克汉姆指出：由于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导致了种类繁多的药物的发明和制造，也导致了建立在药物治疗基础上的各种技术的发现，这一途径成为解决问题、治疗疾病主要的医学手段。科学医学取得的惊人进步说服了医生们，使他们只关注建立在严格科学试验基础上的临床医学，心无旁骛。沃林斯基则指出：细菌学理论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医生不是将病人作为一个人，而是用病人所患的病来加以区分，这被称之为医学史上古老而又科学的孤立研究方法，这和“医学的不确定性”一起使医生成为人体的机械师或修理匠。我们只要了解一下现代医学工作者大量而广泛地用药物来治病这种情况，就能体会到这种观点仍然被普遍接受。

然而，当人类社会迈进后医学时代，疾病谱发生了质的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时，传染病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了急性传染病，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慢性病复杂的病因从表象到实质都远远超越了医学时代把细菌当作唯一病原的线性思维。

但是，医学时代造成的对寻找神奇子弹的路径依赖仍然具有极强的统治力，致使在生态流行病阶段大量的科研力量和资金仍然放在寻找一枪毙命的特效药上。最终的结果是技术的精神掌握了医疗卫生系统，医生和护士都认为只有采取最新的医学科学技术，才能提供最佳服务；而公众也开始神化医疗技术。其后果是，医院对配备最新医学技术非常热衷，从而导致医疗卫生开支在不断上涨。

对此，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评论说：“显然简单的因果分析远远不够。既然同时存在许多变量，它们又不间断地交互作用，而且还以不规则的频率改变它们的规模，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并尽力将某个特定的‘结果’归因于它，结果往往是引人误入歧途。”

亚当和赫尔兹里的批评更是直截了当而且非常尖锐：“我们曾将现代医学看成是现代化的胜利，今天却碰到了这场胜利的局限”。因此，“尽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医学也并不总是能带来健康”。同时，“伴随着不断的技术化，医学反成为千夫所指。”

(二)病毒突袭不会给医学留出反应时间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以上所说的后医学时代医疗领域的单纯技术倾向的弊端和一味寻找“神奇子弹”的偏执，针对的都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种显见的急性传染病——既然在医学时代，我们曾经用“神奇子弹”射杀了一个又一个急性传染病，那么，现在仍然循着这条成功之路继续前行，又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介绍埃尔利希的短文，用“靶向微生物”形容他研究中的“特定病原”。这说明，只有有了靶子，神奇子弹才能有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靶子或靶子根本就看不清，那子弹将射向哪里呢？

在第一节的结尾，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与急性传染病斗争的经验积淀，科学医学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吗？回答是：我们常说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麦克尼尔指出：“医生处理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事务，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容易从经验中积累完善。”就此而言，一部医学史实际上记载的就是一个医学界以健康和治病为目的的不断试错的发现和发明的过程，所以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乃至谬误都不可忽视。实际上，在神奇的子弹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医生们对将要瞄准的“靶子”，亦即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其实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了。

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医学自不消说，在中医典籍中，对传染病有着明确的描述。最迟成书于公元之初的《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又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中医典籍中对各种传染病及传染途径均有详细记载和治疗方法。

西格里斯特指出：“在西方医学里，接触传染源的思想之表达，不会早于中世纪。这一观念带来了极其重要的认知，即流行病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人传染给人的。后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不存在只有此一种形式或彼一种形式的单一的瘟疫；每一种瘟疫都肯定有着明确的特性；还认识到，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些界线分明不可转化的各种疾病。疾病因果关系的发现，使人们更多地理解了各种流行病独特的本质；这一发现，让人们有可能证实：这些疾病中的每一种都有一个明确的起因，用这起因可以给这种病下定义。”由此可见，在细菌学理论引发的医学革命之前，西方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也已有了相当深厚和深刻的积淀。麦克尼尔曾用欧洲的黑死病，亦即鼠疫的故事，为以上观点做了背书： “准确地说，即使是欧洲也差不多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直到15世纪末）才在医学上获得对鼠疫相对清晰的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在19世纪真正的医学革命来临之前，人类社会对各种传染病的了解已经有了深厚的积淀，尽管这些积淀中菁芜并存，有些“知识”甚至很荒谬。但是，至少神奇子弹要瞄准的靶子基本上是已经很清楚的。然后，经过将近100年的努力，先后祭起疫苗、抗生素和杀虫剂三大法宝全力出击，“传统的”传染病才被一一成功射杀，人类社会终于迎来了医学社会的高光时刻。

譬如天花——历史上首个被宣布“已经消灭”的传染病。洛伊斯·玛格纳（Lois Magner）指出：在能够确定天花病毒的特性之前，“科学家们已经提供了预防接种的潜在的最重要而又极富戏剧性的范例。”有趣的是，预防天花，早前接种的是“人痘”，所用的办法是“把感染天花（病毒）的棉花棒插入鼻孔”。在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一书中则提及：这种方法在11世纪早期就从印度引入中国，而后变得特别流行。但是，直到18世纪才进入欧洲医学界的视野。然后，直到1796年，爱德华·詹纳（Adward Jenner）用更为安全的牛痘预防天花获得成功。又过了180多年，WHO在1980年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

20世纪7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后医学时代后，因为疾病谱的骤变，医学界首先要应对的是转眼间就成为人类第一杀手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但是，正当医学界及其资助者继续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去开发应对慢性病的神奇子弹未果时，之前已经被控制的传染病中却出现了具有高度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譬如结核杆菌——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病毒性传染病，诸如艾滋病毒、西尼罗病毒、埃博拉病毒、非典病毒、禽流感病毒乃至新近的新冠病毒明火执仗地接踵而来，引发了遍及世界或各大洲、各国家和地区的“大流行”，搅扰得人类社会几乎一刻都难以消停。

更麻烦的是，和“传统的”传染病不同，整个人类社会，包括医学界，对这些不宣而战的病毒了解很少甚至一点也不了解。虽然从技术上，医学界已经可以在电子显微镜下准确地将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排列出来并加以描述。但是，到了疫苗的研制环节，国际国内的口径都是至少要等18个月。至于特效药，现在常被提及的瑞德西韦、法匹拉韦和磷酸氯喹，其实如今都在临床试验阶段。要作为特效药上市，须经三轮临床测试，恐怕至少也要一年时间才得见分晓。

正因为如此，在对靶子知之甚少的前提下，神奇子弹是不可能马上泡制出来的，而且另外还有三种可能的风险：其一，在长时间等待期间，疫情可能已经过去或病毒发生新的变异，遇到这样的情况，特效药会不会不特效了？其二，考虑到新药的知识产权及其背后的赢利点，如果赢利点不确定，投资者又会作何打算？其三，即使特效药研制出来，因为研制时的高投入将市场价格推至畸高，而普通病人根本消受不起。因此，在千百年深厚积淀上研制出神奇子弹一枪毙命的医学时代的经验，如今在后医学时代或许不能再被当作唯一的路径依赖。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前医学时代，已知的传染病已成为一个纯粹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被社会大众无奈接受为“命运”。因此，对付它们，反倒可能从容地一个一个地研究，一个一个地击杀。但是，新型病毒之“新”，是以已知的急性传染病已经被降服为前提的，所以病毒“再度肆虐”是当代社会难以容忍的。譬如对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防控措施，中国的舆情还是颇有微辞。再看如今的欧洲北美，年初看中国热闹的气定神闲已然不再。因此，无论从管控疫情本身看，还是从疫情可能引发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看，蓄谋偷袭的新冠病毒是不会给科学医学留出充分的反应时间的。

三．管控疫情：当代社会可选择的路径

前一段时间，媒体上都在讨论疾病或传染病的“自限性”。根据互联网上《医学词典》的释义：自限性疾病（Self-limited Disease）是一种会自行缓解消退的疾病或身体状况，而且对人的健康没有长期的有害影响。这个说法与另一个词“自愈（self-cure）”的意义非常相近。其中微妙的差异在于：虽然所指的都是疾病，自限性似乎是从病毒的角度定义的，而自愈则是从人（病人）的角度定义的。

(一)疫苗接种就是利用病毒的自限性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对于疾病的自限性或自愈有很强的解释力。麦克尼尔认为：“对于所有的生物来说，疾病和寄生物几乎无处不在。当寄生物从某个有机体身上成功地搜寻到食物时，对后者（宿主）而言，就是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

作为“微寄生”的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内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一般有二：(1)很快杀死宿主；(2)激起宿主体内免疫反应寄生物被杀死。还有两种特殊情况：(3)遇到特殊的宿主，会使其成为带菌者，宿主本人基本不受影响，但可以传染给别人。(4)与宿主形成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虽然会消耗其一定体能，但无碍正常功能的发挥。所谓自限性或自愈，应该是指上面的第二点和第四点。人类如今对付微寄生物的方法，也有与以上认知相关的两种手段：

其一是抗生素，利用强力外援的主动进攻。德劳因·伯奇（Druin Burch）说：“这种药物的作用机理，即攻击入侵者，而不是加强被感染者的防御能力”。抗生素是“由微生物产生的一组化合物，这类化合物可以抑制其他微生物的生长甚至杀死他们”。这是名副其实的“神奇子弹”，被一枪毕命的基本上是细菌和多细胞生物。然而，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站特别强调：抗生素对病毒不起作用，而且在不需要服用抗生素时服用不但无益而且还有害。

其二是免疫，激发本身内力的积极防御。格玛纳认为：“当生物体受到一种特定疾病的侵袭后幸存下来，它会对该种疾病产生免疫力”，“保护性疫苗是利用了机体本身的保护机制。”

免疫有两种方式：自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自然免疫是指与生俱来的免疫力，但只能抵抗一般性的致病微生物的感染。获得性免疫则是通过后天感染或疫苗接种获得免疫力。疫苗是含有被削弱毒性或死亡的细菌或病毒的药物，当一个人接种了疫苗，就会对相应的微生物通常引起的疾病具有免疫力。但是，疫苗的研制和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还有免疫血清，这是感染病毒但幸免于难者产生了抗体的血清，经过处理，也能产生免疫功能，但这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病毒无处不在又看不见、摸不着，有史以来，人类在与病毒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就现状而言，对付新型冠状病毒，最有效的手段居然还是最原始、最传统的——从封闭社区到封城、封国——这种方式本质上显然是社会的而非医学的。我们来看看这段描述——乘坐船只返回到城市的港口时，所有靠岸的船队乘员均被隔离40天，通过健康检查才准许上岸。城市中也设立了防疫封锁线，严格限制下船人员的活动路线和范围。——这样的防疫措施是不是很熟悉？但要知道，这段文字实际上描述的是欧洲1346年黑死病流行时的情形。

对病毒，既然用主动进攻的抗生素不起作用，那就只有用免疫的办法了。古往今来，封锁交通阻隔交往，杜绝人际相互传染，其目标就是以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利用病毒的自限性和人类通过后天感染或疫苗接种获得的免疫力，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但是，放任自流甚或放弃抵抗会付出极大的牺牲。因为在这种政策环境中，有限的医疗资源只能用于救治危重病人，而其他人群只能靠封闭社区和社交隔离来消极等待，但其中一部分又必然逐渐发展成危重病人。所以，正确的选择必须是在社区治理和医学干预下的疫情管控。

具体的路径选择大致应该分两步走：其一，先通过封闭社区和医学干预减少传染率和死亡率，逐渐达到上述第四点的满意选择：人与病毒形成较稳定的平衡关系；其二，再争取上述第二点的最佳选择：通过接种疫苗和注射免疫血清激起体内免疫反应将病毒杀死。高福最近表示，“中国目前并没有实现对新冠病毒所谓的‘群体免疫’，现在的策略就是尽量给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争取时间”，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二)中医干预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满意选择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提供的历史资料，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中国对抗瘟疫的传统方式，其实就是在社会治理和中医干预下的疫情管理。在古代，一般只能通过后天感染获得免疫力。因此只能在疫期中严格地封闭疫区，然后尽量发挥中医药“扶正祛邪”的作用，逐渐达到人与病毒形成较稳定的平衡关系。在当代，我们则可以把最终的希望寄托在接种疫苗或注射免疫血清，激起体内有效的免疫反应最终将病毒杀死。

“扶正祛邪”，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概念，对于瘟疫也一样。所谓“正气”即对疾病的抵抗力，其中包括对疾病的免疫力；所谓“外邪”，就是外界的致病因素。中国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就指出：“正气内存，邪不干正”，就是说人只要有抵抗力，正气旺盛，外邪就难以侵入，即使侵入也能自愈，突出了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中医干预，就是一方面用中医中药来激发、调整人体的抗病能力，另一方面则直接祛除致病因素，邪去则正安，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抵抗或驱除外邪的目的，这其实和接种疫苗和注射免疫血清在思路上可谓异曲同工。

在当今世界，因为给未受感染者接种疫苗和被感染者注射免疫血清能够更加直接地迅速消灭病毒，因此从群体免疫的宏观角度看，中医干预先做到上面所说的第一步，使人与病毒逐渐形成稳定的平衡关系；等第二步接种疫苗和免疫血清研制和生产出来，便可以大获全胜了。这也决定了我们虽然很重视中医中药，但最终倡导的还是中西医结合。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在疫情初期到等待疫苗和免疫血清研发的这段时间里，中医干预比起科学医学却有比较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医学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如今媒体上常常提起的瑞德西韦、法匹拉韦和磷酸氯喹几种“准特效药”，其实目前都在试验之中。即使成功，它们也仍然与过往一枪毙命的神奇子弹不同。媒体上的说法也极其谨慎：“对于冠状病毒等多种病毒也有抑制效果”，“其广谱抗RNA病毒活性的确切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等等。这些药物多为化学合成，既要考虑其有效性，又要考虑其副作用，因此持谨慎的态度，一轮一轮的试验和审批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医中药则不同，现在常用的500多种中药都是从自然界采集的天然药物。中国社会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并留下了中国第一部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此后历朝历代对“本草”都有修编和注疏。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入1892种药物，10000多个药方。当代的中医中药，又经过建国以来的挖掘整理，去芜存精，发展至今，对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与毒性以及配伍禁忌等药性理论日趋完善。玛格纳对中药的评价是：“当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置的话，它们将产生令人惊奇的效果”。

同时，中医理论更接近哲学思维，与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西方医学有很大的不同。玛格纳评论说：“西方解剖学家研究人体就像是研究一个机器零件，相反，传统中医解剖学研究的是功能系统动态的相互影响作用而不是特殊的器官。”中医常用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等中国哲学特有的术语，系统地、辩证地、动态地描述人体功能及机制运行。同时，“中医的着眼点永远是整个身体，而不是病毒”，中医理论从来是把人体以及自然环境，当作一个整体全面认识，构成了以五脏为中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综上所述，中医诊治时疫有三个比较优势：(1)成竹在胸，不担心药性和毒性不明而出错，(2)明确诊治的不是病而是人，而且是整体的人，(3)名正言顺，没有伦理上或法律上的障碍。

因为有以上这两个特点，疫情初起，中医确实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先对病人“望闻问切”，然后参考经典验方迅速开出处方；同时又可以根据不同的人以及时间、空间加以变化，体现中医药防病治病的“三因制宜（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中医大家张伯礼在总结武汉战疫的经验时说：刚到武汉的时候，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当时大家通过对800多病人诊候的研究，形成共识——湿毒疫。所以当时方子就在脑子里了。另一位中医权威仝小林也持同样的意见：把新冠肺炎命名为寒湿疫，宣肺化湿，病位在肺和脾肾，中医就知道治疗原则了。

玛格纳指出：在实践中，中医的体系也显示了其异常的灵活性，同一个中医可能会对患同样疾病的不同病人开出10个不同的处方，而病人最后会发现大多数药方是令人满意且有效的。在武汉，中医干预采取了张伯礼称之为“中药漫灌”的方式，中医权威研制的一号方、二号方、三号方在全市、全省推广。中药比较安全，而且无论对于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肺炎，都有一定疗效的，可以通治新冠肺炎轻症、普通型、疑似病人和居家隔离的发热病人。仝小林指出：很多病人服用中药后，在1到3天之内，发热也退了，咳也减轻了，腹泻也止住了，食欲也改善了，所以对整个病情的控制，特别是向重症发展的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病情无一加重，重型、危重型患者死亡风险降低八成多，康复患者症状改善复阳率低。从轻症、重症、危重症到康复期，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三个不同阶段，构成一个完整链条。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全过程起效，彰显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对此，张伯礼评论说：“中医没有药杀死新冠病毒，但是中医有办法用中药治好新冠病人。”“中医治病的方法是把导致疾病的垃圾搬走。垃圾清理掉了，病毒没有生存的地方，自然就消失了，身体也就健康了。”“病毒和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共存，中医的做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由此可见，以中医中药扶正祛邪，就是中国在国家治理和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的管控策略的成功之道。

结    论

医学领域是一个非专业人员很难涉足的领域，因此很久以来关于疾病和医学的社会学研究都让社会学家讳莫如深。近两个月来，因躲避新冠而宅在家中，天天遭遇疯狂的信息轰炸还常常难辨是非真假，于是便想通过学习探个究竟。读了一摞书后，竟又产生了码字的欲望。

开始动笔的时间是3月8日，当时的形势是：中国除武汉外，其他地方的疫情都已缓解；但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突然吃紧。45天后，这篇文章即将杀青，形势又有变化：在中国，虽然湖北和武汉已解除封城，但累计的新冠确诊病例仍在缓缓上升。始料不及的是，全世界的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150万（4月10日），并且还看不到尽头。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累计病例都已超过中国。究其原委，科学医学在后医学时代的困顿恐怕是原因之一。中国则以中西医两条腿走路，终于闯过一关。当然，最后还是要靠科学免疫，希望有效无害的神奇子弹早日问世。

对比发达国家，德国和日本确诊病人死亡率低引人注目，前者是2.14%，后者是1.94%。差距可能与医疗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相关。中国人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和护士数是17.9人和23.1人，而德国是42.1人和132.0人，日本是24.1人和115.2人。差距最大的是护士数，德国是中国的5.71倍，日本是4.99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患者死亡率高低，护士的数量和护理的质量可能最为关键。

再回到麦克尼尔的分析框架，他把所有动物的生活方式都归为“寄生”，人类属于巨寄生，处于食物链顶端；病毒属于微寄生，处于食物链另一端。在这样的宏观视角下，“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在机体组织的各个层次（分子、细胞、生物体和社会）上，我们都可以碰到均衡模式”，“当然，如果变化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也会导致原有体系的崩溃。”

我们现在已经领教了病毒的厉害，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新型病毒大多来自野生动物，本来这些病毒与其动物宿主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平衡关系，如果野生动物与人类生活没有交集，那自然是和平共处。现在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侵犯打破了这种平衡，才导致病毒侵入了我们的生活。

中国社会虽然取得了战疫第一阶段的初胜，但也绝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近来媒体上天天警钟长鸣：疫情反扑，李兰娟、钟南山接连发出重要警告！张文宏称新冠病毒将成人类史上最难对付病毒之一！世界卫生组织预警：过早解除居家隔离，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不一而足。看起来，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更令人振聋发聩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警告：类似新冠肺炎的病毒大暴发可能每隔2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回顾历史，17年前的非典曾经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若是再往前推17年，80年代中还有一场殃及2亿人的卫生事件，那就是乙肝病毒和澳抗阳性。我们确有必要调整国家的健康治理战略，抓紧抓好公共卫生、疾病防控和健康管理方为上策。能否考虑在卫健委中设立一个与医疗服务体系并行的健康治理体系，常备不懈，只有这样，“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长期的健康战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