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奉春 | 我选择风湿免疫学，就是为了攻克疑难杂症

 百年来，“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和兼容并蓄的特色文化，激励着一代代协和人成长成才。近日，《中华英才》半月刊通过对张奉春教授的专访，展示了“百年协和，一切为民”的理念——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医：抗击疫情我第一个上，我倒下副主任们上

随着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的出现，全球新冠疫情再次面临严峻形势。参与过2003年SARS抗疫工作的张奉春教授表示：只要大家众志成城，在党的领导下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起时，尽管张奉春教授没有去武汉抗疫一线，作为内科学系主任，他每天都会来到临床一线，指导临床工作，积极协助医院组织各种医疗队伍。他认为：医生不仅是天使，更是危急时刻的战士。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以对这个职业的敬畏之心，在危险来临之际冲锋在前，勇于奉献，不怕牺牲。

2003年SARS疫情期间，张奉春教授在疫情发生后，最先报名参加了防治工作。张奉春教授在风湿免疫科的动员大会上说：我是科主任，应该第一个报名，第一个去现场，如果我倒下了，副主任们顶上……当年，张奉春教授作为鉴定组专家，负责疫情的判断和梳理，对疑似病症进行确诊。在紧张的高强度工作中，他突然发烧、胸闷、白细胞指标直线下降，被作为“疑似患者”隔离观察。当时隔离在病房里，他从窗口看到同事们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心中无限感慨。他说：只有亲临一线，才能体悟到什么叫生死考验；只有成为病人，才能理解患者的需求和心理。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党总支书记贾青介绍说：当新冠疫情来临，张奉春教授再次主动报名参加抗疫，虽然他没有被批准去武汉前线，但在后方做了大量工作。2020年大年初二，张奉春教授和贾青书记紧急来到医院，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批国家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的队员们送行。张奉春教授作为大内科专家，在北京积极参与到前线远程会诊中，提出治疗方案，组织科学救治。

▲张奉春教授与协和老教授们（前排）合影

“医者仁心”，医德是首位。张奉春教授说：在老前辈张孝骞教授、张乃铮教授等众多协和前辈的传帮带下，使我养成了以人为本，从病人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在为患者开每一张化验单、开每一味药的时候，我都会先问自己：做这个检查是什么目的？吃这个药要达到什么效果？可有可无的检查，没有必要的药品，不能从我手里开出去。

患者阿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曾经是一名篮球运动员，20多年前我在球场上突发腿疼，在多家三甲医院辗转诊治，一直不能确诊，前后做了7次手术，右小腿被截肢。随后，我的左小腿又有病发。在2000年，我辗转找到了张奉春大夫，一见面我就有一种亲切感，感觉到我有救了。第二次复诊，张大夫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说出我的病情。

张大夫为我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他说，如果诊治及时，是可以避免致残的。大约十年前，我因自主停药换药，左小腿肿痛难忍，张大夫一看病情就说：你先去急诊做处理，然后住院治疗。我到了急诊后，因为急诊医护人员非常忙，我等候了几个小时。当张大夫得知我几个小时没有得到处理，立即拍着桌子站起来，给急诊室打电话，强调了病情涉及到生命安全，急诊室应该立即诊疗。经过张大夫的精心治疗，我的左小腿很快康复了。2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找张大夫看病，如今我的病情稳定，工作生活基本正常。

崇尚医德，钻研医术

教：坚守优良传统，传承住院医优良制度

1977年，张奉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毕业实习分配时，当听说要到北京协和医院来，张奉春兴奋不已。他怀着无限的憧憬，骑着自行车从海淀到北京协和医院，围着医院转了几圈，看着青砖碧瓦的北京协和医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大学毕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40多年过去了，他腰板挺直，风度翩翩，从一名住院医成为行业翘楚。他说：来协和，圆了我的一个梦。我格外珍惜协和时光，以协和为荣。

▲与唐福林教授、于孟学教授参加学术会议

张奉春教授表示，我有幸能够跟随前辈学习，得到的是终身受用的无价财富。在一次跟随张孝骞教授查房时，我发现老先生的听诊器传导管很短，老先生总是要不停地弯腰给病人听诊，因为老先生年事已高，腰也有病，我就拿出自己的听诊器给先生用。但是张孝骞教授的回答让我终生难忘，他说：“我上了年纪，耳朵不好了，我是特意使用短管听诊器的，这样听得真切，更容易判读病情。”我在教授学生时也告诫他们：协和的人文精神、协和的气质是与前辈耳濡目染学习而来，是兢兢业业工作而“熏”出来的。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党总支书记贾青介绍：张奉春教授多次荣获北京协和医院优秀党员、国家卫生健康委优秀党员和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等称号。“我和张奉春教授搭班子工作5年，他作为一名老党员，不仅始终保持着较高的门诊量，还在党建工作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他的党史课内容生动精彩，深受大家的欢迎。在疫情最为紧张的时刻，张奉春教授在微信群里既帮助医护分享病情趋势，又为大家做思想工作，疏导前方医生的压力。”

贾青介绍，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也是协和建院百年。在张奉春教授的倡议带领下，内科学系核心组启动了老教授人文系列访谈的工作，让大家了解院史、党史。在张奉春教授的主持下，内科学系编辑出版了《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百年画册》，通过梳理学科历史，让医护人员做到学党史、知院史、忆科史、守初心。

北京协和医院是每个医学工作者尊敬和向往的殿堂，这其中的精神是什么？张奉春教授说，北京协和医院享誉中外，仅仅是因为有好的医疗设备吗？其实主要在于人，在于办院理念，一代代协和人传承着协和文化，百年来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传统。

中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起源于北京协和医院。张奉春长期坚持着“协和老规矩”——内科住院医生轮转制度、总住院医制度，不为短期利益、“提前专科化”等风潮所左右。曾经因为不能立即进入专科，有的医生辞职、有的医生调走。面对这样的情况，张奉春教授说：内科医生只有在大内科里做较长期的轮转（通常5年），处理过各种危重病人，经过各科室的学习，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内科临床基础，具备大内科临床思维和能力，才能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内科医生。以新冠疫情为例，奔赴武汉的协和医疗队医生，个个都是全科+专科的多面手，他们在分析病情时，可以综合考虑，快速反应，及时处理。从这次疫情的实战练兵上看，协和的内科住院医师培养制度被称为“大师的摇篮”是实至名归。

秉承医风，勇于担当

研：攻克医学难题，学术研究从病人需要出发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立大夫说：张老师从来没有刻意对我们进行过说教，而是通过言传身教为我们做出了样板。我读博期间跟随张老师出门诊当助手时，张老师理解外地求诊病人的心情，总是加诊患者，经常半天接诊五六十名患者，最多一次接诊到72名患者。经常是我们当学生的都饿了累了，他依然是对待每位患者柔声细语，和颜悦色。现在，我也成了副教授，门诊接诊到三十名患者时就已经筋疲力尽，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张老师是如何几十年如一日，每次门诊都保质保量、精神饱满地完成我几倍的工作量？一定是刻在骨子里对医学最深的热爱和执着。这种信念也一直感动和鼓励着我，我把老师作为终身学习的榜样，他就是我看齐的标杆。

▲张奉春教授出诊

王立至今仍对一例抢救案例记忆深刻：那是一位河南籍花季女孩，急性发病，迅速出现心肾肺等多种脏器功能衰竭，在某著名三甲医院ICU抢救多日，其血液化验指标中只有一项符合免疫疾病的特征，该院专家们排除了免疫系统疾病，进行对症处理。当患者家属拿着病历摘要和化验结果辗转找到张老师时，张老师准确地判断，此病例已经有自身免疫病的蛛丝马迹，患者病重不容再观察，即使有风险，也应该冒着风险从针对免疫系统的方向出发，尽快开始治疗，他立即给出了治疗建议。但是对方医院拒绝使用外院的治疗方案，直到患者病情急转直下，最后是拿着病危通知书转运到协和医院的ICU。张老师立即投入到抢救中，按照免疫系统疾病进行救治，不久，女孩转危为安，病情稳定出院。

王立说：事后，我们分析这个“不典型”病例时，格外佩服张老师的前瞻预判能力，在患者病情危重，各项化验指标并非十分特异的情况下，他敢于担当、果断处理，力挽狂澜般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张老师之所以勇于拍板，敢于承担风险，是因为他过硬的医术和一切以病人、病情为出发点的行医理念。

在张奉春教授的学生中，有一段特殊的师生情。“中国好医生”周南，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并主动到西藏工作后，她发现西藏很多风湿免疫病人得不到及时诊治，于是主动联系到张奉春教授，希望从母校得到支持。张奉春教授被她的行为感动，答应帮她在西藏开展风湿免疫相关的诊疗工作。

▲教师节时，张奉春教授与自己的学生合影

2013年，张奉春教授和多位专家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义诊和教学。2014年，在张奉春教授的帮助和协调下，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获赠价值百万的实验所用专业仪器和试剂，并从技术支持到收费管理等很多细节上不断地给予无私的支持，帮助科室和实验室高效运转，从而使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在原有血液科的基础之上，扩展为风湿血液科，彻底打破了藏区没有风湿学科的历史，西藏风湿病患者可以不出藏区就能得到诊治。2019年，周南医生不幸意外去世，张奉春教授万分惋惜。但是他仍然一直关注着藏区风湿免疫学科的专业建设，经常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血液科主任医师白玛央金沟通交流。

张奉春教授迄今已在业内顶级期刊发表原创性论文400余篇，特别是在干燥综合征(SS)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汉族人SS的遗传基因位点，并系统概括了中国人区别于其他国家种族人群SS的临床特点；发现了原发性SS的B细胞中EPSTI1蛋白的表达，并首次揭示该蛋白调控B细胞异常活化的机制。该发现发表于风湿病学顶尖杂志《风湿病学年鉴》（AnnalsoftheRheumaticDiseases），是协和风湿免疫科团队在风湿病发病机制领域的又一突破性科研成果。他还在SS相关疾病和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14年队列研究中，证明中国人对治疗药物的反应平均时间为6个月，而不同于西方报道的12-24个月。这一发表在国际顶级肝病杂志（Hepatology）上的成果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标准。

现在，张奉春教授依然坚持每周三次出门诊，他说：“我刚刚参加工作时，看见一些老教授80多岁了，还在出诊，还在教学，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理解了先生们，因为我的生活也不能离开协和。小时候，我曾把协和医院当作一个传说，现在看，百年来北京协和医院就是一个传奇，我相信协和下一个百年一定更加辉煌。”

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