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肾病大师邹云翔，我的治病恩人

作者  樊蓥

我目前从事中医临床，治疗危重症、疑难症，确实帮助了不少病人，面对病人的感谢，令我时时想起我的恩人邹云翔，我常常默默地在心里感谢他，如果不是他，我不知是否还能健康地“为人民服务”。

他治愈了我的肾病

我是在14岁的时候，也就是1977年，当时是一位南京市第十三中学初二学生，到南京郊区一个果园“学农”劳动。两个星期之后出现严重的浮肿，乏力。在南京的鼓楼医院住院治疗，当时经过多项检验，包括放射线肾图等，诊断为慢性肾小球肾炎。经过抗生素、激素和利尿剂治疗，恢复不良。当时医生的意见是：以后可以透析，甚至肾移植嘛。

为了治疗，我父母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看了中西医很多专家，也看了一些民间医生。主要在当时的南京市中医院谢昌仁先生处看病，服中药两年多，也服用过傅宗翰先生和南通朱良春先生处方的药；

当时南京工学院（前身是中央大学，现在已经改名为东南大学）一个总支书记张光生（一位祖传中医，后来调到安徽某军任政委）也给我看了半年病，有些起色；但总是起伏不定，一是浮肿乏力、二是肾功能检验不好、尿检不正常。之后经人介绍，找邹云翔先生治疗。

邹云翔，中医肾病真的大师

当时邹先生已经80多岁，耳朵已经有些背，虽然夏天仍然穿着冬衣；当时其孙子邹伟俊和邹先生的博士生王刚是其主要助手。邹老每周只有一个半天干部门诊，我才十几岁，而且是平民，当然不符合邹老所看病人的条件，但久病不愈，求医不易，邹老破例让我每周来诊。经过大约半年的治疗，我的病有了很大起色；后来在邹先生和其女儿邹燕勤（也是一位传奇医师，她五十年代已经在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又在当时的中央领导的建议下到中医学院再学五年以继承其父学术）的治疗下完全康复。

我因为肾病，休学一年，然后三年都是半休，是中医治好了我的病，在治病的同时，我对中医产生兴趣；我随张光生学习中医（也就是大约15岁左右），他指导过我学习过中医基础、诊断和方剂歌，以及文革期间的中草药手册、针灸手册。我于1981年以当时最高分，唯一志愿入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读书。邹云翔先生已去世多年，今天又一次想起他，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以志不忘。

邹云翔的人生

邹云翔（1896-1988）从师于清代名医费伯雄高足刘莲孙先生及孟河名医丁甘醇之子丁仲英先生。他历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50年代后，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师。1978年授予中医内科学一级教授。曾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中央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是1982年国家学位委员会首批公布的博士生导师。中医肾脏病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邹云翔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出生于无锡县周新镇(今东降镇)邹家弄。1914年9月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1916中7月毕业后，曾执教于周新镇小学。他有广泛的爱好，平日教学之余阅读了大量的经学、史学、古典诗词和医书。

1925年夏天，周新镇一带发生了一场比较严重的瘟疫，他的母亲和几位乡亲被传染病夺去了生命。邹云翔悲痛之余，目睹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无法抗御疫病的状况，愤而弃教习医。他去武进拜孟河费伯雄的高足刘连荪为师，刻苦攻读我国古代医书和名家医案，掌握了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治病要领，深得刘连荪的喜爱和赞赏。

1929年他回乡行医，对于贫苦病人常常不收诊费。不久，无锡又瘟疫流行，他日夜不分地奔忙于附近的大小村巷，抢救病人，为乡亲们所称颂。

就在他行医期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了《废置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及《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等错误仪案，激起了中医界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邹云翔一面撰文予以批驳，一面去南京呼吁请愿。政府在愤怒的舆论面前，不得不改弦易辙，只得以“设立中央国医馆”来消弭群众的反对声浪。

1935年，邹云翔应上海中医协会理事长丁仲英之聘，去上海主编《光华医药杂志》，并在丁仲英的诊所应诊，向丁仲英学习，借以提高自已临床经验。他在主编《光华医药杂志》时，重视中医药学家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提倡中医学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反对派别之分，门户之见。他说“医者应无派别之分”，尽管在医学理论上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可以通过讨论，互相提高。一个善于探索的医生，绝不能固执已见，应该博采众家之长，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比如对于金元的四大医家各有所长，后代有些医人在学习时往往有所偏重。邹认为，金元“诸家并无所偏，而偏者不善于学诸家之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各界组织了中医救伤医院，邹云翔担任了该院内科主任。不久随该院内迁武汉、重庆。在内迁途中，他向中医喉科专家张嘉炳学习喉科医术。至重庆后又拜著名中医学家补一为师。因此，他的医术日见进步，掌握了中医内科、妇科、儿科、喉科各方面的知识。他对肾病的诊治钻研尤深，因而在重庆声誉鹊起，求诊者不绝于途。

1942年，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王昆仑聘请邹云翔担任该会义务会医。邹云翔在政治上倾向于民主进步，同情和支持中苏文协的进步活动，欣然接受了这一聘请，他在担任义务会医期间，不顾特务们的盯梢跟踪， 不畏反动分子的威胁恫吓，经常为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义务出诊。

当时担任《新华日报》编委的戈宝权同志患肾病，病情严重，全身浮肿，已有腹水。西医对此束手无策。这时戈宝权已奄奄一息，睡在新华日报社的职工宿舍内。邹云翔得知后，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毅然前往诊治。经过他的精心治疗，戈居然起死回生，数月后恢复了健康。消息传出，成为山城一大佳话。郭沫若在《申述关于中医科学化的问题》一文中以此为例，驳斥中医不科学的谬论。

抗战胜利后，邹云翔回到自己的家乡，开设诊所，他虽然誉满重庆，但在无锡却不大为人所熟悉。

解放后的邹云翔

1953年王昆仑写信给无锡市有关部门探听他的下落。这时才引起无锡中医界的注意。翌年江苏省筹建中医院，邹云翔应邀参加了创办工作。中医院成立后，他先后任副院长、院长。后又兼任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同时他又是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

工作繁忙，但他坚持医学理论研究和定期门诊。

1954年，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医肾病小组，开展了对中医药治疗肾病的研究。

1955中，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医肾病疗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肾病的中医学专著，在医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还根据多年来治疗的经验，创制了治疗肾病的中成药。“保肾丸”这对慢性肾病、肾功能不全有显著疗效。

邹云翔在中医学理论上主张“治病必求其本和必须有整体观念”，入手对诸种脏器进行综合调治，因而疗效很高。 

邹云翔常说：“见同行中有一技之长者，必登门求教；凡自己未能治愈的病人，转至他人治愈者，必请教学习。”

他对于古代医书、名家医案不断钻研，一有余暇，总是手不释卷。他常对人说：“人活着就要学，学无止境。” 

邹云翔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导学生“师古而不泥古”，要把前人的经验融会到自己的实践中去，从而取得新的见解。1982年，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首批确定邹云翔为中医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目前，经他教育、传授的学生，不少人已成为我国中医界具有较高水平的人。 

作者 樊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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